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玉图鉴》从器形和纹饰入手研究玉器的传统，在整理研究几乎所有已经发表出土玉器资料的基础上，拟选取各时代出土玉器的标准器，细致考察其器形、纹饰，总结时代本质特征，分人纹、龙纹、蟠螭纹、动物纹、组玉佩等类别，以图释典型器的形式，进行精确再现与详细讲解，并辅以变形、变体与特例补充说明，力求以图释构成图谱，形成中国古玉器形纹饰的发展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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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宫，这个唐代历史中一个特殊的场合，主宰了很多重大事件的进展。《大唐帝国的政治中心——大明宫》用十个章节，按照建筑的功能分区，介绍这个千宫之宫的主要宫殿和背后的故事，其中搭配大量图片，以点带面介绍了唐代政治中心大明宫的前世今生。作者韩海梅，长期从事大遗址保护和大明宫相关历史文化研究，结合考古发现与相关研究资料，深入浅出地将大明宫近三百年的历史娓娓道来。图书装帧设计时尚活泼，内容、文字专业但不枯燥，书中插图形式多样，细腻精致地将读者带入那个辉煌灿烂又暗流涌动的唐代政治生活。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历时千年兴灭，在中华大地留下了大量的石窟寺、佛寺等遗迹，创造出为数众多的精美造像、壁画等文物，成为历史时期考古学的一项专门分支，成果显著。除了敦煌莫高窟、法门寺地宫等s界级的考古发现，云冈、龙门、炳灵寺、麦积山等闻名于世的石窟群，近些年在山东青州，河北曲阳、邺城等地出土的造像窖藏亦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西藏阿里地区，九十年代以来也陆续清理出多处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遗迹，更新了世人对于佛教传播历史的认识。凡此种种，于普通读者可能缺乏一个清晰系统的认知。本书通过石窟寺、窟前建筑、佛教寺院、地下窖藏、佛塔舍利几项专题，提纲挈领地呈现出我国佛教考古事业的全貌，使读者对于中国佛教美术遗迹的时空分布了然于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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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辑为第7辑，收录论文27余篇，涉及博物馆论坛、考古与文物、百年党史、遗产保护、乡梓俊彦、史海钩沉六个栏目，文章内容涵盖考古学及博物馆学研究、文物及文化遗产研究、党史教育、地方文化名人研究、历史问题讨论等，旨在加强业界同仁的交流与争鸣，推动文博行业的繁荣。本书可供考古学、博物馆学、历史学专业工作者和其他相关人员阅读与参考。

本书是赤峰博物馆主办，浙江省博物馆协办，于2021年1月至4月在赤峰博物馆展出的同名展览的图录。展览将赤峰地区出土的红山文化文物和浙江省博馆藏良渚文化文物同台展出，以突显处于文明起源相近时期南北两种文化的共性与特性，共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起源格局。书中包含124件（套）精品文物，以玉器为主，按照礼器、动物形器、配饰器、生活器、玉石加工分为“礼天法地”“乐趣天成”“珠环玉绕”“社会生活”和“琢石成玉”五个单元。每件（套）器物的介绍均包括照片、尺寸、出土地、馆藏地、器物描述。书中还对同类型器物作了通识性介绍，并对红山、良渚文化的差异予以总结说明。书中器物大多数为首次出版，且将两种文化的同类器物并置呈现的方式颇为新颖，引导读者作进一步对比发现的同时为研究亦提供了便利，因此该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与收藏价值。

龙泉窑的考古工作始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陈万里先生“走出书斋”的举动不仅把龙泉青瓷纳入了学界的研究视野，也拉开了我国瓷窑址考古事业的序幕。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龙泉窑才迎来首次正式的田野发掘活动，由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开展于大窑、金村片区。丽水保定窑址虽然位于龙泉窑核心窑区的外围，但其发掘、调查活动在上述工作的辐射之下也得以展开：1928年，陈万里先生发现了这一窑址；1959年，牟永抗先生带领工作组对保定窑4号窑山进行了清理与发掘，形成了对该窑址的初步认识。之后的几十年里，地方上的文物工作者们对这一窑址展开了多次调查、整理、保护工作，积累了一定的研究材料。由于保定村所在为当地水陆交通咽喉之地，又与旧处州府治相近，加之丰富得宜的自然条件，考虑到诸多利于窑业发展的优势，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其在历史时期窑业生产、销售、流通的盛况。而这显然与已有的认识存在出入。换言之，不论是作为龙泉窑重要的外围窑场，还是作为丽水地区核心的地方窑场，目前针对保定窑所做的工作是远远不够的。对于保定窑窑业内涵的深入探索，不仅将为地方传统陶瓷手工业在历史时期的发展与演变提供实证，也将成为龙泉窑研究的重要补充。2019年与2020年又恰为龙泉窑研究的两个大年。2019年7月及11月，故宫博物院、浙江省博物馆、丽水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天下龙泉一一龙泉青瓷与全球化”大展于故宫博物院与浙江省博物馆先后开幕展出。其展品数量之多，是龙泉青瓷研究的一次阶段性成果展示，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与讨论。2019年年底，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沈岳明教授主持的“龙泉窑考古学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与此同时，丽水市莲都区文物保护管理所为深化地方窑业认识，同时加强对文物的保护与活化利用，委托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主持开展横向课题“丽水保定窑址调查研究”。

醴陵窑口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清末实业救国时期开始兴盛，1950年代末得到国家重点扶持。1964年，醴陵瓷器开始被指定为国宴餐具和国家礼品瓷，之后开始生产中南海专用餐具、天安门城楼用瓷、国宾馆用瓷等，被誉为中国当代“红色官窑”，现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其中，釉下五彩瓷是先在半成品坯上彩绘图案再施釉进入高温窑焙烧而成，瓷质极为细腻，图案画工精美，五彩缤纷，栩栩如生，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使用价值。本书所载为编者收集的近百年来的醴陵瓷器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