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史》全书分为先秦、汉唐、宋明、清代四编，共计120万字。《先秦编》主要讲述经学的形成史，包括介绍经的定义与内涵、阐述各专经的文本组成与主旨大义、探析经学酝酿和形成的历史背景等内容。《汉唐编》《宋明编》《清代编》主要论述经学的流传史，力求呈现经学发展、演变的基本图景，以及解释这种发展、演变背后的社会与思想原因。本书是学界首部从价值观的视域对两千余年的经学形成、发展与演变历程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研究的经学史著作，通过对传统经学的传承和文本的分析，梳理出经学发展的脉络；通过对经学上“典型人物、典型著作、典型问题”的探讨，剖析传统经学所蕴含的价值和意义。以中华传统经典中所蕴含的正确的、核心的价值观重新审视经学，将经学以其应有的面目重新带到人们面前，焕发新的时代光彩，重建人文信仰，为今后的经学研究开辟一条新路，为开创具有中国特色、中国学术范式的哲学史（或思想史）做好准备。

本书为黎国彬史学译著选集，收录了黎国彬在国别史研究领域的主要编译作品，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黎国彬学术翻译与研究的水平。全书分为两编，第一编尼加拉瓜史，第二编印度尼西亚简史，分别介绍了这两个国家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从原始社会到20世纪中期的历史，重点展现了两国人民反抗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黎国彬执教六十余年，始终在第一线从事基础课教学工作，以其广博的学识和严谨的学风而享誉教育界。因黎国彬先生无私奉献，将其主要精力给予教学工作，其著作并不多见，本书弥补了这一缺憾。

在启蒙时代，巴黎是当之无愧的科学之都。科技荟萃于此：升空热气球、坎凯油灯、天体力学、氧化学说、公制体系……智者无所不在：著作等身的法兰西科学院院士、严谨认真的学者教授、热情钻研的发明家、觥筹交错的科学发烧友……达官贵人、市井百姓都对科学性质的实验、表演、教学与讨论表现出疯狂的兴趣。本书围绕18世纪充满活力的巴黎科学界展开，国际著名科学史家白鲁诺在其中探讨了巴黎的科技发展在法国启蒙运动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不仅聚焦布丰、孔多塞、拉瓦锡、狄德罗等科学巨匠，也关注无数共同塑造智慧巴黎的发明家、冒险者、工艺师、资助人等。全书以法兰西科学院为线索，涵盖科学机构建制、学科发展、发明创造、科学表演、公共卫生改造等主题，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描绘了大革命前夕的巴黎，展现了现代科学理念如何融入普罗大众、城市发展、时代变革之中。

本书从文化传统的角度讨论欧洲中世纪以来的贸易和扩张，所涉及的时间范围大约从公元9世纪到当代。这里讲的欧洲主要指一般所说的西欧，包括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经德国、奥地利到南欧的意大利及其以西的欧洲，是今天天主教和新教流行地区，但不包括波兰、匈牙利等天主教流行的东欧国家。本书除《前言》外，共分四编。编讨论西欧在中世纪时期的扩张。第二编讲述欧洲通过地理大发现（或称“新航路的开辟”）初步建立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市场的过程，也就是展开世界性征服活动的开端。第三编讨论欧洲近代早期为输出商品而争霸的过程，其内容紧接第二编，都属于商业资本主义时代。第四编讨论工业革命以来西欧的贸易与扩张。

西伯利亚大铁路自修建以来，就给亚洲和欧洲的贸易往来带来了极大便利。本书以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为切入点，深入剖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俄国对外政策，从而为远东国际关系史研究开辟新视角。通过研究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建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中分析俄国对华推行经济渗透与武力征服交织的远东政策，对日本采取对抗与合作并举的双重政策，对美国构想的“全球运输计划”实施遏制政策、对英国实行亦争霸亦结盟的平衡政策。从路权之争视角挖掘列强之间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产生的历史根源，并运用新史料给予客观的阐释。

