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文化创造活动的主体，而这一主体并不完全处由，仍受制于其借以成长的客观环境。文化重构是一个自然的历中过程，又是人们主动参的创造过程。我们之所以要积极推动中国文化的转型，力求在传统文的基础和当代世界先进水平上重构中华文化体系，正是希望达到“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使中国文化在主客体的改造中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本书分为七章，主要内容包括绪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与特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五四文化启蒙、革命文化的演变、新时期的文化思潮、中国文化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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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为《大义觉迷录》解读，下篇为《大义觉迷录》简注

《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分上下两编。上编是中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探讨。下编则是实地研究与历史的探索。《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笔者多年来探索中国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一些粗浅认识。关于民族学一词，欧洲大陆传统上一般称民族学，美国一般称文化人类学，英国称社会人类学，然而三者在研究对象、学科史及方法论等方面基本等同，很难说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各学派的学术传统和研究的着重点等方面不尽一致。因此《宋蜀华：中国民族学理论探索与实践》行文中有时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并用。西方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民族社会及其文化的研究，各有立论和见解。对此，可供我们借鉴，取其精华而去其糟粕。对于西方民族学在田野工作中总结出的调查研究方法，如社区研究、跨文化比较研究、参与观察、深入访谈以及主位与客位研究方法等，对中国民族学者也是有用的，但却有不足之处。这是由于西方传统的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一些概念和方法，一般说来，多从研究一些比较简单、后进的，且自身无文字记载的民族社会发展而来，往往注意横向的比较研究，而忽视历史的纵向探索。这与中国民族社会的实际情况有明显的差异。中国则是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王朝代兴、民族众多、关系复杂、发展不平衡而又地区生态环境差异极大的民族社会。虽然有些少数民族没有文字，但邻近有文字的民族或汉族一般都有对他们的记述。而且各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互相接触和影响，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已经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大格局。因此，要对它进行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什么是更有效的研究方法，就有必要去认真探索了。中国的民族学研究要为中国各民族服务，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才能植根于中国土壤，换言之，必须中国化。关于中国化，吴文藻等先生首倡，费孝通、林耀华等先生已做出了贡献，现在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者正在继续努力。这是一个不断前进和创新的过程。在中国化过程中通过继承（中国固有的经验）、引进（对我们有用的经验）和创新，引出新的概念和方法论，则不仅是单向的中国化，且可对国外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复杂的民族社会提供经验。

这是一部伴随了东方巨人毛泽东一生的伟大著作。从岳麓山的爱晚亭，到北京大学的红楼，从井冈山根据地到延安的窑洞，从西柏坡的民屋到中南海的书房，到处都留下这位伟人阅读此书的身影。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著作。它记载了从战国到北宋一千余年间中国历史的风云变幻，记载了无数帝王将相的悲欢离合，记载了无数普通百姓的辛酸血泪，记载了无数出神入化的奇谋妙计，记载了历代王朝的盛衰兴亡。它写尽了古代中国的人情世态，写尽了中国文化的悲凉苍桑。它记录了中国大地上无数的腥风血雨，记录了中国人从远古走来的艰难蹒跚和无限凄凉……这是一部至今仍无人超越的著作。自问世之日起，便成为历代帝王必读之书。因为它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不懂得这些道理，怎能成为一个明君圣皇？这是一部身在官场的人都必须阅读的著作。它可以使人懂得个人的行为关乎着天下的兴亡。政治的角力，治民的道理，处世的智谋，此书中有无数的榜样。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不朽丰碑，永远光芒万丈！

