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国家重点图书。本书系统地论述了佤族的人口分布与地理环境、历史源流、生产方式及其变迁、语言与文字、衣食住行与文化功能、婚姻家庭及社会组织、宗教信仰与哲学思想、风俗习惯、文学艺术等。

本书分为：专题研究篇、党史人物篇、陇籍将军篇。收有“庆北苏区的创立与发展”、“延安时期干部教育述论”、“王铭五烈士传略”、“李化民少将”、“靳虎少将”等文章。

《昭通彝族史探》一书为昭通彝族社会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勾勒出了一个大体的轮廓。这个轮廓大体可分五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远古时期，从原始社会时期，昭通智人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繁衍，而从公元前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到公元前２１００年左右，昭通已经进入原始社会，不少出土的石器和陶器和房屋基础反映了当时的生产状况生活状况，说明农业和畜牧业已成为当时的两种主要生产方式，人们已经形成村落群居，进入了父系氏族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上古时期即杜宇时期，这段时期是东周的春秋与战国交替之际，约公元前４００年左右，部落首领杜宇后裔分为六个部落，形成为彝族的六祖，其中糯、恒二部留在昭通一带。这一时期的末期也就是东汉时期，在这段时间，在昭通本土创造了辉煌的朱提文化。第三段时期为中古时期，即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爨乌蛮时期到宋元时代的乌蒙时期，这段时期长达千年，这段时期都是属于彝族部落统治时期。这段时期用乌蒙并列的部落有芒部（镇雄）、乌撒（威宁）和闷畔（东川）。这段时期昭通的社会形态应属于奴隶制社会，但在晚期，商业贸易有所发展。第四段时期是元明清时期，这段时期昭通彝族社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首先是在元代确立了土司制度，使昭通既归属中央政府的统治，又有很大程度的“地方自治”性质。而到了明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便开始逐步推行“改土归流”，但并未强制推行，而是要求土司承认自己是朝庭委派的流官，服从调遣。而到了清代雍正时期，鄂尔泰在昭通强制推行“改土归流”，于是酿成了血腥的屠杀。但“改土归流”后也给昭通的社会结构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第五个时期即清末到民国时期，通过对龙云、卢汉一些重点的彝族人物的介绍，叙述了他们而对于昭通的发展，云南的发展所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功绩和在解放战争末期举行起义的历史意义。

清顺治十八年，恶疾天花袭击皇宫，皇帝爱妃命丧黄泉，顺治痛不欲生，立意遁入空门。危急之际，孝庄太后力挽狂澜，下令“改朱批，行蓝批”并将天花大病初愈年仅八岁的玄烨推上龙座，成为康熙皇帝。康熙即位以后，鳌拜等权臣威迫有加，连孝庄太后也只好含辱。鳌拜“亲政”开始，康熙改归皇权，权臣竟图诺废君改朝，康熙被迫殊死相争，最终智擒鳌拜，肃清政敌。吴三桂等“三潘”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康熙年轻气盛，下旨撤潘，引发三潘之乱，朝廷兵将屡被吴三桂击败，明皇后裔朱三太子也乘机举起“反清复明”的大旗，太监造反，宫廷大乱，康熙陷入绝望，意欲退位。在孝庄太后的怒斥与激励下，康熙重振精神，起用汉臣周培功，与吴三桂拼死一搏，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国康熙年代，已是国富民强，一片盛世景象。郑成功后裔郑经割台湾岛自立，不肯归降，蒙古葛尔丹也磨刀霍霍，推崇元大都产誓杀回北京。康熙为安抚葛尔丹将爱女嫁葛尔丹，暂缓西北局势，然后起用明将施琅一举收复台湾，继而调转枪头率二十万大军，在辽阔的草原上进行了殊死的决战，全面消灭葛尔丹的余部，完成了中华民族版图的统一。凯旋班师以后，孝庄太后归天，太子与权臣结成同党，意欲提前即位。康熙废除太子，引发夺嫡之争。“千叟宴”上，康熙即将宣布“立储”遗旨，却猝死在龙座上，诏书随风飘落玉阶，无人知晓它的神秘。

本书对生与死、生者与死者的精神联系、民族生死观对文化发展的影响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作者把生死问题置于文化发展的背景上，与宗教、民俗、艺术、哲学和历史相揉，进行综合研究。在生殖崇拜文化的演进轨迹、生与死的自然和谐的信号、民族生死观与家庭主义的关系等问题上提出一系列独到见解，视野开阔，论述精深，材料翔实，既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又可以提供比较丰富的资料，可供研究人员、大学文科学生和一般读者参考、欣赏。

