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视美国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把始于17世纪英国殖民者定居北美，延续至21世纪大衰退的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划分为商业、资本、控制和混乱四个时代，不仅全景展示美国经济的演变历程，也在时代背景下描绘了美国人的经济生活。除了人口趋势、贸易模式、投资偏好和生产力指标，作者也关注杰斐逊对英国人的鄙视，梭罗对商业的道德批判，劳工暴力运动，20世纪的购物中心，女性主义者对婚姻的批判，收入与分配政治，奥巴马对银行家的爱恨交加。

《废奴：罪恶黑三角、大国争霸与世界文明的进化》以英国反奴隶制运动为主线，娓娓道来奴隶制的起源、发展，从宏大的历史视角展开英国废奴运动。除了废除本国及其殖民地的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外，英国还致力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废奴运动，奴隶难言的痛苦、解放后多舛的命运与废奴运动中先锋人物的努力、坚韧之间形成强大的张力。《牛津史》评论说，雷金纳德？库普兰有着灿烂的职业生涯，开辟了殖民史、奴隶贸易史研究的新思路。《每日快报》认为本书是一本好书，不偏不倚地讲述了奴隶贸易时代英国人的是非对错。

近年来，我国在拉丁美洲研究成果方面取得重要突破，研究成果涵盖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社会文化等多学科、多领域；研究水平有明显提升，出版了一批在国内外学界有一定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对外学术交流的力度也得到明显加大，同北美、欧洲、拉美、亚洲等地区的拉美研究机构的学术交流水平不断提高。《中国拉丁美洲研究年鉴》内容汇集拉丁美洲研究的年度成果，充分体现中国拉美研究的主要成就，展现中国拉美研究的重要学术动态，是推动拉美研究学科建设的重要载体。2023卷内容包括“重要文献”“学科述评”“学术成果”“学术动态”“中国拉美研究全国性社团及动态”“全国主要拉美研究机构及动态”等。该年鉴的出版便于国内外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士了解我国主要拉美研究机构和研究成果。

15世纪末至17世纪是经济全球化大潮出现和迅速发展的阶段，即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李伯重教授将这个时代的特征概括为“火枪与账簿”。火枪代表了军事革命导致的新型暴力，账簿则意味着对商业利益的积极追求。早期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东亚世界原有的秩序被打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在这个历史的十字路口，中国未能抓住机遇，从而不得不再等上两个世纪，才又在新的国际环境中重新开始近代化的进程。

乌尔是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城邦，在公元前2800年到公元前2000年曾是贸易和文明的中心。本书着眼于乌尔的过去，不仅介绍了这座古代城市及其几千年来的变迁，还考察了近代的考古学解释。该研究从19世纪探险家寻找乌尔城开始，继而详细讨论了考古学家伦纳德•伍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重要考古发现。以这些发现为框架，作者利用环境、历史和考古研究的最新证据，探讨了乌尔从公元前五千纪欧贝德时期直至亚历山大去世的历史。书中详细介绍了乌尔的建筑遗迹，主要有神圣建筑、王室墓地和私人住宅。最后，作者讨论了这座城市在海湾战争中遭受的灾难性破坏，以及考古学家面临的挑战。即便如此，鉴于这座城市过去的辉煌，乌尔仍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并将在未来发挥重要作用。

君士坦丁堡横跨欧亚大陆，占据着得天独厚的战略要冲之地，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和战场。本书以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作为一个征服者骑着白马进入君士坦丁堡为开端，引人入胜地叙述了该城在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之后的双重角色：既是欧洲体系的组成部分，又是吸引着从巴黎至伊斯法罕的民众和思想的磁石。本书的结尾是奥斯曼帝国的最后一任统治者阿卜杜勒迈吉德乘坐东方快车匆忙驶离君士坦丁堡。在这两大事件之间的漫长岁月里，作者透过该城熙熙攘攘的表象，通过叙述奥斯曼苏丹及其王朝对于它的影响力、在君士坦丁堡定居和效力于苏丹的主要家族的经历，比如泰斯塔家族、柯普律吕家族和马夫罗科扎托斯家族，记录下它曾经作为帝国首都、圣城、贸易转口港、娱乐胜地的历史。就其文化和智识生活来说，它亦是一座现代化实验场所，无愧于“举世向往之城”“众城之女王”等美誉。

本书挑选当代拉美社科思想界十二位奠基性学者的代表性作品，从依附理论、解放哲学、霸权理论、后殖民理论，到女权主义运动史、大众文艺。以去殖民的立场、超越本土民族主义和跨学科的视野，梳理了拉美本土思想肌理。不仅为读者深描了拉美及其所处的国际体系、殖民结构、全球文化格局中的坐标，而且这些论著也是当代诸多批判理论的思想奠基，为我们在后殖民时代重新思考全球秩序提供重要参考。

《编码与传播：19世纪电报的编码技术及对新闻信息传播的影响》一书研究了19世纪的机器语言——电报编码的历史，通过详细追溯其跨越欧洲大陆、英国及美国的发展历程，重点探讨了电报编码在改变新闻传播和信息交流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本书还揭示了在工业革命期间，这项被广泛忽视的软技术如何作为信息革命的加速器，推动了 19 世纪新闻行业的显著变革，并为现代新闻业的初步形成奠定基础。本书目标读者包括传播学和技术史的研究者、爱好者和专业教师，旨在通过回顾历史，共同思考信息社会的起源。

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的德国，是什么促使愈来愈多的普通民众接受纳粹意识形态？为什么德国人在没有亲身与希特勒打交道或阅读他著作的情况下就接受了纳粹主义的某些主张？因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创建一个经过种族选择的“民族共同体”，以建立新德国的政治文化，寻求民族复兴。这种共同作用在纳粹德国的形成过程中迸发出爆炸性的能量，最终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希特勒成了一种思想、情感和目标的代表人物，他与成千上万的信徒分享了这些思想、情感和目标。信徒们把“必要的领袖”的特性投射到他身上，在一个有着良好教育和文化底蕴的国家里，数百万人最终接受或迎合了充满仇恨、杀意森然的极端主义信条。

1945年2月4—11日，一场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关键性首脑会议在雅尔塔举行。三位年轻、迷人的女性被她们的父亲选中，一同前往雅尔塔，全程见证了那改变世界的一个星期。这三位女性分别是美国总统罗斯福唯一的女儿安娜•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女儿萨拉•丘吉尔，曾是一名演员，后来成为英国皇家空军（RAF）军官；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的女儿凯瑟琳•哈里曼，滑雪冠军、战地记者。通过三位女儿的视角，本书生动地描绘了历史上最重要的国际峰会之一。从最基础的衣食住行，到日常交流，再到谈判前后的工作细节，三位女儿的“名媛外交”始终贯穿整个会议日程。作者通过查阅公开档案资料，以及直接采访三大家族的后人，巧妙地整理了日记、信件、口述历史和回忆录，以支持她的论点：战时的压力扭曲了正常的家庭纽带，因此西方领导人与女儿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商业伙伴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忠诚和谨慎被视为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