编辑推荐：本书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品丛书》之一，由中国新闻学院副教授王洪编著，选收先秦至南北朝著名诗篇加以注释、翻译、讲评。其中翻译部分尤有特色：译作不仅收诠释、串讲之效，而且在用韵方式上颇有英国十四行诗的味道，颇富音律美。本书适合于初中至大学学生、初、高中教师、古典文学爱好者阅读参考。

当代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是一位在甲骨学与殷商史、考古学界享有盛名的学者，被国际学坛誉为“甲骨学研究第一人”。本文集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甲骨学殷商史研究中心为纪念胡先生逝世编辑的纪念性文集，共收有论文38篇，分作悼念文章和学术论著两部分。悼念文章作者均以亲身经历之身份，叙述了胡先生早年殷墟考古、中年教书育人及晚年研究工作的历程。学术论著包括有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秦简等古文字的释读、分期、缀合以及涉及的历史事实等问题，另有关于古典时代、古代地理、考古学及古代制度的论文数篇，最后有胡先生的著述选目。本集可供从事古文字、古代史及考古学的研究者参考及文学类读者阅读。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一个崭新阶段。本书以大量精彩的历史图片，反映了这场声势浩大、空前绝后的民主革命运动。不论是书中的图片，还是文字，都充分吸收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

这是一部特殊的、深受世人关注的日记。这部日记的作者东史郎，一九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出生于日本京都府竹野郡丹后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岁的东史郎应召入伍，系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上等兵，曾参加攻占天津、上海、南京、徐州、武汉、襄东等战役，一九三九年九月因病回国。一九四四年三月，他再次应召参加侵华战争。一九四五年八月，他在上海向中国军队投降。一九四六年一月回日本。东史郎有记日记的习惯，他把侵华战争期间的所见所闻详细地记录下来，共有五卷三十七万字。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日记中，他记述了西本（桥本光治）在南京最高法院门前，将一个中国人装入邮袋，浇上汽油点火燃烧，最后系上手榴弹，投入池塘将其炸死的暴行：二十一日奉命警戒城内，我们又离开了马群镇。 中山路上的最高法院，相当于日本的司法省，是一座灰色大建筑，法院前有一辆破烂不堪的私人轿车翻倒在地。路对面有一个池塘。不知从哪儿拉来一个支那人，战友们像小孩玩抓来的小狗一样戏弄着他。这时，西本提出了一个残忍的提议，就是把这个支那人装入袋中，浇上那辆汽车中的汽油，然后点火。于是，大声哭喊着的支那人被装进了邮袋，袋口被扎紧，那个支那人在袋中拼命地挣扎着、哭喊着。西本像玩足球一样把袋子踢来踢去，像给蔬菜施肥一样向袋子撒尿。西本从破轿车中取出汽油，浇到袋子上，在袋子上系一根长绳子，在地上来回地拖着。稍有一点良心的人皱着眉头盯着这个残忍的游戏，一点良心都没有的人则大声鼓励，觉得饶有兴趣。西本点着了火。汽油刚一点燃，就从袋中冲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惨叫声。袋子以浑身气力跳跃着、滚动着。有些战友面对如此残暴的玩法还觉得很有趣，袋子像火球一样满地滚，发出一阵阵地狱中的惨叫。西本拉着口袋上的绳子说：“喂，嫌热我就给你凉快凉快吧！”说着，在袋子上系了两颗手榴弹，随后将袋子扔进了池塘。火渐渐地灭掉了，袋子向下沉着，水的波纹也慢慢地平静下来。突然，“澎！”手榴弹爆炸了，掀起了水花。过了一会儿，水平静下来，游戏就这样结束了。像这样的事情在战场上算不上什么罪恶，只是西本的残忍让我们惊诧。一会儿，这伙人便将上面的惨事统统忘记，如同没事人一样又哼起小曲走路了。战后，东史郎回到日本，先后经营电影院、机床制造业等，生活富裕。一九八七年，东史郎出于对参加侵略战争的反省和向中国人民谢罪的愿望，在日本京都的和平展览会上，公布了他的战时日记，其中包括记录当年南京大屠杀情景的材料。他说：“对于一个退伍军人来说，战场上的事是不能磨灭的，因为我常常看到那本日记，当时的情况就常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半个世纪前的事情大家都忘记了，但我因为有这些日记，所以才能记得这些事。”同年十二月，东史郎以《我的南京步兵队》为题，将日记节选后交青木书店公开出版，在日本国内外产生较大反响，同时也遭到日本右翼势力的嫉恨。一九八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九八年三月，东史郎先后四次来南京，诚挚地“向南京人民谢罪”。他的家里因此接到不少日本右翼分子的恐吓电话，骂他是“叛徒”、“卖国贼”、“旧军人的耻辱”、“亵读了英灵”、“罪该万死”等，但东史郎及其家属不惧威胁。