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璽印史上，秦漢是壐印的繁榮發展時期、與戰國時期相比，這個時期的璽印不僅數量大為增多，而且在形制、鈕式，字體等方面都出現了重大的變化，其中尤其重要的是逐漸建立起體現封建等級觀念的一会官印制度。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為了加強封建主義中央集權的專制統治，維護專制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威，在官印的使用上，規定只有皇帝的璽印才可稱璽和用玉製作，衛宏《漢舊儀》說：“秦以前民皆以会玉為印，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漢承秦制，但略有增益，規定只有皇帝和皇后的印才可用玉製作，《漢舊儀》：“皇帝六璽、皆白玉螭虎鈕，皇后上璽，文與帝同”蔡邕《獨斷》亦云：“皂后赤綬玉璽”。在璽印的稱誚上，則規定除了皇帝與皇后印可稱璽之外，諸侯王的印也可稱璽，如《漢舊儀》說：“諸侯土印，黃金橐駝鈕，文门璽”。根據《史記》、《漢書》和《漢官儀》等史籍的記載，西漢武帝時期，經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和人初元午（公元前104年）前後兩次對印制的頒令，一套依照官秩尊卑而區別C．官官印的質地、尺寸、鈕式、印綬、稱謂以及字數的官印制度便完全建立起來了。應劭《漢官儀》云：“孝武卓帝元狩四年，令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王、公、候金、二千石銀，千石以下鋼印”。《史記。孝武本紀》：“夏，漢改磨，以正月为為歲首，而色尚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因為太初元午”。《集解》引悵晏口：”漢據上德，土數五，故用五為印文，若丞本曰‘承相之印取’，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也”。《漢書武帝紀》及《郊祀志》所記亦同。衛宏《漢售儀》關于漢代官印印制的記載，除了個別有誤之外，基本上反映了經過武帝前後兩次對印制規定後，所建立起來的漢宫印制度。《漢舊儀》云：“諸侯王印，黃金橐駝鈕，文曰璽，（註：謂刻口某王之璽）赤地綬；列侯黃金印，龜鈕，文日印（註：謂刻曰某侯之印）：承相、大將軍、黃金印，龜鈕，文口章（註：謂刻闩某官之章）。御史大夫章；匈奴單于黄金印，橐駝鈕，文口章；御史、二千石，銀印龜鈕，文口章；千石、六百石、四百石鋼印鼻鈕，文口印，（註：謂印但作鼻、小為虫獸之形，而刻曰某官之印）。二百行以卜皆為通官印”。以上史籍記載的這套官印制度，經過與傳世漢宫印實物的驗証，可知在雨漢時期基本卜足遵行的。

江漢地區以湖北江漢平原為中心，是長江流域重要的文化發祥地。五十年代以來的考古工作，除發現舊石器時代人類化石及文化遗存外，新石器時代文化更是分佈廣泛，序列清楚。先後出現城背溪、大溪、屈家嶺和石家河文化等。進入商周時代，江漢文明在禮制、文字、青銅器風格各方面均呈現以中原文化為主的面貌。春秋晚期開始，江漢地區成為楚文化的勢力範圍，地方色彩逐漸明顯，以繁複綺麗的青銅文化、明豔多彩的漆器和絲織品藝術成為中國南方文化的代表。《江漢地區先秦文明》展覽精選湖北省博物館、荊州博物館、宜昌博物館珍藏的文物98項，年代從距今四、五萬年前的舊石器晚期到公元前三世紀的戰國晚期，器類包括石器、陶器、玉器、銅器、金器、漆器和絲織品等，從各方面展示江漢地區先秦時期光輝燦爛的歷史文明。

廣東北依南嶺，南臨大海，山川秀麗，土地肥美，氣候宜人，物產豐富。早在十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我們的祖先已在這塊土地上勞動、生息、繁衍。其後的新石器時代，祖輩們活動區域更加廣泛，在東起潮汕平原，西至北部灣沿海，北起南嶺，南至海南島的土地上，發現了四百多處新石器時代遺址。一九七三年在曲江縣馬壩鎮石峽，發現了大型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和墓葬羣，被確認為“石峽文化”，為廣東新石器時代考古開創了新的領域。在近幾年開展的文物普查中，曲江縣境內又發現了“石峽文化”類型的遺址數十處。一九七八年佛山市郊河宕遺址發掘以來，在南海縣境內亦發現類似的貝近遺址三十九處，其中有幾處面積近萬平方米。從廣東所石器時代遺址和墓葬出土的遺物觀察，各種類型的文化遺存之間有很多相似之處，也有一定的差異，同屬於幾何印紋陶文化系統，與長江中下游的新石器時代文化有不同程度的聯繫。這些文物清楚地告訴人們’新石器時代由於磨製石器的出現和使用，人們的生產、生活方式較之舊石器時代有了很大的進步。馬壩等地出土的碳化稻谷表明，我們的祖先已逐漸從以採集經濟和漁獵經濟為主，向以栽培水稻為主的原始農業經濟發展。增城金蘭寺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出土的陶祖，說明原始的母采氏族社會組織已經解體’取而代之的是父系氏族社會組織。但由於這一時期的生產水平仍較落後，人類抵禦自然災害的能力較差，致使祖輩們所經歷的新石器時代是如此漫長。可以看出，他們在從野蠻時代向文明時代進軍的路上是那樣的步履艱難。廣東青銅器的發現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先是在香港，繼之又在海豐採集到了青銅器，開始給史學界提出厂如何認識廣東青銅文化的問題。新中國成立後，發現青銅文化的遺址三百多處。六十年代，在清遠縣發現了以青銅器為主要陪葬品的兩座墓葬，七十年代以後，又在四會、肇慶、廣寧、德慶、羅定’博羅、始興、揭陽：、廉江、饒平等市、縣發現青銅器時代的墓葬六十多座。這些青銅文化的遺址和墓葬的發現證明，廣東從周代已進入青銅器時代，春秋以後的青銅器數量迅速增加’鑄造工藝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戰國後期還出現了鐵器。廣東青銅器時代的文化，既有明顯的地方特點，也有楚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影響。

