货币的形成，是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必然产物。货币的发展是根据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而发展的。不同时期的钱币有不同时期的文字和特点，本书从《华夏之路——文物里的中国通史》中选取了十件古代精美的陈设品，做成明信片，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呈现给读者。比如，这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宋子三孔布。三孔布为圆足，布首和二足上各铸一圆孔，面上有“宋子”二字，系铸币的地名；背文“十二铢”系该币的重量。而这铜贝币是战国时期楚国的。铜贝币系仿照磨去背面的海贝铸成，面部铸有阴文，俗称“鬼脸钱”或“蚁鼻钱”。这是楚通用时间较长、流行地区较广的一种货币。

《镌刻的峡 三峡石刻研究与保护（研究卷）》作者从人地关系视角入手，根据三峡地区特点，围绕“山”、“水”、“人”三个关键字，通过实物资料的整理、研究与大量文献资料的查阅、研究，对三峡石刻进行了具有一定深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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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为绘画部分中的墓室壁画魏晋南北朝阶段。本书分两条时间线，一条是发掘发现的时间线，即从20世纪初叶至1949年的魏晋南北朝墓室壁画的发现和现代的相关发现，另一条时间线即历史的时间线索。从这两条时间线，分别介绍了东北、西北、辽东、辽西、高句丽、江南及南方其他地区的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室壁画的考古发现。并对发现展开了研究，探究墓室壁画背后的文化渊源，从研究中解读壁画所反映的时代精神、信仰、社会生活状况，并从中总结了佛教流入的历史；从丧葬习俗看社会文化，从随葬品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看移民风俗与文化交融；从墓室壁画观察到生活细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室壁画虽然至今都只有吉光片羽的发现，但涉及的地理区域之广大，题材内容之丰富，艺术风格之高超，不仅帮助今人尽可能的了解古人的生活、精神信仰等各个方面，更是对今人识古辩古进而思古师古都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于美术史来说，这一时期的墓室壁画承前而启后。前承秦汉之魂，后启隋唐之魄。艺术风格的变化，题材内容的更迭，都体现了这一特征。艺术发展有继承性和延续性。北朝后期北齐北周的墓室壁画对隋唐时期的墓室壁画的内容、风格、构图布局等各个方面均有着直接而深远影响。有研究者更是明确其与关中初唐壁画墓的传承与变化关系。认为汉魏时期墓葬结构多倾向于模仿现实居室，墓室壁画除顶部的天象图或四神图较为稳定外，墓室和甬道壁面上以分栏分框方式表现宴饮、百戏、车马出行等内容，布局上较为随机，不同空间的活动并存，整体上讲不是严格同墓室结构一般再现墓主人生前家居活动场景，而是主要表现祭祀的场面和对墓主人生前行迹的追求或是对儒家道德的图解以及西王母为主神的仙境。到北朝后期墓室壁画的布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由分栏式、多空间的壁画场景格局，演变成壁画总现实性图像相互协同表示一元化空间的贵族宅院内外场景的布局方式。

永乐宫是我国一组著名的元代道教建筑群，原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县城东南一百二十里的永乐镇峨嵋岭下。1951年下半年，永乐宫在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织的山西省古迹勘查工作中被发现，因其保存规模宏大、格局完整的元代道教建筑及大面积精美的元代壁画而轰动一时。1956年，三门峡水库建设，永乐官位于淹没区内。鉴于永乐宫在美术史、建筑史、宗教史上的重大价值，为了保护这一弥足珍贵的文化瑰宝，当即决定将其整体搬迁保护。经大量的前期研究、现场勘察和比选，于1959年3月确定将永乐宫由原址搬迁至位于原址东北方向、距原址20公里左右的芮城县北侧3公里的龙泉村附近。文物异地搬迁保护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保护类型，是极少采取的一种保护方式。永乐官迁建工程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百废待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该工程集全国之力，涉及多部门、多学科，无论从组织形式、保护理念、工程技术、工程管理诸方面均具有开创性，为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文物保护工程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壁画搬迁保护方面，在20世纪50年代没有任何壁画保护工作经验可以借鉴的情况下，集思广益、自力更生，创新研发出一套完整的壁画揭取，包装、运输、加固、修复、安装的技术路线和方法，成功揭取了约1000平方米的壁画及棋眼壁，并完整安装在新址，是我国文物保护历史上的一次壮举。