本书阐述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110年的历史。全书的编写，体现了作者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吸收了海内外史学界研究的新成果。在体例结构上，力求体现历史的连贯性和不同内容叙述的完整性；在内容上，着重阐述了近代中国社会观念和经济形态的变化、政党政治及政权的更迭、对外关系、文教与科技的发展变化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全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可供普通高等院校历史专业的教学使用，也可供一般读者阅读。

《云南史料丛刊》内容丰富，完备周详，是云南至今资料最多、最系统、最可信的一部大型史料丛书。凡涉及云南历史的专书、专卷、专篇、专条，均有收录。全书共１０卷，约１０００万字，全面、系统地收录了从先秦至清末中国古籍中有关云南地方历史资料近４００种。其中有研究滇史必读的专书，如樊绰的《云南志》和《南诏野史》、冯苏的《滇考》等。有一般人难以找到的《滇略》、《张允随奏稿》、陈灿的《宦滇存稿》、杨慎的《滇程记》、黄诚沅的《滇南界务陈牍》等。有从重要文献中辑录零散资料而成专篇者，如《册府元龟》有关云南事迹、《玉海》有关云南事迹、《元史·本纪》有关云南事迹、《元史》有关云南诸列传摘抄、《明史》有关云南事迹辑录、《明会典》有关云南事迹辑录、《国榷》有关云南事迹等。也收录了很多重要史籍有关云南的部分，如《华阳国志·南中志》、《元混一方舆胜览·云南行省》、《马可波罗行纪·云南行纪》，《寰宇通志》、《明一统志》、《肇域志》、《读史方舆纪要》等云南布政司的全文。还有大量散见于各书中有关云南的篇章，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地理、社会、宗教、边事等，概行搜罗。方先生强调文物与文献并重，对各历史时期的碑碣、摩崖、塔幢、金石文字等多予收录介绍。过去人们慨叹云南历史资料难觅，而今面对着洋洋大观的《云南史料丛刊》，不禁为之振奋，云南学者经过若干代不懈的努力，终于汇聚成滇史研究的宝库。　《云南史料丛刊》的编纂和出版，既是滇史料工作的总结，也是滇史研究的里程碑。它将引导人们登上新的高度，开拓新的视野，再创滇史学习和研究的新辉煌。该书也将为认识云南、研究云南、发挥云南优势，创建民族文化大省，提供深厚的基础资料。

《中国文化史纲》论述了原始时代：中国文化的开端;夏商周：中国文化的勃兴;秦汉时期：开创统一文化的新纪元;三国两晋南北朝：乱世中的沉默和曙光;隋唐五代：封建盛世时代的文化;两宋：封建文化的精致与成熟;辽复金元：南北文化的交融;明清：封建文化的极致;道、威时期：资产阶级文化的准备;同、光时期：资产阶级文化的形成;北京政府时期：新文化的转折;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新文化的艰难发展;根据地和解放区时期：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胜利;共和国时期：社会主义文化的建立与发展。《中国文化史纲》可作为各行各业青年的文化修养读物，适用于高等院校文化素质教育之教材。

中国文化史中的某些史学著作是后人难以超越的，司马迁的《史记》就是这样一座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史记》是中国纪传体通史的开山之作，鲁迅先生对《史记》赞叹不已，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对它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价值推崇备至。《史记》记录的历史，从传说中的皇帝开始，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为止，大约三千年。行文多以人物或者家族为单位展开，故事性很强。其文笔出众，是后代传记文学的先驱和典范，影响至深。本书是西汉司马迁所著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黄帝至汉武帝时期两三千年的历史。全书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本套书共9册，是《史记》的全译本。

本书主要从三个方面对中国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论述，一是回顾了中国城市民族工作的发展历程，阐述了城市民族工作的地位、作用和意义；二是对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城市和民族问题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三是对城市民族工作的对象、内容、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探讨。本书总结了我国五十年城市民族工作经验，从都市人类学视觉论述了城市与人和社会、城市与民族和民族问题、中国城市化与城市多民族化过程，对城市民族工作的对象、城市民族工作的内容、城市民族工作的方法及城市民族工作的动力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