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研究自本世纪初发轫，至今已近百年。临届世纪末，重写文学史呼声嚣起，怎样写文学史，亦不乏高言阔论。然总其归途不外两类：一类尚客观，重描述；一类倡主观，重阐释。描述者，在作家生平和社会背景上多下笔墨；阐释者，则以文本诠释一切。

从周武王伐商灭纣，建立周期，至周幽王在骊山被杀和周平王迁都洛邑，西周前后延续二百八十余年。在夏商二代的基础上，西周的政治文化取得了光辉灿烂成就，成为儒家推崇的盛世，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奠基时期，对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由于年代久远，史籍阙载，致西周一代年代错乱，军国大事不详，典章制度湮而不彰。本书综贯史籍文献，结合数百篇西周铜器铭文，考订年代，诠次史事，对西周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了全面总结，是中国古代史权威之作。

片断：芏角睸imaodeAndrade至Tarnou，代其兄FernaoPerezdAndrade。SimaodeAndrade统率葡人起壕障，虐待tamao岛土人，故中国人对葡人至是变为恶感。……三月后，帝死（《明史·武宗纪》载武宗死于正德十六年三月，是为公元1521年），新帝即位，诸臣请杀葡萄牙使者，皇帝不听，命送使者回广东。……同年，Simao归，DiegoCalvo代之。皇帝死耗达广东，中国舰队进攻，葡人大败而退，损伤颇多，时为1520年6月也（应为1521年）。③在极为权威的巴罗斯的文献中多次提到Tamao一地，并告诉我们葡萄牙人在1514年之前即来到这一岛，并在岛上建立了纪念碑；1518年时还在岛上修建壕障。除巴罗斯外，早期的西方史学家还有一些记载。托梅·皮雷士（TomePires）于1512－1515年记载：从麻六甲来中国的船都停泊在Tumon，此岛距广东（Canton）二十或三十里格，这些群岛距离陆上的Nantoo，由陆地算起约有一里格。④康士坦尼达则于1550年左右记载：这贸易之岛距海岸三里格，中国人称之为Tanmao，没有广州政府的许可，任何船不能越过这里靠近海岸，所有交易都在外海或这里进行。掌管这一带海防事务的官叫Pi－o（备倭），他驻在距此岛三里格的Nan－t，ou。⑤柯瑞亚在1545－1565年间亦载：此岛距广州十八里格，所有商人在此进行贸易，没有广州城的允许，无人能越此界而内入。在贸易之岛三里格之外的另一岛，有中国的舰队司令或水师把总驻紥。⑥可见，葡萄牙人在16世纪最早抵达的中国地方是Tamao或Tunmon。又据意大利籍葡萄牙航海家柯撒里1515年元月6日的记载：去年间，我们有几位葡萄牙人成功地航海至中国，虽然未被允许登岸，但他们以极高价卖光了货物，获得很大的利润。⑦1514年未被允许上岸的中国地方亦应是Tanmao，葡萄牙人在此岛上进行了大规模的走私贸易。根据上述文献的描述，可以确定Tamao是一块这样的地方：1·Tamao是一个岛屿。2·Tamao岛距离广州18－30里格。3·Tamao岛离驻紥备倭的陆上的Nantoo1－3里格。4·Tamao岛是一进行走私贸易之岛。然而，Tamao究竟在什么地方？东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极大的分歧。过去，西方学者多依据葡文文献进行考订，将Tamao置於上、下川岛（珠江口以西）（J·M·Braga除外）；东方学者多依据中国文献将Tamao考订为“屯门”一地或“泛屯门地区”（珠江口以东），这两种说法在东西方学者之间如此界线分明是十分罕见的。