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载体，据史料记载，从西汉即以石代金，用碑刻记载功德和事件。此后，碑刻无论是形制还是内容，都不断发展，成为重要的史料类别。由于它材质坚硬，相较于纸张更易保存，故而广为使用；又由于它的内容相对真实，故而成为证史、补史、纠史的可信资料。碑刻有这样的特点，广受社会各界青睐，寺庙也不例外。五台山古称清凉山，因山中五峰耸立而得名，居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佛教何时传人五台山，众说纷纭，有东汉永平说，也有北魏说。无论哪种说法，都足以说明五台山佛教历史悠久。中国古代有修史的传统，国有史，地有志，僧寺亦有树碑立传铭刻寺庙大事的习惯。悠久的历史造就了五台山众多的石刻，文字或是刻于山崖，成为摩崖石刻；或是雕于石碑，成为碑铭；或是嵌于墙上，成为石碣；还有一类特殊的石刻，就是经幢。敕谕护持、政府文告、记功颂德、记游记事、题诗抒怀，目的虽然各异，但都是前人遗留下的文化遗产，为我们研究当时、当地的社会面貌，提供了宝贵资料。例如，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是我国现存早大的建筑，1937年梁思成先生调查发现后，轰动了国内外学术界。而梁先生断定东大殿为唐代建筑的依据，正是殿前镌刻于唐大中十一年（857）的一尊经幢——《奉马国及法界众生造佛顶陁罗尼幢》。经幢第八面明确记载：“昭义军胜愿寺比丘尼宝严，先发愿于台山佛光寺造佛顶尊胜陁罗尼石幢一所，奉为国及法界众生、蠢动含灵证真常乐，及愿先亡父母神生净土。同建造石幢主剑南东川卢州浮义县高福寺比丘尼寅堦。大中十一年十月一日建造。”准确的始建年代，使这座文物有了准确的纪年，学术价值大大被提升。经幢还记载，佛光寺东大殿的施主是长安官宦人家出身的女弟子“甯公遇”。由于捐资者的身份高贵，其建筑级别也相应被提高。鉴于碑刻所独具的研究价值以及五台山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将《五台山碑刻（套装全5册）》纳入《山西文华·史料编》出版，使这些光彩煜煜的文物，绽放出方方面面的光芒，为社会主义新时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汉字发展史的研究，总体上可分为两个大的方面：一是纵向的分段问题，二是横向的内容框架问题。无论是哪个方面，都与汉字理论的建设密不可分。纵向的分段问题即整个汉字发展史分几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界线在哪里，这是需要依据汉字发展的实有情况，分析其阶段性核心特征及其转化环节而进行的。横向的内容框架问题即在汉字的各个发展阶段，研究些什么内容，这些内容的合理结构是怎样的，应该划分为哪些部分来进行研究和论述。

成汤是商王朝的开国之君。他“以虐以宽、兆民允怀”的民本理念在“桑林祈雨”的广泛流传中得到彰显，开创了华夏民族传承三千余年的雩祭传统，成为列入祖先圣贤崇拜、祀典礼制、极具影响力的圣君之一。当成对汤信仰作为特定的仪式沿袭后世，为纪念成汤恩德，邑人在境内建造成汤庙，激发了太行山两侧百姓的普遍尊崇与信奉，其影响迅速在邻省邻县扩展。特别是北宋末年，宋徽宗的敕封确立了成汤不可撼动的正统地位，据原存析城山成汤庙的元初至元十七年（1280）碑刻上刊山西、河南两省二十二个州县所建成汤行宫八十四道。到明清时已形成以析城山为中心，“南至于南河之南、北距太原之边、东极东都、西抵潼关”，以取水求雨为主旨，具有上古巫术印迹且颇有太行特色的成汤文化圈。成汤庙由起初祭祀成汤之神祠发展成里社春祈秋报之场所，甚至作为社首会商处理公众事务的政治中心。时至今日，成汤祭祀早已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晋、豫两省不少成汤庙古建筑群及历代碑碣在经过千百年风雨剥蚀、屡次兵燹摧残之后仍有一部分幸存下来。经笔者调查考证，现存成汤庙有二百余座，庙中所存碑碣三百五十余通。碑文上起宋金，下迄当今，跨越千年，承载了民间原始雩祭仪式的遗风余韵。北方民间神庙剧场的演变轨迹，也真实地记录了自20世纪以来太行地区乡村百姓的生活与信仰，不但可以进一步拓展成汤信仰的研究内容，而且全面有序地保护、开发、弘扬商汤文化，使之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坚定与从容。

