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沈阳故宫博物院 藏11件纺织品保护与修复的 成果。沈阳故宫博物院珍藏 的清言纺织品共约2000余 件套，它们均是清宫旧藏， 这些织绣品的等级高、种类 多、纹饰华美、织造精良。本次修复的11件藏品中包括 袍、披风、彩旗、甲胄、常 服等，均为二、三级藏品。修复项目为沈阳故宫博物院 与中国丝绸博物馆合作完成 ，本书中分专论详细介绍各 件藏品的保护与保护、修复 的过程，记录修复前后细节 ，对纺织品修复的从业人员 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温州曹湾山遗址于2002-2003年发掘，共清理发现30余座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和大范围的建筑基础遗迹，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陶器、石玉器和各类标本。遗址确认了好川文化在瓯江下游地区的分布，极大地丰富了好川文化的内涵，对于构建浙南早期考古学文化谱系序列具有重要的意义，温州的文化史也自此肇始发端。2013年，曹湾山遗址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本书对曹湾山遗址的基本情况和发掘工作进行了具体介绍，对曹湾山遗址的墓葬、灰坑、建筑等遗迹以及各地层出土的大量陶器、石（玉）器等遗物进行了详细的图文描述和梳理，并通过初步的分析对遗址内的遗迹单位和地层进行分期归纳。最后通过不同遗址间的对比，提出了好川文化“曹湾山类型”的命名。

中国古代带钩与带扣，是文物中形体虽小却比较重要的物件。虽然个体很小，但它们的出现曾经关系到古代王朝国体安危，关系到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与文化交流，更影响到现代人的生活。过去较少学者对这类文物进行研究，本书作者积40年之功，对带钩和带扣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对两类文物的文化内涵也有所发掘，论物论史论人，对于考古与文物工作者开展研究拓展思路具有积极意义。本书对文物收藏与鉴赏也有一定的指导和参考作用，可供广大文物收藏爱好者阅读。

《图解承德》（Mapping Chengde）是瑞士学者Philippe Foret于1990年代在承德工作、考察期间对承德的历史、文化、民俗、古建筑等诸多方面进行田野调查于研究基础上所作的学术总结。该书的内容包括对清代热河历史的回顾、清代热河皇家园林寺庙的营建、热河的政治意义等。除此之外，该书还提供了丰富的图片、照片和其他类型的文献资料，包括热河地区地名的变迁、历代清帝年表、承德清代庙宇的建筑年代与类型、康熙《避暑山庄三十六景诗图》分析、承德年代大事记等等。

“琼崖古驿道”是指海南古代驿道系统，主体是“环岛驿道”，加一条中路短线。自汉代海南归属华夏以来，环岛驿道以千年岁月逐渐成形，又在其后六七百岁中坚守完善，作为海南现代交通的源头，对推动海南社会发展厥功至伟，堪称海南最大的系统性历史遗存。然而，那若明若暗躲在史志边角的古驿道已成传说，不但物质实体杳然无踪，而且地貌地名也已经拉开了不小距离，笼罩在厚厚的迷雾之中。 本书力求考证琼崖古驿道每个节点的确定位置，拭去岁月尘埃，再现其走向，讲述发生在古驿道上的故事。在翔实与精炼之间、专业与通俗之间，寻一个合适的度。从已知推断未知，将案头与勘察融汇，让历史与地理结合。追溯信史意义上的古驿道既是慰藉乡愁，也是寻回历史重心，传唱千年史诗……

上海书画出版社重磅新书《史墙盘》，采用“考古与艺术”相融合的理念，结合专业摄影和拓制技术，对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文物之一“史墙盘”进行全新出版。该书在专业的学术基础之上，通过全新模式，从全器、铭文的高清图像及学术研究等方面，展现了史墙盘在书法、古文字、考古三大学科角度的价值与意义。新书采用高达53厘米的4开超大开本，200—750倍放大高清图像，以全面、立体、高清的角度，呈现这件“国之重器”的文字、造型、色泽之美，经济、文化、艺术之真。

书是关于东南亚地区发现的铜鼓的全面记述和研究，共分为六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简要介绍东南亚铜鼓的发现和研究，并对后续各章进行说明。第二部分介绍铜鼓的形状与结构，以及功能和用途。第三部分有关于铜鼓的装饰图案。第四部分是铜鼓的起源、扩散及分布情况。第五部分是铜鼓的年代，内容包括各地发现的铜鼓类型及其他相关的青铜器，并从历史文献、铜鼓的形状结构、装饰、铭文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第六部分为当代东南亚地区少数民族制造和使用的铜鼓的介绍。已有几千年历史的铜鼓是古代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国家诸多民族创造的青铜文化瑰宝，它集冶炼、铸造、音乐、美术、舞蹈、宗教于一体，是曾经的权力与财富象征的“重器”。本书是关于东南亚地区所发现铜鼓的全面记述和研究。书中首先介绍了东南亚铜鼓的发现和研究情况，其后重点介绍铜鼓的形状、结构、功能、用途以及表面丰富的装饰图案，并深入探讨了铜鼓的起源、扩散及分布情况。

全书按照文物用途、材质、主题进行分类，精选62件故宫顶级国宝文物，讲述它们的前世今生。同时穿插讲述同时期的国宝故事。一套书涵盖历史、国宝、文化、艺术等多个领域。让读者透过这些文物，了解一个更全面的故宫，进而了解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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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是中华文明产生、发展的结晶和标志之一，对中国陶瓷史的研究愈来愈受到海内外学者关注。现代陶瓷考古的先驱陈万里先生从1928年开始「八去龙泉、七访绍兴」，对浙江的古窑址进行田野调查。从1950年起，故宫博物院的陈万里、冯先铭、李辉柄等通过对全国各地窑址开展调查，采集标本，确定窑口，并校阅文献和其他考古发掘资料，特别是有纪年古墓葬出土的瓷器，建立窑口与年代标准器系列，开创了一条严谨、系统的陶瓷史研究之路。徐华烽《故宫的古窑址调查研究（1949～1999）》即以故宫博物院20世纪下半叶古窑址调查活动为研究对象，特别是利用了一批档案和日记资料，总结故宫对古密址调查的历史进程，并从学术史的角度思考其价值与得失，是一项崭新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对中国考古学史、中国陶瓷史和故宫博物院院史的总结都会产生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