究竟是什么原因？究竟哪一种说法是正确的？迄今尚无定论，以致后来的研究者无所适从，故澳门葡萄牙史学家施白蒂在谈到Tamao时，十分为难地说：Tamao位於何处？是今天的伶仃岛呢？还是在伶仃和南头市之间？或者是上川岛一个港口？⑧后记：转折。丙寅（1986年）初夏，我决定离开兰州。这块曾开启我学术生涯，使我在学界崭露头角的地方，确实有许许多多值得留恋的回忆。朔方、金城、敦煌、西域……一听就充满着历史韵味的名字，对一位癡迷于史海的人来说，是具有何等的诱惑力啊！但，我还是离开了它。行前，友人曾寄语：“腰缠十万贯，骑鹅下扬州。”可我南下时，除了几十纸箱的书以外，真可以说是一文不名地来到了这中国南方最繁华的都市。一切似乎是胸有成竹，一切又完全是措手不及。我还没来得及将行箧中的书上架，生活、社会及喧嚣的中国政治就把我翻了几个跟头。当我再次安静地坐在书桌旁时，发现自己已年届不惑，且一无所有。对于治学者来说，欲求学术之高深境界，是决不可鱼和熊掌兼得的，“名”、“利”、“权”、“位”对于真正的学术工作是绝对大有妨礙的。有很多人从表面上看是兼而得之，既有很大的学术成就，又有相当的权位名利，但若你认真去检查覈实，恐怕就不如是了。比如胡适之先生，恐怕要算中国近代学界的第一名人吧！如以名权位衡量，先生于愿足矣，如以学术的专深精赅而言，则未免令人扼腕。再如顾颉刚先生，二十几岁就享有大名，为时代青年所瞩目。据严耕望先生言，“中年以后，顾先生就非常后悔，他自己评论，深悔年青时，弄得名气太大，不能安心工作，最终对史学並无多大贡献。”学界中我最推崇的陈援庵先生，自学成才，一部《元也里可温考》震动天下，成为中国学术史中的经典楷模，然至晚年，虽说有许多客观原因，但实际上仍是为名利权位所累，终不可攀登学术之更高峰。至于当今之世，投机赞营，蝇营狗苟之流，无其实拼命张大其名，不读书却频频出书，文章都写不好却争当××导师，末流都未可论却自诩为××学派，将学界搅得乌煙瘴气，一片混沌。名则盛矣，实而不至，最可悲者，落得个远扬天下之“臭名”。于四十之后，我方渐悟出此理：名利决不可过分这求，浮躁急切做不了大学问。1941年，钱宾四先生对其弟子严耕望先生说：“中国人做学问的环境並不很好，在未成名之前，找一碗饭吃都有困难，一旦成名，又必为多方面拉扯，做这样，做那样。你要切记，到那时，不要分心旁骛。”钱先生此语对我影响甚大，我深知“分心旁骛”对学术之弊，然而，处于目前环境中的中国人，要做到不“分心旁骛”谈何容易？然不去“分心旁骛”，又何以有真学术？于是自戒：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毅力，拒绝诱惑，潜心修定，以求学术之真帝。四十岁之前所关注者唐宋元间之西北民族、舆地，留下了几部书稿和一大堆尚待整理的资料和问题。近八九年则切入明清之际的东南海隅，葡萄牙与荷兰东来、澳门、香港、漳潮地区及海南岛，一系列的问题又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而葡萄牙与澳门之历史则成为首选。学术领域从西北走向东南，从宋元转向明清，空间与时间的变化，虽然给我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我感到，唯其方法不变，新的领域给我带来的是更富刺激的挑战。几年下来，在学习前人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史料深入开掘与积累的基础上，就明代的澳门问题完成了这部小书，亦大致是我学术生涯完成这一转折的标誌。澳门初期史（包括16世纪初期佛郎机东来至南明永历之时的澳门），应是澳门史中最艰难複杂的一段。