《西夏博物馆基本陈列》以西夏博物馆基本陈列为主线，辅以文字、图片和模型等表现形式，图文并茂，资料翔实。《西夏博物馆基本陈列》分为西夏史、西夏文化、西夏宗教艺术、西夏社会经济、西夏陵、西夏陵传承与保护、海外藏西夏文物与西夏学研究共八个章节，将西夏时期重要的历史遗迹、珍贵文物、历史名人、重大事件串联起来，集中反映了西夏政治、经济、文化等面貌，具有较高的科普性和学术性。

几个世纪以来，迷人的古埃及是吸引探险家、博物学家、寻宝者和考古学家的魅力源泉。从初期的旅行者开始，所有人都被这美丽而神秘的景色吸引住： 山坡上的天然岩石被切开打磨成陵墓，轻柔的流沙下掩藏着被吞没的神庙和城镇。从早期的冒险家们想尽办法去捕捉他们所发现的一切，到专业考古学家试图记录、还原、维护遗迹的原貌，这些埃及学家往往身兼数职：他们既是冒险家和发现者，也是建筑师、艺术家、工程师和摄影师。 本书通过介绍一位位埃及学家以及他们留下的笔记、手绘稿、摄影照片等珍贵图像史料，使我们了解埃及学家们为了了解古埃及所做出的贡献，让我们得以一窥一段截然不同的埃及发现史。这些文字与图片唤起我们对曾经过往的丰富知觉，将我们带回到一个伟大的发现时代。

北京城，一座宏伟的城市，被一条清晰有力的中轴线贯穿始终。 自1860年，她被相机第一次记录下来，就和光影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此流传开来，让世人慨叹于她的壮美。 本书以高清、珍贵的历史影像真实地再现了这条南起永定门、北至钟楼，沿线文物景观左右对称的古代城市轴线。其中，不仅有古代建筑、坛庙园林的形制沿革、布局形态，还有行人街景、城市生活的动态捕捉、风貌描绘。 京城脊梁，光影流年，往事历历在目。 江山永定，暮鼓晨钟，一脉延绵不绝。

古蜀文明发源在哪？究竟由何人所建？古蜀国真的就是隔离于中原的西南世外桃源吗？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古蜀五大氏族部落之间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故事…… 青铜大立人、通天神树、铜纵目面具、金杖……历史尘烟挖掘出真实的瞬间，深埋于地下几千年的古蜀文明终于露出它神秘的面纱。 这本书不讲众所周知的大历史，不用小段子抖机灵，而是以三星堆博物馆出土的国宝入手，从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上打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串联起蜀地文明盛衰兴亡的历史脉络。 从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历史的蛛丝马迹、文物的科学判断、专家的讲解等各个方面，客观揭秘一个鲜活的古蜀之国以及它背后的文化发展。

