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经济和社会的飞速发展带来了博物馆的数量和质量上的巨变。截至2019年底，全国已备案博物馆达5535家，博物馆体系日益完善，功能质量逐步提升，社会影响力不断增强。这一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是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各界公众的广泛关注，同时也离不开中国博物馆界与国际博物馆界不断深化的国际交流与合作。2021年5月，国际博物馆协会藏品保护委员会第19届大会将在中国举办。ICOM-CC大会是国际藏品保护人员、专家学者及机构重要的学术和技术交流平台。此次大会是继2010年上海国际博协第22届大会之后，中国举办的又一次水平高、规模大、参与广、影响力强的国际博物馆专业盛会，对于提升我国文物保护特别是馆藏文物的保护水平有重大意义。适逢此次大会，《博物馆藏品保护英汉词汇手册》的出版，将为我国文物保护工作者更好地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提供帮助。

造物在揭示古代文化内涵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在弥合传统文化中宏观概论与微观探究之间的鸿沟上起到了很好的联通（缓解张力）作用，以造物为中介，传统文化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争议得到了很好的梳理。 以“器物研究”为关键词，全书内容可以概括为三大类：第一类为器物名物研究，包括名物考证以及对器物的铭文、图案、刻划、功能的研究等。第二类为器物源流研究，包括探讨器物的形制和意义的产生、演变状况，以及特定器物适用的环境、对象以及使用的方式、时间等问题。第三类为器物周边研究。包括器物与特定文化、事件、现象、信仰之间的关联研究等。 按照时间顺序，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先秦时期器物；第二，秦汉时期器物探讨；第三，秦汉以降器物研究。 第一，先秦时期器物。张闻捷（厦门大学历史系）对周代的“行钟”与“行器”进行探讨。 董珊（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从作册般铜鼋漫说“庸器”，进而补说并阐发有关器物的性质，提出这类器物从功能上可以称为广泛意义上的“庸器”，可视为一种特殊的礼器。 韩鼎（河南大学考古文博系）将现藏于日本泉屋博古馆的神人纹双鸟鼓的纹饰与商代相关器物结合，对该鼓的纹饰特征进行系统认识。 陆军（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从对《周易》与《说文》的追记入手，通过对系辞引文的分析，对文字体系形成之前饰纹体系的造纹依据和取象模式做一了说明，认为中国饰纹体系初成时期奠定的造纹依据是仰观俯察，权衡物我，取象模式则是观象取则，依类象形。 沈骞（江苏南京博物院）赞同新疆和田玉在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内涵，是丝绸之路文明的重要载体的观点，结合叶舒宪先生的“玉帛之路” 概念，从考古与古文献资料出发，对丝绸之路上历代（先秦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宋辽金元时期、明清时期）和田玉的开采和输入中原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探讨。 苏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楚汉文化传承的背景说雄戟，选取雄戟这种兵器切入进行剖析，考察具体器物与文化观念的流传演变。 王拓（苏州大学艺术学院）主要对“绳墨”进行考释。先对“绳”“墨”进行释义，然后结合历代文献对“绳墨”的记载，认为“绳”与“绳墨”表示的是两种不同属性的事物。徐东树（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从工艺制度探讨周秦之变。从工艺制度这个有效的视角可以发现，周秦之际涉及政治与经济制度的大变迁，部分涉及意识形态的变迁，但不同于商周之变涉及了核心价值的变迁。第二，秦汉时期器物探讨。陈颖飞（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要从式盘起源发展探研秦汉天文占观念的变迁。 陈长虹（四川大学博物馆）着力对古代墓葬装饰中的梳妆图进行探讨。 顾颖（江苏师范大学）结合东汉解注瓶与汉代墓葬探讨其中的北斗信仰。 聂菲（湖南省博物馆）关注长沙马王堆汉墓，在前贤时彦的研究基础上，以一号墓北边厢随葬器物为例，视其为墓葬的一部分而加以梳理与分析，并尝试对随葬器物的象征意义进行阐述，进而以随葬器物的组成方式及空间营造的特点为中心展开讨论，拓宽随葬器物与环境的研究视野与范围。 张翀（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重新检视西汉刘胜墓出土的一种可以相套在一起的铜器，着眼于铜器这种极为精细的制作方法——叠套，并对其制作传统做简要讨论。 周繁文（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关注秦汉时期岭南地区的联体陶器，系统整理了两汉时期岭南地区所出五联罐的分布、形制、共出陶器、墓葬形制，进而探讨以五联罐为代表的各类联体器的工艺渊源、文化属性和器物功用，提出它应该是一种南越国时期在外地工艺冲击下出现的本土化产品，与“边地半月形地带”和环地中海地区的kernos可能存在渊源。 朱浒、段立琼（华东师范大学艺术研究所）通过对中国境内出土汉晋时期有翼铜人的研究，并对考古发掘与馆藏及少量民间收藏铜人进行系统梳理，得出汉晋铜人主要分布在丝绸之路沿线，呈由西向东分布。第三，秦汉以降器物研究。陈冲（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将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考察置于考古学视野下，以典型遗迹单位出土资料为本，运用器物形制分析与组合排比的方法，结合纪年资料，廓清明代早期民窑青花瓷的年代序列。 胡嘉麟（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以淮安总管府儒学为例研究宋元时期的礼器。 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着眼于魏晋的清谈活动中的一种著名器物麈尾，在赵翼、贺昌群、范子烨等人的研究基础上，结合考古文献资料，重点考察麈尾的源流及其所体现出的六朝士人的审美意识。 彭圣芳（广州美术学院工业设计学院 ）探讨明代造物中的“崇古”与“追新”意识。 汪晓东（集美大学美术学院）以樏为研究对象，厘清从商至清，樏的造型、名称与功能随着社会的变迁产生的变异。 吴若明（南开大学文学院东方艺术系）探究晚明外销装饰图像的西学东渐。