中国作为古老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从来就没有断裂过，因此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留下了丰厚的文物遗产，这些文物不仅仅是历史的见证，更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形成发展过程的见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日用而不觉的文化基因。中国文物不仅仅保留在国内博物馆中，而且有大量的国宝级文物流失海外，本书就是已流失海外的文物为出发点，按照青铜器、陶器、瓷器、玉器、漆器、丝织品、书法、绘画、雕塑等进行分类，全面展示中国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独创性的文物，展现中华文明的无穷魅力。

本书为上海大学博物馆“三星堆：人与神的世界”特展的配套图录。该展于2020年11月开幕，以16件（套）文物概览式展示了长江上游地区先秦时期古蜀文明成就的杰出代表——三星堆文明的璀璨与辉煌，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多达8件，也有5件三星堆出土典型器物的复制品。这些展品包括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出土的青铜器、玉器、金器及石器，其中三星堆博物馆藏的青铜戴冠纵目面具、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以及金沙遗址博物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都难得一见。作为特展的配套图录，《三星堆：人与神的世界》并非对展览的简单复制与原样照搬，在全方位展现展品之美的前提下，补充了大量未能参展的展品，而所有参展展品均配以线描图，方便观众了解文物构造的同时以示区别。图录的主体内容由“神”“人”及“文论”三部分构成。部分“神”将本次参展文物按照展览四个单元的顺序整理成册。第二部分“人”体现了上大博物馆对展览的拓展和思考，囊括了与三星堆文物同台展览的六位当代艺术家以“三星堆”为主题创作的艺术作品以及配套举办的各类活动。文论部分另有文章六篇，作者均为三星堆考古发掘的亲历者、研究者、展览筹办的参与者。文章视角宽广，类型丰富，精彩纷呈。古蜀先民与神灵，当代艺术与古蜀文明。让我们一同回到三星堆，探索那“人与神的世界”。

伏岭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文化底蕴深厚，意味深长。本书以调查研究为基础，以历史文化为主线，全面介绍了华阳邵氏三门五派九祠的宗族源流，神秘独特的舞回文化，崇儒重文的纹川雅会，艰苦创业的徽商故事等。书中还附有珍贵文书、著述和照片，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本书适合徽学研究者以及对徽州村落文化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本书为石景山区何家坟墓地考古发掘报告。该墓地于2013和2016两个年度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计2060平方米。出土汉代、西晋、辽代、明代、清代等不同时期墓葬80座，出土陶器、铜器、玉器、铁器、 瓷器等遗物198件。考古遗存数量丰富，时代特征鲜明，区域特点突出，是一部浓缩的石景山区物质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也丰富了北京地区考古学内容。

桂阳千家坪是湖南近年抢救性考古发掘揭露出来的一处重要遗址。《桂阳千家坪：全2册》汇集了2011年和2012年两次发掘全部资料。《桂阳千家坪：全2册》共七章，包括概述、地层与分期、早期遗存、晚期遗存、人骨观测与研究、动物鉴定与讨论及综述部分。其中，早期遗存是《桂阳千家坪：全2册》重点。　千家坪早期遗存不仅发现了壕沟、墓葬等重要遗迹，更为重要的是出土了大量包括白陶在内的精美陶器以及石器和动物遗存。该期遗存属于距今7000年左右的高庙文化，大致可分两期，极大地丰富了高庙文化内涵。千家坪晚期遗存的发现，填补了南岭北侧新石器时代末期至夏商之际的文化空白。另外，《桂阳千家坪：全2册》还着重就高庙文化千家坪类型的文化特征、年代、白陶、陶器图像以及高庙文化相关问题展开了分析和讨论。

本书的命名真是贴切。《学海艺游》概括地钩划出我们的组织的特色，也描述了我们的会长之间并与大学及文物馆的关系。读者由本书前言及馆友会简史，当会了解馆友会自成立以来对文物馆及大学的建树。但是，我们的得益却不是那么显而易见。在过去二十五年来，屈志仁教授、高美庆教授、林业强教授、黎淑仪女士、宵雄斌先生、何培斌教授等不断启导我们，与我们分享他们的识见。透过他们的讲座、工作坊及宝地考察，我们一起工作，研究与学习，并培养终生不渝的友谊。我们总是一再回来参加与周年庆典、周年晚会、旅游及讲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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