东史郎说：“我们日本人对蒙受原子弹的危害大声呼号，而对加害在中国人民身上的痛苦却沉默不语。……作为战争的经历者，讲出加害的真相以其作为反省的基础，这是参战者的义务。”在侵华战争期间，受军国主义思想的毒害，东史郎无疑是中国人民的加害者，双手也曾沾上了我同胞的鲜血。但中国有句古话：“知耻者，近乎勇。”东史郎能在半个世纪后，不怕围攻、谩骂和威胁，勇于站出来对侵略战争反省，向中国人民谢罪，并无情地揭露日军当年的残暴行径，这需要相当的觉悟和勇气，是一个值得称道的正义行动。东史郎在他的日记中，曾提到他的原分队长桥本光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残暴行径。在日记出版后长达六年的时间里，桥本没有提出异议。一九九三年四月，在一些原日军将校的精心策划下，桥本以日记记述“不实”、“毁损名誉”为由，状告东史郎、青木书店和该书编辑下里正树，诉讼至东京地方法院，要求登报公开道歉并支付损害赔偿金两百万日元。日本右翼势力企图以为桥本恢复名誉为突破口，全盘否定南京大屠杀史实。东京地方法院经过三年的审理，迎合右翼势力的意图，鼓吹南京大屠杀“未定”论，并于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作出判决，认定《东史郎日记》中的有关“水塘”、“邮袋”、“手榴弹”等记述为“虚构”，判处揭露南京大屠杀暴行的东史郎等“被告”败诉，各向桥本赔偿五十万日元。一九九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东史郎日记》案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败诉后，日本友人专程来宁，主要就一审涉及的“一九三七年时的邮袋能否装下一个人”、“最高法院门前的马路对面当年是否有水塘”和“手榴弹绑在装有中国人的邮袋上扔进水塘，爆炸后是否对岸上加害者构成危害”三个问题调查取证，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支持，人们纷纷举证，为上述三个问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将这些证词证物，一一转交东史郎案律师团，成为《东史郎日记》案的佐证。位于南京市中山北路101号的原最高法院旧址（现江苏省商业厅），就是《东史郎日记》记述的当年的惨案发生地。从一九九六年八月至今，南京市民共提供三十三种四十二件当年地图以及历史上的两张航拍照片，均证明原最高法院门前的马路对面确有水塘。 一九九六年八月十五日，江苏省和南京市邮袋调拨局出具的关于邮袋尺寸、质地和字样的证明书，证明当时的邮袋确能装下一个人。南京理工大学徐云庚教授，是我国手榴弹研制专家。一九三九年，他曾在汉口兵工厂改制了攻防两用木柄小型手榴弹。他证明，在此之前，中国军队使用的手榴弹均为老式木柄手榴弹。其引爆时间为五秒～七秒，杀伤半径为五米～七米，并提供了当年手榴弹的构造图和技术资料。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委托南京工程爆破设计研究所，在江宁县上峰地区进行了手榴弹爆炸试验。 主持这次手榴弹试验的爆破专家吴腾芳教授说：“试验的结果，完全与《东史郎日记》中的有关记述相吻合，对加害者不会构成威胁。”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日，南京工程爆破设计研究所再次为《东史郎日记》案进行手榴弹水下定点爆炸试验，试验结果验证了《东史郎日记》记载的真实性。南京市公证处公证员刘庆宁、李巧宝对手榴弹爆炸试验做现场公证，并出具《公证书》。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下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作出东史郎再次败诉的判决。桥本光治的律师高池胜彦及支持者旋即举行记者招待会，并在会场上打出“南京虐杀捏造裁判胜诉”的大字标语，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消息传出，全世界正义人士深表震惊。人们对东京高等法院不顾史实、颠倒黑白的不当判决表示惊讶、遗憾和强烈的愤慨。国内外新闻媒体及和平友好人士以各种方式声援东史郎的正义行动，纷纷谴责东京高等法院的无耻行径。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朱邦造，于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次日又在记者招待会上就《东史郎日记》案败诉发表评论：中方注意到日本法院对《东史郎日记》案作出的判决，对这一不顾历史事实的判决结果感到惊讶和遗憾！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惨绝人道的“南京大屠杀”是日军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之一。这一历史事实，铁证如山，任何企图否认这一史实的行径都是徒劳的，必将遭到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所有主持正义的人们的强烈谴责。我们要求日本方面以实际行动正视历史、尊重史实、以史为鉴，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朱邦造再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注意到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关于侵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这一表态。