大运河是春秋以降在中国中东部跨越若干流域、沟通南北的水路，对中国政治的稳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四十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大运河沿线的考古工作中，发掘了一大批重要的遗址，整理了前所未有的新资料。同时，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利用考古资料、文献资料，从经济交流、水利工程、河流形态、城市景观、文化遗产保护等各个方面，拓展了大运河文化的研究，推动了大运河的保护和传承。

本书为北京市朝阳区孙河、望京、单店、常营、黑庄户地区配合工程建设的考古发掘报告集。在上述考古发掘中，共发掘唐代墓葬1座、明代墓葬4座、清代墓葬80座，出土了陶、瓷、铜等不同质地的文物，丰富和完善了北京东部地区的考古学研究资料。　本书可供从事考古、文物、历史等研究的学者及相关院校师生阅读和参考。

本书是首任敦煌研究院院长、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先生与日本著名思想家池田大作先生有关敦煌艺术及东方文明的长篇对谈录。对谈从池田大作于第五次访华时（1980年）与常书鸿相识开始，收录了两人在北京、东京两地间往返的书信。两人围绕敦煌，谈古说今，讲东道西，就中外艺术史、东方文明、世界和平等展开讨论，新见迭出，精彩纷呈。此外，他们还谈到各自的志趣理想、人生经历和彼此的友情。言谈话语间，表现了两位作者让人感佩的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同时展露出敦煌艺术的崇高之美和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

敦煌藏经洞的古藏文文献，被英国斯坦因（1905年）和法国伯希和（1911年）分别掠取了泰半，其余散出部分大多分藏于甘肃各地博物馆。《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将全部甘肃所藏收录出版。配合我社正在进行的法藏、英藏敦煌藏文文献，将基本完整重现敦煌藏经洞流出的藏文文献。

本书收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谢端琚先生在30余年工作中陆续撰写的30余篇学术论文及田野考古调查、发掘报告。内容涉及“新石器时代考古”“黄河上游史前考古的回顾与展望”“黄河上游史前文化玉器研究”“马家窑文化遗存”“关于齐家文化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宁夏史前考古”“甘肃东部史前文化”“马家窑文化渊源试探”等。皆根据田野考古发掘所出土的实物资料、参考有关古文献资料撰写而成。本书可供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和文物等部门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本书主要介绍故宫里的国宝以及它们的命运。主要包括20世纪30年代的国宝文物南迁、西迁，三希堂中三件稀世墨宝的来源及流传，《四库全书》的编纂、储存、流传过程，黄公望及其《富春山居图》的创作背景、过程、传奇命运，以及溥仪盗窃的宫内国宝文物以及流传、收回状况。书中除了可以看到故宫国宝文物的传奇经历外，更配有大量精美的图片，集阅读和收藏价值于一身。

本书是中国考古学六讲之一，刘绪先生所著，主要讲述夏商周的考古发现，陶器、青铜器的生产制造等等。 全书分六个章节，从考古学角度探究夏商周的文明发展情况，诸如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偃师二里头文化与夏朝的关系，郑州二里岗文化与商朝的关系，西周疆域的四至与墓葬、青铜器的分布范围，陶窑结构与陶窑烧制技术的演变，青铜器式样的变化，殉狗和棺下腰坑的习俗，等等。本书也有助于非考古学专业的人士了解夏商周文明的演进，具有很好的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

内容介绍：本书介绍了世界上29座古代历史名城，生动诠释了知名古城的兴衰历史，进而探寻古城背后的古文明。分布于非洲、美洲、欧洲、近东、中、远东等地的这些“遗失的古城”都曾是古文明的繁盛之地。书中利用详尽的文字介绍、城市规划图、想象复原图以及精美的摄影作品等对古代城市进行重建，展示了大量的建筑群、庙宇、宫殿、公共和私人住宅、艺术品以及著名考古学家发现、研究和从历史中带回来的文明碎片。这本书可以说是历史上伟大的城市、城市建设的杰作、艺术和历史的宝库，是对在世界历史中留下诸多印迹的民族与文明的铭记与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