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民族在历史上彰显了游牧文明的优越性，成为游牧文化的集大成者，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辉煌的奇迹，造就了世界新的格局，展示了走向统一、走向开放、走向文明发展的总趋势，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产生了许多重大的、至今还值得深思和研究的问题。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充满生机、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蒙古文化，形成了国际性、综合性的“蒙古学”。“蒙古学”就是以蒙古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其内容是研究蒙古族在形成和发展中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的传承和繁荣发展的规律，是研究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互助和谐、共同进步的过程和经验。

中国民俗和文学史专家杨荫深先生代表作《事物掌故丛谈》，探究了日常生活中五百多种事物的最初来源及其历史演变，囊括古今中外众多的典故常识，基本涵盖了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民俗掌故日历2019》以《事物掌故丛谈》为蓝本重新梳理，选取掌故精华，按365天日历编排并配图。

明清诗人文集保留有不少剧目诗和观剧诗，作者通过对四库系列丛书和《清代诗文集汇编》的阅读和勾稽，发现了不少剧目是过去戏曲目录书簿所缺载的。作者曾在《明清戏曲：剧目、文本与演出研究》已做过一些列举，近年来仍有不少发现，可以对前人的著录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增订。其中的观剧诗，反映了古代戏曲演出情况，也反映观演者的观剧感受和评价，这些在以往的戏曲研究中都发掘得很少。现在有了诗证，可以通过对这些观剧诗的分析考订，对古代戏曲的传播和社会艺术效应作出评述，增进对古代戏曲文化的认识。

作为一名传统文化的传播者与研究者，是要关注中国古代戏曲的发展走势以及由此而衍生出的许多戏曲现象，但是不能忘记，中国戏曲犹如一条容纳百川的大河，她的光辉绚丽，是由不同的戏曲声腔、演艺群体、流派共同编织而成的，在研究古代戏曲史的同时，当然不能忽略对地方戏曲的关注，也不能漠视当地乡土文献中所蕴含的与戏曲相关的丰富史料。若想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各类戏曲尤其是富有地方特色剧种的兴盛、发展，对乡土文献的发掘与探究无疑是一条重要途径。如花部兴盛与江苏地域文化的关系、花部戏曲的传播与艺术追求、江苏戏曲的发展及其生存的文化环境、地方戏曲史的回望与当代戏曲文化建构的关系。本书对此类问题的探究，靠的是乡土文献。尤其是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徐州梆子，在苏、鲁、豫、皖一带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近代以来，对该剧种的发展、演化轨迹，皆语焉不详。笔者根据相关地方文献，首次对这一问题作了系统地梳理与探究，为该研究的更为深入作点铺垫，抛砖引玉，以待来者。古人称，为学之道，“非造次可成，须在积累”，甚得于我心。