《故宫博物院九十年》共分为四个部分。首部分两篇序言，一是单霁翔院长所撰《故宫的世界世界的故宫》，二是院办公室朱鸿文撰写的《永恒的文化使命》二文。单霁翔院长一文高屋建瓴，从故宫博物院在世界文化上价值与地位着眼，阐述了故宫博物院的发展现状与故宫人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并在此基础上讲述了“平安故宫”工程及其目的，显示了当代故宫人“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六百年”的伟大宣言与理想。朱鸿文的序言《永恒的文化使命》则系统回顾了从紫禁城向故宫博物院发展变化的九十年历程，阐述了在这一历程中故宫博物院所承载的文化使命。《故宫博物院九十年》第二部分，是王兰英、陈秋速、房春红、徐婉玲、杨勃等共同完成的故宫博物院九十年的大事的记录，全面回顾了故宫博物院九十年的发展历程。故宫博物院于一九二五年成立，九十多年来历经沧桑巨变，自身历经无数变化。有幸的是自建立之初，故宫学人留存了不少回忆文章、日记等资料可供我们参研，特别重要的是作为一个高层次的研究机构，故宫博物院自成立之初就有意识地保存了不少档案资料。在建国后，吴仲超院长时期又对故宫档案进行了系统的整理。这些档案资料作为各个时期博物馆工作非常直接的记录，对于《故宫博物院九十年》各个条目的编辑整理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故宫博物院九十余年的发展中，其机构变化之大、历事之大之多亦是世界博物馆罕见的，而不同时期、不同部门对归档工作的要求和理解是有所不同的，因此一些历史时期应归的档案未能集中于档案室保存，一些记录在档案中的工作内容表述也并不统一，这是我们开展条目编撰、选用工作非常严峻的挑战；同时负责条目撰写核对工作的同事在各自岗位都是各有专责，时间有限、精力有限、经验有限，相关内容前期研究较为薄弱，因此此项工作可谓是困难重重。但好在大家都有一腔“爱我故宫、述我院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几年来，编辑小组人员按照“存疑不用”“争议不留”“科学客观”“大事要闻”“综合平衡、业务为主”的原则，认真撰写、核对、修订每一个条目，数易其稿，终于形成了目前这个相对科学可靠的大事编年稿。虽难免挂一漏万，但可作为抛砖引玉之作，供学界和博物馆同仁批评，共同进步。《故宫博物院九十年》第三部分是几篇重要的总结性文章，可让大家从整体上看到故宫博物院博物馆九十年来工作的概略情况。这几篇文章分别为图书馆李福敏与办公室陈秋速共同完成的《故宫博物院九十年组织机构沿革述略》、文物管理处梁金生的《故宫博物院藏品的来源和组成》、古建部卓媛媛的《故宫博物院九十年古建保护与研究》、常务副院长王亚民与副院长宋纪蓉的《故宫博物院九十年陈列展览概况》、图书馆朱赛虹的《故宫博物院九十年学术研究与编撰出版》、科研处沈欣的《“故宫学”视野下的故宫博物院学术研究与出版：二〇〇五年至二〇一四年》、外事处袁宏的《故宫博物院九十年对外交流》、资料信息部张莹的《故宫博物院的信息化建设》。《故宫博物院九十年》第四部分是陈秋速所修订的《古物陈列所大事记》。古物陈列所于一九一四年在紫禁城的前朝部分成立，按国民政府于一九三〇年通过的完整故宫保护方案要求，拟合并于故宫博物院中。其后，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古物陈列所文物于一九三三年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同南迁，日本投降后古物陈列所于一九四八年正式并人故宫博物院中。可以说古物陈列所历史是故宫博物院院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故亦附《古物陈列所大事记》于后。

本书梳理了1956年至2016年间宁波地区的主要考古工作，介绍了六十年来宁波地区的重要考古成果。内容包括：机构设置、人才队伍、基地建设、聚落考古、城市考古、窑址考古、水下考古、科技考古、科技保护、保护管理、学术研究等。

20世纪70年代，在四川省平武县古城镇火炬村小坪山组发掘的王玺家族墓地是明代龙州王氏土司的家族墓地。墓内装饰精美，出土遗物丰富，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多数精美文物未能刊发。本书汇集了王玺家族墓地出土的文物精品，按照功用分为饰品、葬器、葬具、券书和石刻共五类，图文并茂，充分展示了四川土司文化遗产，为研究明代土司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