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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唐代帝陵为中心，讨论了汉唐宋时期帝陵陵园结构的演变，以及汉唐宋帝陵及西夏陵陵地的布局原则。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帝陵有着其内在的承袭和发展的脉络，这不仅表现在陵园结构及其名称的继承上，而且还表现在汉、唐、宋时期对帝陵陵地中诸陵相对位置关系对五音昭穆制度的采用。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和翔实的考辨，以唐陵布局为切入点对唐陵制度进行探索，并成功地将唐陵布局的空间跟帝国的统治秩序相联系。认为其核心精神是“斟酌汉魏，以为规矩”；唐陵布局及其变化蕴含着帝国的政治及礼制；而汉魏至赵宋帝陵制度延续性和多样性的统一则体现着共同的政治伦理，是传统社会共同的历史文化精神影响的产物。

东汉明帝永平求法，佛像由此传人中国。汉末桓、灵帝时，宫中设华盖以祠佛陀、老子，佛像为上流社会所供奉。三国时康僧会从交趾届建业传播佛法，“营立茅茨，设像行道”，佛教信众广及民间。中国其时已知供设佛像是印度佛教之必需，汉籍中称佛教为“像教”，这就是起因。寺院、石窟乃至于瘗埋的明器上塑绘铸刻的佛教图像，是佛教为像教的明证。佛教从印度进入中国，离开了印度文化的语境，落足于新的土壤上，依草附木是佛教生存和传播的策略，像法和佛法就成了相互维护、彼此照应的内容。从汉代佛教图像的初传到唐宋中国化佛像样式的确立，中国佛教美术经历了几轮的改梵为夏，图像与样式是其中的关键词。从佛像传播的角度去看待这一过程，图像与样式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远不仅是绘塑本身，也远不止于窟寺、塔庙及其像设形貌。在这形形色色的背后，显示的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心路，类似于丹纳说的“精神气候”，它的变化决定了这种或那种艺术的出现。道释画的兴起即由精神气候所生，而图像与样式则是它的“表候”。《图像与样式（修订本）：汉唐佛教美术研究》即以图像与样式为题，将不同时期发表的汉代至唐宋时期佛教美术的论文串连成编，一方面用以勾勒佛教美术中国化的文脉源流，另一方面从美术品的遗存中寻出图像样式作为关键词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作用。讨论的问题虽是专题式的，有大有小，但展开的是美术史的常识系统和回到常识的方法。

本书以馆藏青铜器、铜镜、印玺及砖瓦陶文为主，以品相完好、铭文清晰且具备一定历史文献价值为入选标准，依类比属，按历史年代排序，对其铭文及历史价值尤其是与城市历史文化相关的内涵进行阐述。本书甄选馆藏除碑刻之外的有关刻辞铭文类文物200余件，从铜器扩充至青铜器、铜镜、印玺及砖瓦陶文等，率以品相完好、铭文清晰且具备一定历史文献价值为准则，依类比属，按历史年代顺序排列，考稽叙述，编纂成册。本书以记录、释读文物本身铭文刻辞为主旨，条目命名力求体现铭文内容与特点。所辑之器，为出土或传世之物，时代从商朝延续至清代，铭文或多或寡，多与广州历史文化密切相关，与广州博物馆基本陈列“广州历史陈列”主题一脉相承，相得益彰，可视为该展内容的补充与延续，为观览研习者提供参鉴。