引言1993年6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海外珍藏善本丛书”之一《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这部书，是由俄罗斯科学院通讯院士李福清先生和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李平先生合作编辑的。李福清先生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便致力于寻访散见于中国本土以外的汉籍孤本、善本、石印本和手抄本的俗文学书籍，自俄罗斯的莫斯科和彼得堡起始，造访过许多国家的图书馆和私人书库，取得了不少意外的收获。他在欧洲寻找到三种晚明戏剧选集以后，就告诉了李平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晓铃研究员。这三种戏剧选集就是李福清先生在丹麦哥本哈根的皇家图书馆发现的《乐府玉树英》（藏书号kina173）和《乐府万象新》（藏书号kina121），以及1989年3月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国家图书馆意外发现的《大明天下春》（藏书号189）。这三种戏剧选集在新竹清华大学王秋桂先生主持的《善本戏曲丛刊》（1984～1987年，台北学生书局出版）中没有收入，被认为是一次戏曲文献的重大发现。 古代戏曲的散出，蕴含着大量的民间戏剧的信息，包括那个时代的市民娱乐的审美意趣、社会问题的人生态度、戏曲艺术的发展轨迹，以及民间语言的流行和变化，自明正德、嘉靖以来，已有许多流行的戏曲散出的编辑选刊，因此搜集和出版这些戏曲选刊，对于文化史学、戏剧史学、语言史学、社会史学的研究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文献工作。20世纪40年代傅芸子先生已提出重视戏曲散出的搜集和出版工作，而后有上海中国书店《秋夜月》（包括《徽池雅调》和《尧天乐》）的编辑出版，50年代王古鲁先生辑录的《明代徽调戏曲散出辑佚》（包括《词林一枝》《八能奏锦》《玉谷新簧》《摘锦奇音》《大明春》）由中华书局排印出版，80年代胡文焕先生辑录的《群音类选》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后来又有1984～1987年的王秋桂先生编辑的《善本戏曲丛刊》104册，曲谱不计，其中79册搜集了32种戏曲选刊（有与以上相同的选刊）。戏曲散出选刊的搜集、编辑、出版，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我们对明、清戏曲的演出本具有了新的认识。但是，我们对已被发现的戏曲散出的研究工作还很不够，还需要进一步深入。 《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是明万历年间的三种戏曲选刊，选有明万历及万历以前的杂剧、南戏、传奇的散出。因为南戏失传相对比较多，它们是当时的“活的记录”，相当丰富和生动，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因此，本编仅是将三种选刊中的南戏散出作为研究对象，针对各出的具体情况，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一些必要的考证、考释。阅读本编时，为便于阅读，*好借助《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作比照。其中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李晓 丁酉年春二月

