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造像艺术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东汉开始延绵至今，近2000年。在佛造像艺术初入中原之时，保留有大量的域外风格，逐渐至两宋时期形成了完全的本土造像艺术风格，我国佛造像艺术经历了模仿-本土化（局部）-融合-再本土化（完全）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后三国时代（公元534-577），在短短的四十余年的时间里，佛造像艺术风格经历了两次变化，对于同时代的雕塑艺术以及之后隋唐时期的雕塑艺术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分裂时期-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最后阶段，政治上相对稳定、经济上有所发展、对外交往明显增加，因此大量的吸收了外来文化，同时将其融入到本民族文化中，尤其是在佛造像艺术上。印度笈多时期的佛造像艺术风格通过海丝和绿洲丝绸之路传入我国。因此，后三国时代的佛造像艺术前承北魏晚期风格、后启盛唐造像艺术，在我国佛造像艺术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书将通过大量收藏于各博物馆的造像、各大石窟的遗存，系统的介绍后三国时期不同阶段的佛造像艺术风格的特点，并从政治、经济、对外交往等方面分析各时期佛造像艺术风格形成的原因，能够使读者更系统、清晰的了解这一时期佛造像艺术风格的特点、演变过程及演变原因。

从10万件陶瓷馆藏中精选80件，时间跨度超过5000年，空间范围涵盖近20个国家，以陶瓷为线，开启一段穿越历史的跨文化之旅。从朴素粗糙的陶碗，到宗教仪式中的奢华瓷器，从文艺复兴时期粗野新奇的器物，到以非洲传统工艺为灵感、线条简洁流畅的当代器皿，书中的80件陶瓷器各个精美绝伦、妙趣横生，展示了牛津大学阿什莫林博物馆所藏陶瓷的纯粹之美。陶瓷是历史的诉说者，它们时刻都在向我们诉说着人类的宗教信仰、日常生活、商业贸易、风俗习惯和创造力。

本书收录了作者关于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和早期亚欧世界体系的论文20篇。提出全新世以来亚欧大陆存在东方、西方和北方三大文化圈，三大文化圈为东西方文明的形成和东西方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认为距今5000多年开始的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可以分为三大阶段，正好对应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提出“彩陶之路”的概念，认为以彩陶为代表的早期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还从亚欧世界体系和比较文明的角度，提出亚欧大陆的彩陶时代大致对应前文明社会。

本书是对1972年发掘的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墓出土资料的系统整理。该墓是帝陵级别的东晋墓，由蒋赞初先生主持发掘，并于1973年4月在《文物》上刊发整理简报，公布了出土的主要器物等70余件（组）。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挖掘条件和设备，大多数当时公布的照片和资料已不能满足科研需要，基于此，本书编者团队在简报的基础上，对收藏于南京大学博物馆的北园东晋墓出土器物进行了整理、拍照、线图绘制，并重新绘制墓葬平剖面图、出土器物分布图，按陶器、青瓷器、金属器和其他的分类编排，以文字和图版的形式呈现，便于读者获取信息。并且，本书还收录了整理札记、蒋赞初先生有关发掘经历的回忆口述以及王志高、吴桂兵两位学者对于墓主身份的讨论，将与墓葬有关的相关材料收集、整理齐全，是两晋考古和历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兵马俑是大秦帝国实力与气度的象征，兵马俑的背后是无数个鲜活的个体在时代中生活过的证明，他们似秦帝国的一个个细胞，成为大秦帝国最鲜活的注解。 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发掘和秦咸阳城遗址发掘领队许卫红，30年来始终坚持不懈地“寻亲迹”、研究秦史，在本书中，她为我们呈现了兵马俑考古发掘现场诸多细微的发现，它们合力再现了秦代社会的鲜活图景：沿着秦俑家族开枝散叶的脉络，能看到秦人怎样的创新和传承、现实与期望？“物勒工名”制度日臻完善，用“接骨膏”修修补补的兵马俑，代表着秦人的务实还是监管部门的妥协？秦代本土怎样发达的漆器工艺技术支撑着匠人们制造出如此鲜活的彩色兵马俑？修建秦陵的究竟是哪三种人，他们的后勤保障是如何做到的？……而跟随作者探索秦朝鲜活过往的步伐，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文物遗址背后秦朝的实相：强弩中的“绝绝子”反映了秦朝在军事方面对游牧民族怎样的追赶和超越？秦始皇“收天下之兵”到底是真是假，政策的实施是否有弹性？“暴秦”对战死的士卒有一套严格的发丧流程，是否可为我们解开一点点“秦国为何会统一天下”的疑惑？骊邑的发展壮大，为大秦帝国稳固全国统治做了哪些贡献…… 这支沉睡了2200多年的地下军团，其千军万马的形象，气势宏大的军队阵容，无不彰显出秦王统御天下的威势和统御万世的雄心壮志。但武力征伐不代表秦文化，更不是中华文明，要真正看懂兵马俑，我们就不能局限于秦军所向披靡的军事传奇，而应该去多了解兵马俑及兵器所体现的包容性、多元性，这才是秦文化更真实的面貌。

