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曾被视为世界的尽头，贫瘠、荒芜、寒冷，远离已知的“文明世界”。但随着商贸的发展和土地的垦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涌入这片充满未知的“极北之地”。从嘎吱作响的四轮车到西伯利亚铁路上呼啸而过的列车，一代代商人、士兵、工人、囚犯、探险家、科研人员跋涉至此，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博弈，同残酷的生存条件抗争，勾勒出探索、征服、开发西伯利亚的波澜画卷。本书作者埃里克·厄斯利曾多次前往西伯利亚，亲自用脚步丈量那些他笔下的章节，让我们真切地看到在16至20世纪末几百年的时间里，西伯利亚如何从无人问津到举重若轻。这里有奇迹也有苦难，有英雄也有恶棍，他们共同塑造了这片土地，谱写出这部悲怆又恢宏的极地史诗。

从公元前15000年前古代先民进入美洲大陆，到公元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场不为人知的伟大实验。在此期间，新旧大陆的人类先祖生活在彼此隔绝的时空里，面对着各异的地理、气候、动植物群落，各自发展出截然不同的人性、思想和社会。《大分离》是英国思想史学者彼得？沃森探究人类历史和命运的新锐作品。沃森汲取了新近的人类学、考古学、神话学、生物学、伦理学成果，论述了人性在不同环境中所实现的不同潜能，也呈现出新旧大陆人类社会殊途命运的综合图景。本书探究了诸多影响人类社会的大历史变量，综合出一套关于人类生活、习俗和思想的演进架构。无论是大陆构造和可供驯化的动植物资源，还是气候模式和致幻剂的异常分布，都给人类的社会形态、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和语言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构成了我们当今社会的思想底色。

本书是曾经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简称“鲁艺”）工作和学习的部分学员与教职员工亲笔撰写的艰苦革命岁月的回忆文章汇集。这些文章生动记录和反映了鲁艺学员和教职员工在鲁艺学习、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充分反映了革命青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指引下，在鲁艺这座革命文艺大熔炉中如何克服各种困难刻苦学习本领，为党的文艺事业进行艰苦创作，以文艺为武器投身全民族抗战的生动故事。这些文章，是对鲁艺深切回忆和纪念，是鲁艺学员、教职员工在离开鲁艺几十年后献给母校的崇高敬意。本书充满革命乐观精神，对于启迪教育今天的青年一代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清末，国势衰微，英俄觊觎西藏，英军更于1888年和1904年两次侵入亚东和江孜等地。1909年，陈渠珍奉命率部入藏抗英，经“苦征力战”，维护了西藏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与藏族人民建立了深情厚谊，并与西原谱写了感天动地的爱情传奇。后因辛亥革命爆发，川军哗变，陈氏不得已率领部从115人穿越青藏高原无人区，徒步万里，历时七月，绝盐、绝粮、绝火、绝水，终日奔走于“风饕雪虐、沙飞石走”的荒原，来到西宁时仅剩7人，回家途经西安时更痛失至爱西原，其“所述行役之艰，遭逢之惨，令人不忍卒读”。本书主人公所具有的爱国亲民、汉藏一家的情怀和百折不挠、鼓勇益进之精神，传承着中华民族优良的精神特质，感动并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作者简介

印度的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吗？印度的知识分子到底是具有独立性的社会批判者，还是早已被裹挟进了既得利益阶层？印度教到底是印度社会撕裂的推手，还是国族认同的粘合剂？在印度大城市的现代景观里，为何“种性”的古老身影仍徘徊不去？印度能够走出属于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吗？……本书从“土地与农村”“精英与大众”“民族之重构”“发展之探索”四个层面，多方位地勾勒出了印度自独立以来到21世纪初现代化转型的诸多面向，并透析印度社会问题的深层原因，相信“印度会崛起吗？”这个疑问，当在阅读之后，引发读者的思考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中国通史》由吕思勉著

荆州驻防八旗是清朝少数将军级驻防八旗之一，相对于其他驻防研究，荆州驻防之研究相对比较薄弱，成果有限。除了重视程度以外，资料来源有限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清史学界和满学界对荆州驻防的学术研究，核心史料主要是《荆州驻防八旗志》和光绪朝《荆州府志》以及《八旗通志初集》《钦定八旗通志》等极为有限的地方志与官书。但是，在清朝军机处录附奏折、殊批奏折、刑科题本、户科题本等档案中，保留了大量关于荆州驻防的史料，由于资料分散和档案馆开放程度低等原因，这些极为丰富的史料，史学界对其利用率是极低的。所以，不管是荆州驻防八旗史的深入研究，还是与之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都非常有必要将散处在清朝录附、殊批、题本中的史料，抄录出版，以推动史学界对荆州驻防的重视和深入研究。本书的出版，将推动史学界对荆州驻防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坎儿井是荒漠地区一种特殊灌溉系统，主要分布在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与万里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中国古代三大工程。近年来，围绕坎儿井保护利用这一目标，吐鲁番文物保护工作者彻底摸清了吐鲁番坎儿井的保存状况，为坎儿井建立了专门档案，并加强了坎儿井学术领域的交流合作，广泛学习国内外坎儿井研究，严谨规划，科学论证，进一步加大坎儿井对外展示工作力度，以保护坎儿井这一祖宗遗留下来的宝贵遗产。

共济会于1717年在伦敦成立，是一种将人们捆绑在一起的学徒制组织。事实证明，共济会是如此吸引人，以至于在20年的时间里，它已经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来。共济会的影响变得无处不在。在乔治·华盛顿的领导下，共济会成为新生美国的信条。共济会网络维系着大英帝国。在拿破仑的统治下，这一组织成为了威权主义的工具，后来又成为了革命阴谋的掩护。摩门教会和西西里黑手党都起源于共济会。然而，共济会的影响力同样令人敬畏。在天主教会看来，共济会一直是一个魔鬼崇拜者的巢穴。对于希特勒、墨索里尼来说，这些组织传播了和平主义和犹太人的影响，因此不得不被摧毁。共济会把温斯顿·丘吉尔和沃尔特·迪斯尼联系在了一起;沃尔夫冈·把莫扎特和沙奎尔·奥尼尔联系在了一起;把本杰明·富兰克林和巴兹·奥尔德林联系在了一起;把拉迪亚德·吉卜林和“水牛比尔”科迪;艾灵顿公爵和惠灵顿公爵联系在了一起。约翰·迪基的书是对秘密兄弟会的探索，梳理了共济会在世界多个区域的历史，作者查阅档案，阐述了共济会在发展过程中被人们夸大、吹嘘出来的神秘性和影响力，还原了共济会的本来面目，祛除了人们对它的脱离实际的想象。

《欧亚交通、贸易与唐帝国》将6~8世纪中亚地区活跃的交通与贸易置于欧亚东部地区2的广城空间中来重新把握，以揭明它的实际状况与兴盛原因。此一时期正处在从突厥汗国（突厥系游牧民族国家）到唐帝国兴起的阶段，是欧亚目前的大转折时期。粟特商人依附于两者而活跃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同时包括中亚在内的欧亚东部的交通与贸易呈现出显著的活跃状况。当然，交通与贸易不只是人的流动与物的交易，除了与生产和消费、文化、信息、技术的传播有关外，也与广阔地域的政治统治和地域形成等问题密切关联。《欧亚交通、贸易与唐帝国》从中亚自身的视角入手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