序赵山林19、20世纪之交，京剧和秦腔、梆子、粤剧等地方戏曲蓬勃发展，争奇斗艳，昆曲则以各种方式勉力传承，以图留雅音于一脉，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戏曲市场总体繁荣，各阶层的观众队伍日渐壮大。与此同时，作为当时西方新技术成果的留声机、唱片传入中国，某些商家敏锐地抓住了初步显露的商机，促使艺术与技术、艺术与商业不失时机地相互结合，戏曲唱片这一新鲜事物的应运而生。从此，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而又依赖口耳相传、难以原声原貌传之久远的中国戏曲，有了一种新的保存和传播途径。随着众多戏曲艺术名家的倾心投入，“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不再成为戏曲爱好者的感叹，借助唱片，戏迷可以循环往复、从容不迫地欣赏戏曲那种“感心动耳，荡气回肠”（曹丕《大墙上蒿行》）的美妙音乐，“闻其声如见其人”成为许多戏迷的艺术享受。可以说，唱片的出现，对于戏曲受众面的扩大和进一步普及，对于戏曲艺术的传承和艺术水平的提升，都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关于戏曲唱片在上海的流行，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中有《留声机器行》二首写道：伶人歌唱可留声，转动机关万籁生。社会宴宾堪代戏，笙箫锣鼓一齐鸣。 买得传声器具来，良宵无事快争开。邀朋共听笙歌奏，一曲终时换一回。顾炳权编著《上海洋场竹枝词》，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第133页。 可见距今110年前，圆盘唱机和戏曲唱片已经在上海流行开来。 戏曲唱片的流行，甚至影响了戏曲艺人与票友的心态。孙宝瑄《忘山庐日记》1902年10月21日记云：“自西人留声机器输入，于是凡精此技者皆大喜，以为吾辈所长，亦可不朽。”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第582—583页。 传统的观念，以“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此处以留声留艺为不朽，也是一种值得注意的心态变化。 正因为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戏曲唱片逐渐引起社会有关方面的重视。除国家重点支持的老唱片拯救工程之外，有关研究成果也逐渐涌现，有些问题的研究相当深入，给我们以有益的启发。但相对于浩如烟海的戏曲唱片，相对于唱片与戏曲关系所涉及的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这一研究的拓展空间还是巨大的，而针对某一时段、某一地区的戏曲唱片的整体研究成果甚少，也使我们觉得有研究进一步开拓的必要。正是从这个意义来看，赵炳翔君本书选题有其独特的价值。 说本书选题有其独特的价值，是因为上海与戏曲唱片的渊源实在是太深了。上海是中国唱片的发祥地，绝大多数戏曲唱片都是在上海生产与发行的，而且代表了戏曲唱片的艺术水准和技术水准。赵炳翔君生于上海、长于上海，长期从事音乐、戏剧研究工作，对于音乐、戏剧艺术既深爱之又深知之，从事这项研究具备得天独厚的条件。 本书的成功，首先在于构思和撰写过程中贯彻了明确的方法论意识，即以民国史、社会生活史、戏曲史、都市文化学为研究基础，综合运用戏剧戏曲学理论，从田野调查、文本分析与唱片实物考察三条路径的结合上进行研究。 本书从宏观上对民国年间上海戏曲唱片发展脉络作了梳理。作者从留声机的传入与上海唱片业的形成、民国年间戏曲唱片的灌制与生产概况，以及民国年间广播事业的发展与戏曲唱片的传播三个部分展开论述。从留声机的发明，到无线电广播的兴起，戏曲唱片得以更加快速地传遍千家万户，令都市普通人群亦能聆听到名家名段，这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变化。对于唱片业几十年的发展史，本书的重点在于仔细梳理以百代、胜利、蓓开、高亭为代表的欧美跨国唱片公司是如何以上海为基地，在中国大陆站稳脚跟，完成其“本土化”改造和经营，又是如何依托本土资源和人脉，邀请到当时*流的名伶灌音献声，制作精品，从而提高商品信誉，打开唱片销路，构成销售经营网络，形成良性循环的。这些历史经验的总结，对于当今中国文化产业的勃兴和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亦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京剧唱片研究是本书的重点，作者以京剧行当和流派为线索，分生、旦两个部分，挑选其中有代表性的名伶、名票唱片着重论述。生行有谭鑫培、余叔岩、言菊朋、奚啸伯和韩慎先，作者认为此五人可以说是京剧“韵味派”的代表人物，对开宗者谭鑫培，到后起诸人的演唱渊源、流派形成、唱片灌录以及对时人、后人的影响，进行了仔细探讨。韩慎先乃是谭派名票，其唱片极有特色，对此进行的细致阐述，堪称本书的一个亮点。旦行有程砚秋、荀慧生，前者演唱风格沉郁幽咽，后者演唱风格活泼俏丽，形成鲜明的对照，本书作者凭借良好的音乐素养，对二人的唱片进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然后，作者集中笔墨，针对梅兰芳、周信芳两位艺术大师的唱片进行研究，从灌录态度、灌录过程、唱腔特色、艺术影响等方面，进行仔细的分析，彰显两位大师海纳百川、不断创新、精益求精、力求完美的艺术精神。越剧诞生与发展的过程，与唱片业发展的关系相当密切。越剧本是乡间小戏，在上海这座大都市中生根发芽，枝繁叶茂，古越民间曲调变化出优美动人的旋律，随着舞台演出和唱片、广播流行全国。本书作者对越剧唱片研究下了扎实功夫，他受吴小如先生多年前提出的唱片版本学、唱片校勘学理念的启发，运用考据法，厘清了*张越剧唱片录制的时间及艺人的问题，纠正了以往认识上的偏差。在弄清基本事实的前提下，以时间为线索，分别对袁雪芬、戚雅仙、尹桂芳、王文娟、徐玉兰等越剧名伶的唱腔特色，及民国时期老唱片的灌制情况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整理和论述。作为典型个案，作者选择徐玉兰民国时期录制的一段《是我错》，与其80年代的同段录音作比较，同样凭借本人良好的音乐素养，于细微处体察两者的变化差异，从而凸显艺术家的锐意创新和录音技术的进步。 京剧、越剧之外，本书还对民国年间沪剧、昆曲、粤曲（粤剧选段）唱片概况进行探讨。为了对上海戏曲唱片的“家底”有一个全面了解，作者多次到上海图书馆、上海音像资料馆、中国唱片公司上海公司等单位，对其所藏戏曲唱片进行摸底，还通过专家推荐拜访了几位私人唱片藏家。同时，作者还到北京等地查询，并注意搜集台港地区、新加坡等处的相关材料，力求材料的权威性和丰富性。作者将自己参与整理的《1949年以前的昆曲唱片》与《1949年以前的粤剧唱片》作为本书附录，这些资料殊为难得，不少数据都是*近刚完成更新，极具时效性与利用价值。 中国老唱片包括戏曲唱片是一座珍贵的艺术宝藏，本书作者在调查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的戏曲老唱片珍藏时亲耳听到钱益均工程师说：“中唱上海分公司的母版珍藏室，其意义不亚于敦煌的莫高窟。”这番深情话语令作者悄然动容，也促进他更加自觉地以积极参与者的身份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经常接触相关文化领域的专家和团队，以增进对国内外唱片保护运作的了解，作为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通过多次实地调研，从收藏概况、修复过程、文档整理等几个方面，对中唱上海公司的老唱片修复工程进行了评述，并结合其他方面的思考，对沪上民国年间老唱片整理的现状与对策，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 读罢书稿，总体印象这是一部艺术知音的力作，艺术探讨与技术探讨相互交叉，史料考辨与理论阐述相辅相成，具有自身特色和较高的学术水平，有利于戏曲史和上海文化史的深入研究，对于戏曲唱片的保护与开发利用，以及振兴戏曲，亦具有现实的借鉴作用。它的出版，相信会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2017年大暑书于华东师范大学三村