但必须指出的是，东史郎诉讼案并不是普通的民事诉讼，其实质是极少数日本右翼势力企图借司法程序达到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目的。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无视历史事实作出错误判决，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中方再次对此表示遗憾和义愤，历史事实是不容抹杀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的罪行更是抹杀不掉的。我们要求日本方面以实际行动正视和反省历史，以史为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 为了把历史的真实告诉世人，一九九八年三月东史郎第四次来南京时，将他的战时日记、勋章和军旗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授权纪念馆联系出版《东史郎日记》中文版。纪念馆遂授权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东史郎日记》中文版。 江苏教育出版社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决定出版《东史郎日记》中文版，主要鉴于以下几点考虑。一、是向世人全面系统地展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需要。近年来，虽然国内公开出版了一批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书籍，比如，从受害证人角度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南京大屠杀照片集》、《南京大屠杀档案集》等；从第三国证人角度出版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拉贝日记》、《外籍人士证言集》等，但专门从加害者角度出版的史料书籍，除散见于一些书籍中的原日军官兵的阵中日记外，目前还没有一本较为完整的中文版史料书籍，《东史郎日记》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二，是向广大读者奉献一本完整的《东史郎日记》的需要。鉴于日文版《东史郎日记》是个节选本，字数约为二十万字，而中文版《东史郎日记》则是采取直译全文的方式，试图为广大读者提供一本最为完整的《东史郎日记》，使人们除了解南京大屠杀真相外，还能够了解侵华日军在华北、华东和中原地区的侵略和屠杀暴行。三、是进一步揭露侵华日军暴行，回击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定侵略战争历史事实的需要。战后几十年来，日本国内总有一部分人，一直对半个世纪前发生的侵略中国战争的史实，采取遮遮掩掩、不负责任的态度，特别是从八十年代以来，又进一步发展到企图否定和抹杀历史的地步。作为亲身经历那场战争的东史郎，从加害者的心理和角度撰写的日记公开出版，既有助于人们了解历史的真相，又是对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批驳。 四、是对东史郎先生正义行动的有力声援。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八十六岁高龄的东史郎，为了正义和维护历史事实，毅然向东京最高法院再次提起上诉。《东史郎日记》案是一起为期六年至今仍没有结束的诉讼；是一桩涉及六十多年前历史而又未能按历史真实审理的并非普通的民事诉讼；也是人类的良知、正义与坚持反动历史观的邪恶势力之间的一场持久的较量。《东史郎日记》的出版与发行，既是为关注和支持东史郎的广大读者提供一份珍贵的史料，又是对东史郎先生正义行动的肯定和支持。当然，由于当年的东史郎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毒害，其日记中所反映的立场、观点是带有军国主义思想色彩的，这就需要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和阅读这本书。在这本日记的翻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江苏省委宣传部、江苏省新闻出版局以及南京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本着尊重作者和忠实于原著的原则，我们要求译者对作者提供的日记手写原稿全文进行直译，不作更改。只是考虑到日记中所涉及的人多数还健在，所以，我们对其中的人名做了一些技术处理。原稿中的原有人名保存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中。本书正文中插图均为东史郎手绘。书中照片均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提供。本书译者多为南京大学日语专业的教师，他们的具体分工是：张国仁，序、第二卷；汪平，第一卷；汪丽影、陈娟，第三卷；王奕红、沈琳，第四卷；范玉荣，第五卷。张国仁做了组织工作。另外，曹莉、魏晓阳也翻译了部分内容。

杭州大学董氏文史哲奖励基金，杭州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