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的《大同书》及其雛形《宝理公法全书》，是康有为早期社会学说的代表作。两书成书虽早，但刊行太晚，故在当时学术界没有反响。然而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不仅超越了他的时代和环境，其乌托邦理论与外来思潮之联系，直至今天还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片断：【注一二】欧洲近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一般都是和平主义者，例如，十九世纪法国的傅立叶、圣西门，以及他们的后继者，都憎恶階级斗争，嚮往通过和平道路实现他们的理想。普列汉诺夫说“他们拒绝革命的行动方式，并且不理政治”（《十九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论空想社会主义》上卷，商务印书馆，一九八○，页四七），是不错的。十九世纪法国最激烈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E.Cabet），在著名的《伊加利亚旅行记》中用下列词句表述了他对战争的憎恶：“如果革命掌握在我的手里，那么即使我会死于流放，我也要掐往它绝不松手。”较诸它的西方先行者，康有为对于革命和战争的態度，倒堪称是温和的。【注一三】参看前揭《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页六四。按，梁启超论述乃师的思想，先后不同，自相牴牾甚多。例如他在一九○一年发表的《康南海传》（《清议报》一百册），首次较详细地介绍了康有为的大同论。此文也是首次承认康有为想充当“孔教之马丁·路德”，并披露康有为已是原教旨主义即“从事于孔教复原”者。但他论康有为“孔教复原”的三阶段構想，首列《孔子改制考》，次列“大同学说”，终列“大易微言”，而《新学伪经考》仅列为“此外先生所著书”之一。于此可窥康有为的思想变異。【注一四】需注意康有为爱好以先知现身。参见《康南海自编年诺》光绪十二年丙戌，光绪十三年丁亥。【注一五】见前揭蒋编《万木革堂遗稿外编》（上）。又可参前揭楼编《康子内外篇》页六二亚页六五。【注一六】前揭楼编，页六一、六二。【注一七】《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一辑发表《实理公法全书》的“编者按”。见前揭书，页三二四。【注一八】前揭《中国文化》集刊“编者按”，指出《实理公法全书》的成稿时间及判断依据之后，目前已见国内出版物的类似说法，有以下三种：⑴一九八七年十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康有为全集》第一辑（姜义华、吴根樑编校），页二七五“按”：“从这部著作的内容与结构看，它很可能是《公理书》的修订稿；但书中又曾引用法国一八九一年夫妇离異，婴儿出生等统计数字，可知《实理公法全书》当改定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⑵一九八八年八月中华书局“康有为学术著作选”本《康子内外篇》（楼宇烈整理），点校说明：“此书约与《内外篇》写于同一时期。……但此书《夫妇门》中引用一八九一年法国巴黎的人口统计材料，则显然不即是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七年所作的《人类公理》、《公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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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中国儒学史》是目前我们乃至世界上篇幅至巨的中国儒学通史。儒家文化适合于现代社会需要的普遍理念，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儒家文化以伦理恝置为中心；儒家文化以社会国家为本位；儒家文化以义务至上为准则；儒家文化以民本主义为依据；儒家文化以完美人格为理想；儒家文化以世界大同为归宿。