本书基于对伊犁河谷清代“伊犁九城”、牛录城堡、卡伦、营盘等驻防城的考古学调查、测量和勘探，结合中外文献、图片资料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证和研究。伊犁驻防城体系的发展历经初建、高潮、完善、战乱、重建五个阶段。各城形制规整、特点鲜明，军事防御设施完善。空间分布上呈现出“双核心”布局，互为掎角之势。伊犁河谷清代驻防城是在中央王朝的主导下，由各族兵员百姓共同建起来的，它们有效地稳固了边疆局势，维护了国家统一。以此材料和史实为本，作者还就城市考古学、城市形态学、“中心地”、边疆理论、“新清史”等理论范式做了深入反思。

云阳旧县坪遗址位于云阳县城西南15千米的双江镇，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发现有夯土城墙、城门、道路、建筑、衙署、排水沟渠等城市基础设施以及冶铸作坊、制陶区等生产遗迹，出土墨书木牍、印章、封泥等大量遗物，其中“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最为有名。该遗址被确认为汉朐忍县故址。

法国伯希和探险队1908年继英国斯坦因之后到达敦煌。伯希和精通汉学典籍，他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彻查了藏经洞文献，按照四项原则（非通行佛教经籍、有年代题记的写本、古籍和民间写本、胡语藏语写本）收买了总约8000件写本，其中4000件藏文编号，4000件汉文编号，包括粟特文、回鹘文、于阗文、希伯来文等。除了零星刊布以外，法方在1970年代以前制作35毫米缩微胶卷，向全世界发行，可惜为黑白图版。以往的出版也是基于黑白图版，对于文物原貌原色、批注、图画等的阅读和欣赏均造成一定不便。本次本社收录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在中国敦煌西域考察时所收集的全部敦煌文献，以伯希和编号为顺序，吸收最新研究成果，采取最新的研究性定题，高清全彩影印完整出版法藏敦煌文献。本丛书预估100余册，中式翻身，8开特精装，布面，加函套。内文总体繁体竖排，以伯希和（Paul Pelliot）之姓“Pelliot”编号（缩写为“P.”）为编排顺序，对黑白版做彻底的校订修正，吸收已有研究成果进行重新定题。凡题皆先列伯希和编号，后接定题成果，繁体横排于图版之下。

法国伯希和探险队1908年继英国斯坦因之后到达敦煌。伯希和精通汉学典籍，他以每天1000卷的速度彻查了藏经洞文献，按照四项原则（非通行佛教经籍、有年代题记的写本、古籍和民间写本、胡语藏语写本）收买了总约8000件写本，其中4000件藏文编号，4000件汉文编号，包括粟特文、回鹘文、于阗文、希伯来文等。除了零星刊布以外，法方在1970年代以前制作35毫米缩微胶卷，向全世界发行，可惜为黑白图版。以往的出版也是基于黑白图版，对于文物原貌原色、批注、图画等的阅读和欣赏均造成一定不便。本次本社收录法国国家图书馆藏伯希和在中国敦煌西域考察时所收集的全部敦煌文献，以伯希和编号为顺序，吸收最新研究成果，采取最新的研究性定题，高清全彩影印完整出版法藏敦煌文献。本丛书预估100余册，中式翻身，8开特精装，布面，加函套。内文总体繁体竖排，以伯希和（Paul Pelliot）之姓“Pelliot”编号（缩写为“P.”）为编排顺序，对黑白版做彻底的校订修正，吸收已有研究成果进行重新定题。凡题皆先列伯希和编号，后接定题成果，繁体横排于图版之下。

本书以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收藏的239通371幅高阳碑刻拓片为底本进行的整理与研究。这批藏品均为民国时期拓本，包括文化教育类碑刻、公益事业类碑刻、墓碑等，涵盖高阳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人物、家族等诸多方面，内容十分丰富，相比一般传世文献资料更为原始，为研究明、清、民国时期高阳历史乃至中国北方社会的风土人情、文化教育、社会风尚等提供了第一手珍贵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