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刻书籍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宋代官刻书籍发展的因素，官刻经部史部书籍（上），官刻经部史部书籍（下），官刻子部集部书籍，官刻书籍的收藏与流通，宋代官刻书籍的影响。

当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和尼罗河三角洲地带的文明繁荣发展时，来自各地的商队开始向着巴比伦和埃及进发。沙漠中的阿拉伯人、伊朗山地的居民、一队队的骆驼，从伊朗带来货物；而满载商品的驴群，从叙利亚北部和小亚细亚，顺着河谷而下。与此同时，从埃及、波斯湾沿岸、阿拉伯半岛南部和印度海沿岸出发的批商船也开始穿越这些区域。在人类历史上，近东是发展易货贸易的理想地区。罗斯托夫采夫由此创造了“商队城市”一词，用来指位于商队路线之上而繁荣起来的城市。这些城市处于不同文明的交界处，借助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推动了物质与文化交流。本书基于罗斯托夫采夫在叙利亚、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鲜活感受和遗址考察，追溯商队贸易的历史，并结合考古挖掘的发现，既细致描绘了近东主要商队城市的兴衰起伏，其中包括佩特拉、杰拉什、帕尔米拉和杜拉，也清晰重现了希腊化世界的整体面貌。

《约伯记》由（英）坎伯·摩根著，王克勤译

诞生于中近东的葡萄酒先是传入埃及，经过希腊，向西扩展至欧洲，但它并没有进入东方。暂且将伊斯兰教禁酒这样的宗教、文化壁垒排开，印度、西亚、中国、以及更东的日本等国，也是葡萄酒的不毛之地。中国虽然自汉朝起，就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带来了葡萄，到唐朝时，文人墨客也开始喝到葡萄酒，并栽植葡萄，但在此之后，葡萄酒却忽然消失了。大洋彼岸的南北美洲也一直没有葡萄酒的身影。南北美洲开始酿造葡萄酒要到西班牙征服之后，由传教士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葡萄酒文化也没有在这些地区诞生，这并不是由于亚洲像中国人、日本人等地区的人们不喝酒造成的。在日本，酿造以米作为原料的清酒时，为了产生酿酒所需的微生菌，使用了醪糟和酵母，它的酿造技术和工艺在世界上也属唯一。而世界各地也有椰子酒等用果实酿造的独特且种类繁多的酒，人们亦享受着他们带来的乐趣。从葡萄酒发展分布图就可知，埃及、犹太、希腊、罗马等文明在形成欧洲文化底色的“两希文明”（希腊文明和希伯来文明）的同时，作为其中一环葡萄酒文化也逐渐发育起来。那么，葡萄酒是如何开始在美索不达米亚起源，并在埃及、希腊、罗马、欧洲、世界范围内传播的？旧约与新约中对葡萄酒的描述有何不同？葡萄酒如何在罗马形成了平民化与贵族化的差异？葡萄酒在欧洲中世纪人们生活中的地位又如何？本书对葡萄酒的历史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流通和影响做了详尽的叙述。

本书立足历史学，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医学、生物学等相关知识，辅以几十幅难得一见的史料图片，深刻剖析害虫承载的历史意义，内容发人深省。历史学教授丽莎·T.萨拉索恩文笔精妙，以幽默、通俗又充满《1984》式讽刺的文风，讲述了害虫与人的诸多关系，从而引导读者体悟文明荒谬、认识人性脆弱、反思群体命运。害虫在地球上生存的历史远远早于人类，它们的身份却被人类定义。作者在书中详细讲述了从早期现代社会至今的400多年的时间中，害虫如何从常见寄生虫到被人类深恶痛绝的对象、从神旨的代表到传染病的传播者的身份转变；它们如何在讲究体面的现代社会中轻松打破阶层壁垒，破坏文明秩序，引发人心底的恐惧，最终成为社会阶层的标志、污名化的标签。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无论是种族主义影响下的他者带来的人口过剩的恐惧，还是对现代社会孤立状态的倦怠，老鼠尖锐地反映着我们的恐惧和我们对自己的映照。

蒙塔尤是法国南部讲奥克语的一个牧民小山村。1320年，时任帕米埃主教（后为教皇）的雅克·富尼埃作为法官到此办案。在调查、审理各种案件的过程中，他像现代侦探一样发现和掌握了该山村的所有秘密，包括居民的日常生活、个人隐私以及种种矛盾、冲突等，并把它们详细记录下来。法国著名学者勒华拉杜里以历史学家的敏感和精细，发现并利用了这些珍贵史料，以现代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再现了六百多年前该村落居民的生活、思想、习俗的全貌和14世纪法国的特点。