葡人东来至澳门开埠，中西文献记录甚少，且多牴牾，故在史实反映上十分模糊，如不进行详细的原始史料考证弄清史源，辨其真伪，则这一段历史是无法进行研究的。故东西方史学大家们纷纷表现出其对澳门初期史的迫切关注，西贤如龙思泰（A.Ljungstedt）、徐萨斯（MontaltodeJesus）、裴化行（H.Bemard）、高美士（A.L.Gomes）、白乐嘉（J.M.Braga）、博克塞（C.R.Boxer）、文德泉（ManuelTeixeira）、潘日明（B.V.Pires）、卫思韩（J.E.Wills）、普塔克（RoderichPtak）、洛瑞罗（R.M.Loureiro）、施白蒂（BeaerizBastodaSilva）等，东方史家则有藤田丰八、矢野仁一、梁嘉彬、方豪、周景濂、张维华、全汉昇、张天泽、戴裔煊、黄文宽等，稍晚一辈的学者则有郭永亮、霍启昌、林子昇、黄鸿钊、黄启臣、费成康、李德超、张增信、谭志强、谭世宝、吴志良等，上述诸家均对明代澳门史作出过不少贡献，其中亦有十分精到之见解。但有一个较严重的问题，即所著论者多为专门性的通史著作，甚少专题性论文（当然C·R·博克塞与方豪、全汉昇先生除外）。很多问题，虽有辨证，但囿于篇幅，很少详考。故留下了一些至今仍未解决或仍是空白的问题令人思索，本人就是在这一基础上萌生撰写此书的念头。然而，由于语言与资料的局限，我实在没有胆量去写一部明代澳门史，因为我不知道，我未见的有关明代澳门的葡文资料还有多少，所以，我只能就几个问题提出个人浅见，虽不敢说有百分之百的发前人所未发，但决不空论、泛论、炒冷饭。撰写此书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澄清以往明代澳门史研究中一些模糊或错误的结论与观点，亦试图填补前人所未论及的一些空白。我的学术生涯似乎有一种宿命，总是衝锋陷阵的独臂将军。治西夏史，虽然学过西夏文，但文技却无法助治史，留下一大堆断烂朝报有待整理；研究安多藏族，虽也曾打响几炮，却不谙藏文，总觉得文章中差一根脊梁骨；今日做澳门史，则更将葡文视作天书。我每做一篇澳门历史研究文章，就好像吃着一碗红烧肉却拌着一碗夹生饭，而这碗夹生饭就是使用别人翻译的葡文材料。所幸的是，我始终没有偷懒，不论是西夏史、安多藏族史、还是澳门史，虽然是断臂的“苦人儿”，但偶尔冒出来的创造和发现及对汉文史料的开掘，总还算对得起国家支给我的“俸禄”。最后，我必须向资助我完成此书的澳门文化司署表示诚挚地致谢，如果没有澳门文化司署第四届学术研究奖学金的资助，我要完成这一难度甚大的课题恐怕是难以想像的。在此，还要感谢布嘉丽司长、李淑仪处长及黄晓峰、刘月莲博士对这一项目完成的帮助与支持，感谢日本滨下武志教授、台湾萧启庆教授、香港萧国健教授、陈佳荣教授及澳门吴志良博士多次为我提供宝贵资料。在此要特别提出感谢的是，远在里斯本的金国平教授看到我的书稿清样，十分仔细地为我订正文中的错误和秕漏，尤其是文中使用的葡文资料，金教授给了我极大帮助，使我永志难志。又承中华书局谢方先生、李解民先生审读了这部书稿，並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修订意见和改正了许多文字上的错误，在此，我对他们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还要感谢我的研究生为我翻译核对资料，抄校书稿。又及，书中大部分论文均先后于1995－1998年在海内外杂誌发表，收入此集时再一次作了补充和修改。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二日于广州暨南花园小万卷楼