“华章重现——曾世家文物特展”遴选汇集了曾国遗址近10年来出土的丰富而精美文物，是曾国出土文物精品首次大规模在疫后展出，全面呈现了西周早期到战国中期的曾国青铜文化面貌。特别是去年从日本成功追索回国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的参展，为展览的高水平举办给予了有力支撑。本次特展，既能够完整地反映曾国历史文化，为广大人民群众呈现高水平的文化大餐，更能够发挥宣传教育作用，使海内外观众更加广泛关注流失海外文物追索，为以后更多的成功追索凝聚更多社会共识和有生力量。期待湖北文博战线充分发挥文物事业提振精神、凝聚力量、带领发展的特殊作用，为湖北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汉画总录》安丘卷编号为SD-AQ-001-001到SD-AQ-001-119。安丘汉墓是一个整体，编号按一石一号。这个编号反映考古器物的件数，一如散存的画像石，不反映画面图像组合关系。这次《汉画总录》安丘卷的著录工作，参考了郑岩和姜彦文两次著录报告。根据《汉画总录》的总体规划，除了按照既定的学术规范和著录格式进行重新编辑，这次编辑的主要特点是对安丘汉墓做了一次三维扫描的实验，以探索进入现代学术和现代技术之后，如何对汉画进行记录。这是一个全新的问题。今天使用高清扫描来进行记录，使汉画著录和研究进入全新的阶段。我们的做法是按以下顺序来进行尝试：首先对所有图像进行扫描，其次是用扫描数据来建造整个墓葬的结构，最后是在研究中对这个结构进行比对、置换和重新组合。虽然这个技术介入较晚，还没有在发掘之初复原搭建或回填之前对每一块构件进行扫描记录，储存完整和精密的数据以备后用，只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对暴露在外的画面进行扫描，无法记录构件石块之间的叠压、拼合的细节和构件自身的形状，所以扫描只是对安丘汉画墓葬内部“表皮”的记录，但这是《汉画总录》安丘卷编辑促进发展的总录编辑新的方向。

“南海Ⅰ号”宋代沉船的发现、打捞和发掘是我国水下文物发掘与保护事业的里程碑事件。为了解“南海Ⅰ号”古沉船遗址的环境变迁及其与沉船保存状况间的关系，在海洋无脊椎动物鉴定分类的基础上，本书应用动物生态学、动物地理学、环境生物学的理论和技术分析了堆积在沉船遗址沉积物中的无脊椎动物遗骸的组成、数量的水平分布和垂直分布，利用多项生态学指标分析了沉船遗址的时空变化，以及无脊椎动物对沉船木质文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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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韦氏家族是一部传奇。早在北魏末年，韦氏已世为三辅著姓。韦氏家族，位显族大，声势烜赫，出将入相，人才辈出，甚至与皇室互婚，参与朝枢，在北周、隋、唐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凤栖原，自汉宣帝筑少陵后就有了少陵原的别名。该原东西横亘，高于潏河水面约五六十米，亦高于西安城区，是一处秦岭做屏、俯望樊川、北偎神京，地势高敞的风水宝地。 为配合基建工作，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四五年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将郧公房一系墓地次第发掘，发现了金、银、铜、铁、玉和陶器、瓷器、石墓志等，珍贵文物以千百计，发掘工作成果颇多。 墓志，记载着志主的家族渊源阀阅，一生的作为事功，命运跌宕，际遇否泰，迁官履历，婚姻关系及子孙衍庆。是当时人记当时事，自家人说自家人，鲜活、真实、详细，可视为历史人物档案，是无与伦比的第一手史料。既使名不见史传品级低的官员或亲属，以及普通人的墓志，也能反映社会现实的某些侧面，所以墓志为历代所珍重。 这批墓志铭的撰文者与书写者，如长于文史的纪王李慎、文史学家和图书馆学家韦述、文学家及诗人卢之翰和卢纶父子、刘祎之等，都是有学问享时望的文化人，作品难能可贵。有的虽未署名，但从志文水平看，其学养功夫了得。至于志石精湛的雕刻，美丽的装璜，更不待言。这批墓志铭，极大地丰富了历史文献宝库，使某些历史人物的传记得以充实，若干历史事件更为明晰、厘清。其中的《秘书少监刘应道墓志铭》，是我国古代文化史最重要的一段文献，湮没于历史长河一千三百多年。刘应道是修史、编辑宫廷文书、音乐艺术和整理古籍文献、检校《四部群书》这部大类书的主编，是古典文献的大功臣。《长安凤栖原韦氏家族墓地墓志辑考》收录六十三名志主墓志，在史籍文献、图书资料、文学诗学、社会文化、门第阀阅、军事政治、中外关系、民族关系、风俗习尚、人情世道方方面面，意义十分重大。 墓志中有近乎五十方志主或志文中有关人物，事功卓著，身份高贵。《长安凤栖原韦氏家族墓地墓志辑考》为竖排式繁体字。体例：首为绪论；后简报考古发掘时间、地点、经过及收获；例举说明诸志在史籍文献的重大价值；对全书做一综述。每文首述墓志来历、出土状况，次录文、考释。考释文先解读典故、词语，弄通文义；次为撰文人职官、履历及与志主关系；再次志主之官职、权责、品级、升迁、事功，以及志主和志列各人与史籍对照，摘其异同，阐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