《日本简史》（精装版）全书共二十四篇：开篇详言日本地位；第二至六篇略叙日本民族由来、社会演进等；第七至二十四篇分述幕府统治时期到明治维新后，日本在政治政策、经济制度、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发展情形。尤其关于中日邦交、蒙元征伐等内容，其叙述弥补了我国历史参考书的缺遗。此外，书中还对重点词句进行了标记，并在附录中列出了一系列参考书目，以供读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19世纪以来，欧洲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成果已经盖过了东方世界曾经的辉煌。作为向西方开放贸易的东方国家之一，埃及也迫切地渴望参与其中，并分享果实。于是从19世纪20年代末开始，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派出留学生，前往欧洲学习最新的知识。本书的作者，里法阿·塔赫塔维便是埃及派出的第一批留学生之一，留学生们来到了当时欧洲的中心——法国，展开了为期5年的访问和学习。在此期间，塔赫塔维以一个阿拉伯知识分子的视角，记录下了他对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观察，更是将现代性思想融入其中。当传统的阿拉伯社会，与标榜“理性”和“科学”的欧洲社会，通过一群留学生相遇时，塔赫塔维仿佛身处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让他的观察陷入矛盾的漩涡：如何调和传统信仰与现代性思想之间的冲突？如何看待欧洲反绝对主义思潮与埃及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这些都是塔赫塔维不断遇到，又亟待解决的问题。作为阿拉伯世界接触启蒙时代欧洲社会的先行者，塔赫塔维不仅将现代化的思想带回了祖国，也为近代以来，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化、思想碰撞，提供了一份宝贵且鲜活的案例。

本书是一部关于西方文明第一次与世界上所有其他族群发生接触和冲突的大发现时代的迷人探索。国际知名考古学家布赖恩·M.费根利用原始资料和多学科的学术论著，勾勒出了欧洲文明与非西方社会初次接触的悲剧效果，阐释了作为其结果的种族主义、民族中心主义，和工业化国家与传统社会之间日益增长的分歧。这部开创性的著作覆盖了广泛的、关于多种社会的案例研究，包括科伊科伊人、阿兹特克人、塔希提人、休伦人、印第安人、塔斯马尼亚人、毛利人等。作者脱离了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窠臼，为文化冲突所造成的文化多样性丧失而反思，可视为文化人类学、世界历史、历史考古学、民族研究或地方研究的优秀研究指南，也是普通读者了解经济全球化前身的理想选择。

研究印度历史，不仅可以使学者们更深刻地知道印度的发展由来，看懂今日印度，而且对他们扩展观察问题的历史视野，丰富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和增强人文素养都大有裨益。笔者通过多年的印度史研究，并吸收国内外研究新成果，整合成这部通史。全书分为三卷，即上卷“古代部分”、中卷“殖民统治时期”和下卷“独立以后”。下卷从自治领时期写到2004年团结进步联盟建立政府为止。全书线索清晰，观点鲜明，衔接紧密，一气呵成。每卷卷首都设有绪论，把该时期历史的重点和主要特点提炼和勾画出来。

1221年，在今天的土库曼斯坦，一个被蒙古士兵俘获的女人，声称为保护自己的珍珠而将它们吞下了。她立即被处决，腑脏也被剖出。为了找到几颗珍珠，成吉思汗命令士兵们对每个死在战场上的人开膛破肚。具有审美、经济、宗教和政治价值的珍珠，是中世纪的至上珍宝。而成吉思汗的统治，这个历史上疆域最广的内陆帝国，是这种至上珍宝的无可匹敌的收集者、支持者、传输者。在《草原与海洋》中，托马斯·爱尔森检视了珍珠作为奢侈品和政治投资对于蒙古帝国的重要性（从帝国1206年建立，历经前所未有的扩张，到1370年分裂和衰落），由此追溯北方草原地区与南方海洋之间形形色色的文化和商业往来。在本书中，爱尔森首先聚焦于珍珠的获取、呈现、再分配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以此显示形成如此广大的游牧帝国的过程中，如何要求对于尊贵商品的大量积聚、管理和移动，以及这一进程如何导致一种大陆性规模的新消费制度的生成。爱尔森提出，跨大陆的贸易和海运贸易同时繁荣，塑造了一个有活力的交换体系，将货品从东运到西，从北运到南，其中就包括海量的珍珠。通过追溯珍珠在不同时段的流通，他强调了交换的不同模式——战利品、朝贡关系、市场机制以及互惠赠礼——的重要性。他也阐明了蒙古的市场策略如何不仅利用神话和民间传说，也利用了精于跨文化商业的印度—佛教徒和穆斯林商人创建的海上交流网络。在爱尔森的分析中，珍珠解释了草原历史中的蒙古例外主义、跨陆地贸易和海运贸易之间的内部关联，帝国政治文化中奢侈品使用的循环模式，以及这类商品对于本地经济和地区性经济的重要性。爱尔森深知聚焦于珍珠不可避免地有放大其重要性且制造失衡之嫌，但他首先表明自己并非在发表一种过度简化的论调，即“珍珠令大蒙古帝国伟大”，他认为，珍珠是诊断性的，而非决定性的，他的目的在于将珍珠作为探知蒙古帝国的政治文化及其对于整个欧亚世界的文化物质和商品流通之深远影响的另一扇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