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不仅是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交流之路、对话之路。中阿文献对丝绸之路相向而行的记载彼此呼应，表明丝绸之路通衢广陌，是*活力的国际贸易走廊。本书着眼于中世纪阿拉伯地理古籍中的丝绸之路的中国段进行研究，详细梳理了中阿丝绸之路交往的历史，有助于拓宽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视野，寻找失落的东西文化的交流轨迹，推动两个民族间在地理知识方面的跨文化交流

人们掌握了生火的技能之后，偶然间发现在优质黏土上烧火，黏土会变得坚硬，这就是陶瓷的起源。当火与土相遇，陶瓷艺术就产生了。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陶器开始，人类的窑烧技术在不断失败中进步，也随着人类的足迹不断传播。在中国，陶瓷的产生已有三千年的历史，经历了由陶到瓷，再到陶瓷并驾的发展历程，其间诞生了青瓷、白瓷、秘色瓷、三彩瓷、五彩瓷、青花瓷等独特的种类。而在西域的伊朗、土耳其、阿富汗等地，也发展出具有异域特色的陶瓷工艺，并风靡一时。通过陆上与海上的贸易通道，中国的瓷器吸收了西域的特质，西方人也为中国陶瓷之美所折服，从此陶瓷成为中华文化的象征。千年来，散落在优选各地港口、海岸的瓷片，连接成有名的“海上丝绸之路”。以景德镇为中心的中国陶瓷，是将世界联结为一个整体的里程碑。

托克维尔，一个矛盾的法国贵族，因对民主与平等发表洞见而闻名于世。他是分析美国社会与政治的蕞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也是研究法国大革命蕞具独*性的历史学家。他在政治理论与社会学、历史学方面所作的贡献意义深远，至今仍存。 这部作品出自世界*尖的托克维尔研究者之手，对托氏的社会、政治理论做了清晰、易读的介绍。施莱费尔带领读者走进《民主在美国》《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及托克维尔其他的作品、文章和通信，他审视了托氏的基本主题，探索了诸如平等、民主、自由、革命等概念的意义，并将托氏对民主的优弊分析与其常被世人忽视的经济、社会改革方面的观念结合起来讨论。 施莱费尔同时追溯了托克维尔思想的一致与变化，展现了托氏观念的复杂与微妙以及其思想遗产的重要性。对希望了解政治思想史、政治理论、美国政治、法国大革命及社会学的学者、学生和普通读者而言，这将是一部不可或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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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世界上ZUI悠久、规模ZUI宏伟的综合性博物馆，大英博物馆从一座胡乱堆放着藏品的小仓库，历经几百年，逐渐发展成了拥有800多万件跨越人类文明发展全过程的各类藏品并享誉世界的公众博物馆。它创造过许许多多的第YI，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宝藏，但它是如何出现的？作为一座面向公众的博物馆，它又是如何去吸引那些“好学求知之人”的？本书作者詹姆斯·汉密尔顿从收藏家汉斯·斯隆爵士讲起，带领读者回顾了这座命运坎坷的博物馆成立之初的社会、文化背景，其后逐渐扩张的过程，以及在博物馆的发展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的那些人，和博物馆本身对英国乃至世界的深远影响。

《越南碑铭文献的文字学研究（套装上下册）》是越南汉字资源整理研究的专题性着作。《越南碑铭文献的文字学研究（套装上下册）》分上中下三编，上缟越南碑铭文献用字研究，中编越南碑铭文献俗字汇编，下编越南碑铭文献目录。着者在两万多通越南铭文拓片中，按时代编撰文献目录，据此搜集整理越南碑铭俗字，拓展越南碑铭文献用字研究。书稿立足原始文献，从国际俗字（通用俗字）和国别俗字（变异俗字）视角，考察俗字在越南的移植、受容、变异和衍生，对诸多越南俗字进行了构形和源流阐释，揭示了域外俗字对于中国文字学研究、大型辞书编撰以及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剑桥古代史（第四卷）：波斯、希腊与西地中海地区 约公元前525-前479年》述及的是地中海东部从古风时代向古典时代的过渡，标志是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与希腊诸邦冲突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使希腊人的自由观念和异族人的专制观念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但是即便在战事频繁的两年——公元前480年与前479年前后，冲突仍未阻止双方的相互影响。