本书是一部关于中华节日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以科学性、全面性、文献性、实用性为编纂原则，录入中华各地区、各民族节日近三千个，尽可能展现丰富多彩的节日文化内涵。全书通过巧妙编排，将各地区、各民族的节日文化呈现在读者面前，不仅体现了中华节日文化的多民族性、多元性和丰富性，更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大壮举。

《满汉全席》故宫日历是故宫以“康乾盛世”为主题，呼应国家“盛世中国”之国家宣传策略，所推出的D一款主题文创产品。 故宫《满汉全席》不仅是中国美食文化集大成者，更是盛世之下，执政者的气度和胸怀的成果，折射出社会对于不同民 族和文化兼容并包，完美融合的图景。 餐饮文化是具凝聚力的中国文化元素。满汉全席也代表了 全球华人深刻的文化思念。

《北平岁时志》是老一代著名北京史地研究家张次溪先生编著的一部记录北京风土民俗的著作，编者自北京古籍文献中辑录与北京岁时风俗有关的内容，以农历月份为纲，依序排列，共十二篇。每篇又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是作者对当月时令风俗的概述，蕴含着他对北京岁时文化的观察与记忆，尤重于晚清民国风俗变迁；后一部分则是将岁时史料按月日为序依次排列，并注明出处。北京该月风俗的归纳和个人见解。张氏自幼久居京华，对北京风俗了解颇深，对旧时京华也深有感情，读毕本书，旧日京华月令行事如在眼前。 本书“生不逢时”，面世恰逢抗战之初，故虽在专业人士圈子中颇有声誉，却罕为大众读者所知。本次出版，我们邀请文史研究者高辰先生对原书进行整理，以简体横排形式出版，以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并力求为北京历史文化的发掘与推广增添新的助力。

本书辑录了七种明清以来记载京师地区的岁时风俗的文献，告诉您古代首都市民一年四季过节吃些什么，玩些什么。尤其是不同节令在不同的庙会活动地点许多在今日北京市郊尚有留存，因而还可做为选取北京各处古迹适宜游览时间的导游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