《黄帝陵·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把黄帝陵放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歌颂了人文初祖轩辕黄帝的赫赫功德，记述了历朝历代对黄帝的祭祀活动，从理论上论证了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的开端，展示了黄帝与中华文化的渊源关系。万里寻根，历久弥新，黄帝陵始终寄托着中华儿女对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开创中华文明的绵绵赤心。黄帝陵是中华民族的血脉认同，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

《中国老翡翠（套装上中下册 十七至二十世纪中国翡翠艺术）》是以器物图片为主体，系统展示17-20世纪中国翡翠工艺品的图书，其中著录器物的时代、名称、材质、尺寸、造型、纹饰及题材寓意等基本要素，其他不作考释。《中国老翡翠（套装上中下册 十七至二十世纪中国翡翠艺术）》分卷原则上以器物类别划分为五类，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设编委会、目录、图版目录、总序、专论、图版，其余各册只设图版目录、图版。《中国老翡翠（套装上中下册 十七至二十世纪中国翡翠艺术）》选取了17-20世纪中国以翡翠为材质加工制作的工艺品，全面系统地反映中国翡翠工艺品的材质、题材、种类、用途和加工工艺，体现了这一门类文物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中国老翡翠（套装上中下册 十七至二十世纪中国翡翠艺术）》收录藏品全部来自于瑾瑜山房收藏。其来源于国营文物商店、国内外文物艺术品拍卖行及面向社会征集的流散器物。《中国老翡翠（套装上中下册 十七至二十世纪中国翡翠艺术）》中藏品的定名依照时间、质地、工艺、纹样、器型为主，个别名称参照业界通用名称。《中国老翡翠（套装上中下册 十七至二十世纪中国翡翠艺术）》图版中器物图片凡一器多面展示时，正面、背面、底面、侧面之间以短线示意。局部放大图则加以背景色以示区别。《中国老翡翠（套装上中下册 十七至二十世纪中国翡翠艺术）》中文物的时代采用传统中国朝代名称纪年方法表示。《中国老翡翠（套装上中下册 十七至二十世纪中国翡翠艺术）》中度量衡和数据均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单位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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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胎珐琅器和外销银器是广东省博物馆杂项类中的两大特色收藏。它们都采用金属工艺，是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见证物。由于地缘关系，广东省博物馆近二十年来有意识地开展相关的征集和研究工作，使铜胎珐琅器和外销银器的收藏已渐成规模并自成体系，期望借此书出版之机会展示岭南特色工艺技术的风貌，努力呈现17世纪以来全球视野下的海洋贸易发展、文化技术交流和社会经济变迁。这些与世界潮流同步、外表亮丽的“中国制造”，承载着中国工匠勇于突破传统、融贯中西的创新精神，奠定了清代广州作为中国与世界“桥梁”的重要地位。几千年前人类已开始采掘、冶炼和使用银、铜等金属。人们利用金属材质稳定、延展性强的特点，采取模具铸造、锤鍱打制等方式制造出所需要的金属器物形状，因此金属器物的主体，常见的有铸胎和锤鲽胎两种。广东金属类矿物资源非常丰富，汉代就有铜矿相关的记载。广东金属工艺亦有悠久的历史，曾出土不少青铜器、铁器等，例如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过上百件技艺纯熟的金银器，采用铸、压、锤打、镶嵌等多种工艺。广东出土的金属工艺制品不少具有明显的异域风格，如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金花泡、银盒，南朝时期遗址中出土的波斯银币及波斯萨珊王朝金银器，“南海一号”南宋沉船中发现的金项饰、嵌宝石耳环、金耳环等，皆是中外贸易中金属工艺交流的见证物。可惜囿于文献的匮乏，研究者尚未能发掘出更多金属工艺制作及其技术发展的资料，亦缺乏相关科学技术交流的信息。铜胎珐琅器和外销银器属于中外工艺技术融合的一体两面，恰能弥补过往学术研究的空白，解锁海洋贸易时代科技传播的奥秘，揭开一部亮丽璀璨、波澜壮阔的交流史。

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便利的交通、亦农亦牧的自然环境，使这个地方成为历代重要区域，从五六千年前的海生不浪文化到历代相沿不衰的政权设置，托克托保存着丰富的文化遗迹，如云中故城、黑水泉古城、东胜州故城等等。托克托博物馆所藏文物，大多出土于这些文化遗迹，涵盖各个历史时期。种类包括石器、铜器、瓷器、铁器等等，这些文物是托克托悠久历史最直接的体现，是托克托县商贸发达，各民族的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的实物资料。本书将托克托博物馆馆藏精品文物进行整理并出版图录，以此弘扬博物馆藏品所具有的当代价值和历史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