澳门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对外贸易港口。它的开埠又是近代西方交通发展的历史产物。澳门港的开放，大大促进海上丝绸之路的兴旺发达。丝绸之路亦即贸易之路，因为中国出口著名特产丝绸，遂以此命名。澳门既是对外开放的贸易港口，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澳门是长期被葡萄牙占据的中国领土，它被占据已有440多年年之久。

本书描述了一位具有学术思想的意大利犹太商人在1270年如何从意大利动身远航，于次年抵达中国的沿海城市泉州：又称之为“光明之城”：的经历。它不但描述了一位中世纪商人的冒险经历，而且通过一位欧洲学者的目光评论了中国社会。叙述了泉州在繁荣的贸易经济中奇特的生活场景，叙述了它充满生机的制造业和奢侈的消费生活，叙述了它在日益逼近的蒙古人入侵的阴影之下，在富裕然而却分化了的南宋社会，再次演奏的一曲忧伤的告别之歌，以及作者通过他同随行人员的关系，通过他自己的内省反思，坦露了他内在的畏惧和梦想、自我的见解和精神的生活等。作者的叙述生动活泼，常常带着戏剧性的散文笔调，富有人情味，具有洞察力，同时又收集了各种事实材料，所以它构成了一部可能含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献。

1984年，陈乐素先生创办了暨南大学古籍研究所，至今，已走过了整整十五个春秋。一个以古籍整理与传统文化研究为其生存手段的学术机构，在广州：这个中国南方最繁华的商业都市中居然站稳了脚跟，且日渐壮大。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究其原因，除了上级古委会、学校及学院领导的全力支持外，古籍所的历任领导与同仁坚持坚定的学术方向与端正、朴实的学风应是十分重要的原因。还有，因地制宜，结合暨南大学作为侨校的特点，拓展与广东地方特色紧密相关的岭南文化与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也应是其中重要的原因。

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曾言：“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谓之实录。”丛书即以这一传统史学的最高标准为指归，选取历朝朋党之争、政变叛乱、宦官祸国、重大冤狱等侧面为切入点，选择与此相关的著名历史人物和重大政治事件，演绎成以封建政治舞台为背景的惊心动魄、波谲云诡的生动真实的历史画卷。本书借鉴传统史学的纪事本末体裁，以事件起讫为纲，各自独立成篇，依年代顺序编次;以叙事为主，辅以画龙点晴的评论，以期透过表象提示本质。分开读犹如一段段引人入胜的历史故事，勾画出鲜活的封建政坛众生相;合起来则概括地反映出中国封建政治史的大致风貌，凸现出历史的纵深感。本书可读性与知识性同具，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并存，参考价值与收藏价值兼备，是一套独具特色的历史普及读物。

本辞典释文力求简明扼要，史料准确可靠，并极力注意吸收前人和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及有关词书的科学定论和优点。对一引起当前尚有争议的问题，或一说为主兼叙他说或诸说并存。释文首先指明官名、吏名、官署名称，然后介绍设置的起迄朝代、隶属关系、职掌及沿革变化概况。我国历史悠久，史料浩瀚如海，历代职官名目繁多，其设置、职掌以及有关官制，代有变化，有些很难甚至无法注释清楚。<

本书为《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系列丛书之一。读者可以从书中了解到：1、魏氏“三世立贱”的分析2、王粲患麻疯病说3、阮籍《咏怀》诗其二十新解4、《文赋》写作年代新探5、左思《三都赋》成功经验之研讨6、郭璞诗为晋“中兴第一”说辨析7、《西京杂记》中的司马相如赋论质疑8、论谢灵运山水文学的创作经验

“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道出了中国古代政治的真諦。数千年来，王公贵族、将帅统领、治世良吏、乱臣贼子……形形色色的政治家匆匆奔波于历史舞台，你方唱罢我登场。他们或许都曾想轰轰烈烈，也或许都曾想与天地日月同在，都不想沦为斑斑点点的几行陈迹，但血肉之躯毕竟难与江河山川共存。如果说他们的生命如同夜幕中划破开际的颗颗流星，那么留下的轨迹却是截然不同；有的壮怀激烈，马革裹尸；有的荣华富贵，寿终正寝；有的兔死狗烹，血溅刑场……为古代政治的变奏曲标上各式各样的休止符。当我们站在世纪交替的门槛前回眸历史时，应当知道和记住这一群叱咤风云时，应当知道和记住这一群叱咤风云的人物的真实命运与结局。阅读“大结局”，犹如欣赏一出出精彩的人生悲喜剧，帷幕徐徐落下后，你在增广见闻的同时或许能够有所领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