《剑桥古代史》初版于20世纪前期，自70年代开始由英语世界及法国、德国等国的知名学者和专家进行长达30年的重写，由原来的12卷扩展至14卷19册。新版《剑桥古代史》将初版中公元3世纪的古代史下限推到公元7世纪左右，大量增加关于古代埃及、西亚文明与早期希腊历史，以及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的内容，在古代文明的起源、古代经济的一般特征、古典文明与东方文明的关系、古代世界的转变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剑桥古代史（第八卷）：罗马和地中海世界至公元前133年》论述了罗马对地中海地区政治上的有效控制，这段时期虽然相对较短，但却是多事之秋。从迦太基人在西班牙、第二次布匿战争，罗马的进步力量通过征服追踪在阿尔卑斯山的高卢，西班牙和非洲西部和东部的冲突与马其顿，塞琉古帝国，最后是希腊人。与这些主题穿插在一起的是关于塞琉古王朝及巴特利亚和印度的希腊人、罗马内部政治生活以及罗马与意大利盟友和邻国关系的发展。

《新编剑桥中世纪史》共计7卷8册，与老版《剑桥中世纪史》相比，在编写体例和篇章编排上更为清晰明了，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旧框架，试图呈现“全面的历史”，将经济、社会、精神、文化等领域纳入论述范围，提供了对中世纪更为全面、详实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新编系列摆脱了过往将欧洲视为世界全部的“欧洲中心论”，反对将欧洲各国历史机械拼凑或简单相加，力图从整体上考察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历史发展轨迹及相互间的影响，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进步。《新编剑桥中世纪史 第六卷 约1300年至约1415年》为第六卷，叙述了公元1300年至1415年的历史。《新编剑桥中世纪史 第六卷 约1300年至约1415年》涵盖14世纪，这是一个被瘟疫、自然灾害和战争支配的时期，这些灾难结束了基督教欧洲三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和文化扩张。但这也是一个见证政府的重要发展、重视和关注宗教与智力生活的种种变化的时期；它使俗人的声音、新的文化和艺术模式，尤其是本土文学的兴起，拥有了更大的分量。《新编剑桥中世纪史 第六卷 约1300年至约1415年》分为四个部分。首部分是概况，讨论关于政府的理论和实践、宗教、社会和经济史及文化等一般性的主题，包括讨论艺术、建筑和骑士制度；第二部分为西欧各国的国别史；第三部分论述教宗驻阿维尼翁时期和大分裂时期的教会；第四部分讨论东欧和北欧、拜占庭帝国和早期奥托曼人，特别关注他们与西欧人的社会和经济关系，以及与地中海上其他文明的关系。

现代人在赞赏古埃及文明，或者任何古老文明时，到底是基于何种知识和心理上的立场？谈论近现代文化和政治霸权的人很容易检讨十九世纪以来的欧美殖民帝国和文化霸权，但古代文明似乎对此类的议题有免疫性。实际上，如果回顾十九世纪以来埃及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埃及学和其他的“东方学”一样，有一部分也是西方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发展的一环。西方各国学者竞相研究古埃及，除了表面的纯学术兴趣，其实也是展现国力的一种方式。埃及文物被西方各国运用各种方式运回去，正是一种文化霸权和霸权文化的展现。而他们在赞叹、景仰古埃及文明之时，其实也正是在古埃及文明中找寻认同、映见自己，因为古埃及文明正是它存在的古代世界中的一方霸主。然而对于生活在埃及四周，甚至埃及境内的一般人而言，辉煌灿烂的埃及文明到底是他们的福气还是祸害，恐怕就很有争议了。认识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态度又应该如何？是仍然追随西方既有的研究传统，还是另辟蹊径？笔者的看法是，我们可以接受古埃及文明作为一个有趣也引人沉思的例子，一方面拓展我们的知识和眼界，一方面则可以利用埃及的例子来检讨历史知识所包含的文化立场。《古埃及文化史》的写作，出发点也就是这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