大明帝国的车轮运行至神宗朱翊钧的万历一朝，已颇觉滞重迸拽，内忧外患，国运暗淡，然却在此时进入其学术的黄金时代：哲学的勃郁，史传的繁荣，艺术的猥兴，共构成一时之盛。即以史学论列正史、别史、谱牒、家乘，无不在数量和质量上超越前此数朝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一经问世，便引起学入的注目，被誉为明代野史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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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九四五年二月我题拙作《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的一首旧诗，没有什么诗味，权且用来作个话头。这本小书，原是我研究院毕业论文，属稿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一九三一年，脱稿于国民党反动政府与日寇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的一九三三年，诗所谓“十年前”，便是指的这段悲惨的时候：“十年后”，是指我将论文修改出版的一九四三年，也就是抗日战争已进入最后阶段的第六年，那时我在昆明西南联大，为避日机轰炸，住在城南二十里的跑马山，没有电，没有煤油，真是一如豆。为了一家生活，我有课即兼，不论大专中小，也不计远近高低，全凭两条腿，生命也胡的悬诸奔走的。于今已是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中，我们多灾多难的祖国，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连续取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之后，建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切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呢，也居然活到七十多岁，而且还要继续活下去，继续工作下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添砖加瓦，还居然能看到本小书的重版发行。所有这些，都是我当时不敢也无从梦想的。对于先师黄晦闻先生，我是服膺的，也是感激的，但并非单纯地为了他的学问和对个人的私恩。有这样一件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的一天下午，黄先生从城里来上课，他平素从一迟到早退，可这天却突然中途辍讲，宣布下课，掩卷而去。老称生出于爱国的愤激心情，我们能理解，但反应如此强烈却也令人惊讶。第二天我去有看他，他写了两首七绝，题目是《书愤》，其中有“眼中三十年来事，又见虾夷入国门”和“老去此忧无可寄，不从今日始伤神”之句。我这才明白，原来老先把三十几年前曾经目击的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次侵华战争（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之战）和当前的“九一八”事变联系在一起，而他又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和祖国的前途，这就难怪他的心情特别沉重了。“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因此，黄先生在另一首题为《我诗》的七言律诗中，痛斥当时国民党反劝政府为”群贼”：“伤心群贼言经国，敦谓诗能见我悲！”（此诗不见于他的《兼葭楼诗集》，当为当路者所删。）黄先生的这一行事，对我和我的论文写作都很有影响，我说的“未欲一字苟”，并不仅在文字之间。本书虽名为《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其实就是汉魏六朝民间文学史，说得更确切点，也就是汉魏六朝乐府民歌史，因为从数量到质量，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从对当代到对后世诗人的积极影响，府民歌，尤其两汉乐府民歌，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主导地位，在诗歌史上开创了一个新局面。遗憾的是，《汉书》的作者班固没有把这些乐府民歌记录下来，这实在是一个无法弥补的莫大损失。不过，班固也做了两件好事：一是比较具体全面地记载了当时乐府采诗的范围和数量，计采自全国各地的民歌凡一百三十八篇（未标明产地的《杂歌诗九篇》等尚未计在内）。二是对这一百几十篇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和政治功用作了很好的概括和评价，这就是他说的“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足以观风俗，知薄厚。”（均见《汉书·艺文志》）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真实地反映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从乐府诗的传统角度，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如果没有“缘事而发”的汉乐府民歌，便不会有曹操诸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的拟古乐府，也不会出现所谓“建安风骨”和“五言腾踊”的局面。数百年后，由杜甫开创的“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以及由白居易倡导的以“诗歌合为事而作”为号召的新乐府运动，也都无从产生。唐代是诗的黄金时代，成就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五、七言绝句之特见繁荣，显然也受到南北朝小乐府的影响。鲁迅先生说：“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门外文谈》）汉魏六朝乐府民歌便是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关于本书的写作意图，我在“引言”中已有所说明，这里需要略作补充的有两点：第一，本书自草创以至出版，十余年间，正当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秋，故篇中于叙及民族矛盾时，往往不免流露出一种传统的狭隘民族观念，然非甚有碍者，亦不加点窜。第二，此书系已出版过的旧著，为了保存原样，不拟多所更张。凡此次增补之材料，一般均用按语加括符以示区别。本书，抗日战争期间曾由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但印数甚少，纸张亦劣。解放后，由于同志们的关怀，每以“重予付梓”相敦促，并谬有所称引和评介；今承人民文学出版社大力支持，修订重排发行，刘文忠同志并对全书作了细致的核校。

本书录了陈序经的二部学术论著，即《中国文化的出路》以及《东西文化观》。这二部著作内容博大精深，涉及面广，充分显示了陈序经先生渊博的知识及其独到的见解和思维，对全面了解陈序经先生的学术风格及思想具有极大的帮助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使中国政府屈服，对当时的重庆市进行了长时间的疯狂大轰炸，制造了大隧道等一系列惨案。本书通过王华民、王华春等几家人的遭遇，揭露了日本侵略者丧心病狂、惨无人道的罪行，歌颂了中国军民英勇不屈、顽强抗敌的英雄气概。本书将历史画面丰富多彩、真实生动地再现出来，给人以深刻全面的认识。

1984年，蓄谋侵略中国已久的日本军国主义，悍然挑起了中日战争，旨在瓜分掠夺中国。中国军民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英勇抗击，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最终以中国失败而告终，清朝政府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又一次让中国背上了割地赔款的耻辱。通过本书的一系列事件和故事，让今天的中国人能有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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