《中国书法史（增订本）》在严格意义上说是一本历史学著作。借用美国哲学家梯利对历史研究范畴的论述，书法史研究亦有三大任务：明变、求因和评判。“明变”即完整地描述书法艺术的发展过程，使读者知道古今字体与书风变迁的线索，这是书法史研究的首要任务；“求因”是把书法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来观照，分析各种发展变化的推动力量；“评价”则是基于对书法未来发展的认识，总结出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基于以上三个维度的思考，本书从甲骨文、金文、篆书、草体、分书、楷书、帖学、碑学等专题展开，以500余幅历代作品为例，不仅完整地叙述了中国书法艺术的发展历史，包括从甲骨文到楷书字体的沿革变化，以及从帖学到碑学再到碑帖结合的经典样式的探寻过程；亦将书法艺术纳入各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大背景之下，关注书法演变的内因与外因；并考察各种风格和学说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讨论它们的价值和意义，为今天的继承和创新提供参考和借鉴。

对世界货币史的探讨，目的在于摆脱过去我们对于货币只进行截面分析、停滞于货币短期、局部现象研究的桎梏，将货币研究的视角扩展到一个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纵向几千年，横向全世界，从千千万万的历史实践活动中寻找货币的本质、货币的运行、货币的发展等方面的普遍性规律。从世界货币史的角度来观察，货币的产生支持了人类的文明发展和物质丰富。然而，在货币发展的过程中，金属冶炼资源的有限性与商品种类扩张的无限性表现出明显的矛盾。本书的研究给读者展示出货币历史发展的以下规律：称量货币的长期发展，演化出金属数量货币——钱币。钱币的制造被古代各国政府所垄断，产生了金属货币信用化的趋势。在货币法制的支持下，金属货币信用化使社会货币流通总量得以大幅度增加，不断地满足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逐步扩大对于社会货币流通总量持续增长的需求，以及古代各国军事扩张对于货币的庞大需求，从而使古代各国的发展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以时间为线索，讲述了从原始社会到元明时期战场上的兵器演变、阵法创新以及战术战法，同时解读文学创作和史书典籍中的各类战争场景。 刀为何能取代剑成为战场利器？汉朝以前，剑在战场上被广泛使用。直到骑兵作战成为主流，剑逐渐被刀取代，其双面开刃，看似更有优势，其实并非如此。剑身过于单薄，用力过猛反而会折断。 步兵如何战胜骑兵？东汉末年著名的界桥之战，是步兵战胜骑兵的经典案例。当时，公孙瓒的部队白马义从威震北方，却在袁绍方麴义部队狼啸般的叫声和箭雨中一败涂地。 戚继光的鸳鸯阵法怎么摆？牌手当先，长枪手、狼筅手、短刀手互相密切配合，以长济短、以短救长的刀牌结合打法，便是鸳鸯阵法的要点。其优势在于刺卫兼备，攻防适用，出击灵活。

本书是日本学者砺波护于2016年出版的学术随笔集。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对日本文明影响巨大，这体现在技术、语言、制度、宗教、艺术等几乎*部领域。本书*一章由敦煌文化与吐鲁番文书等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入手，分析中华文明对于日本及中华文明圈的影响方式。此书以隋唐佛教、名物、经本书类的流传等具体实物史料为依托，在书中几近涵盖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此外，本书后面四章作者研究和追忆日本京都学派的一些点滴，以及中日两国学界学者们的交友互学的往事。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将使中国学者更清晰地理解砺波先生本人学问的缘起，知道京都东洋史、佛教学的学术源流与脉络，京都大学和大谷大学许多珍本、文物、经藏的来历，*别是他强调的各位前辈学者与同行不同的学术风格与志向。相信读者看完此书的收获，不亚于阅读一本内藤湖南等人的专业著作。——荣新江（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砺波先生是日本治中国史尤其是隋唐史的大家，我们有幸能够读到他治史之余的随笔心得。这些学术随笔是先生学术研究之外对历史、学术、人物的独特思考，所有的问题都因他所关注和关心的中国历史而来，可以认为是先生对历史普及和文化民众化的重要贡献，也是大家治史的“闲话”之作，可视为另一种历史。——沙武田（陕西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砺波先生对中国丝绸之路上各种文物的信手拈来，读到许多生动隽永的故事。关于日本早期敦煌学发展状况、日本中国史研究代表人物（如内藤湖南、桑原骘藏、宫崎市定等），以及中日学界学人往来的佳话，书中更是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材料，这无疑会为我们研究日本学界和中日文化交流提供重要信息。——杨宝玉（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