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县学教官训士书，是指晚清时期的县学教谕、训导用来教导治下士子、生员读书、修身、做事的书籍。本书收录八种晚清州县学官训士书和一种县学文牍专集。分别为：谢金銮 《教谕语》四卷，张履《容山教事录》一卷，牛振声《训士琐言》一卷，柯汝霖《铎语》一卷，高继珩《演教谕语》一卷，丁显《秀才须知》四卷，孙德祖《学斋庸训》一卷附一卷， 汪先弼《昌江问俗录初编》四卷附一卷，孙德祖《长兴县学文牍》不分卷。县学教官属于基层文官，他们直接接触、管理、教化普通士人，这些书籍更加展示出，晚清时期面对社会变 革底层读书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

作为1911年至1919年间享誉中国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一个超越了自身时代的“另类启蒙”思想家。但是，在百年中国的革命时代背景下，杜亚泉所代表的审慎理性却被激进思潮长时间地淹没了。近二十年来，杜亚泉生平与思想的众多方面，包括《亚泉杂志》与《普通学报》、杜氏与商务印书馆、与《东方杂志》、与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与科学普及等，都得到了学界关注研究。他在其数量惊人的论著中留下了许多关于社会改造、政治鼎革及东西文化比较的深邃思考，对其思想的研究，时至今日仍具有超越时代的启发意义。本文集梳理、汇编了近年来对杜亚泉思想多个视角、维度的研究论文近40篇，将一个久被尘封、忘却或误读的杜亚泉，以其博雅、开明、周详、深刻的思想家形象，重新还原到思想史上。rn该书稿反映了近年来中国思想界对杜亚泉研究的最新成果。杜亚泉先生的文章绝大部分是文言文，且篇幅较长，给当代读者阅读带来了一定困难，这本书可以充当一把钥匙，为读者打开一扇方便之门，帮助读者感受这位先哲的智慧光芒。杜亚泉先生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工作，编辑出版了大量科学类教科书、工具书，为商务印书馆的科学出版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本书的出版亦能为研究商务印书馆与现代中国的科学传播、教育启蒙提供新的思路与视野。

《中国银行》是入选“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规划项目《上海市档案馆藏近代中国金融变迁档案史料续编》之一种。本卷选编的中国银行档案，自1912年中国银行成立至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包括中国银行章程则例条例等基本文件、中国银行股东会、董事会、监察人会及报告、股东名单、主要业务制度、分支行处经营机构网点、发行历史、代表性年份业务报告、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与上海分行往来函件、抗战爆发前后办理白银抢运、订立叙昆路和滇缅铁路借款等国民政府委托业务情况、抗战爆发后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港、上海分行设沪驻港处、中国银行辖署机构调整收缩和沦陷撤退、支持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加速完成西南西北金融网计划、上海孤岛时期与日伪的金融战、上海和汉口中行遭日伪强行复业、抗战结束后中国银行在上海复业和受命接收敌性银行和伪中行的报告、中国银行复业之后的业务推进、经收侨汇、代收黄金存款及代收法币折合黄金存款等，是近代中国银行历史、上海和近代中国金融变迁的代表性档案文献，根据各案卷的内容分两编，即“第一编 全行及总管理处”和“第二编 上海分行”，各编之内按专题时段先后排列，经过分专题选编和校注，并酌予加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本书对于金融机构从业人员、高校金融专业师生，以及金融史爱好者都有一定的帮助。

《中西元史》是《清华元史》的延续。本学刊虽以“元史”命名，但其所收论文、评述等，内容远不限于传统元朝历史的研究视域，而是秉承百年来元史学界既有之“大元史”精神，以“元史”概指千年以来海陆“丝绸之路”沿线各文明国家交流、互鉴、融合与发展的历史内涵，以期真正意义上体现中国元史研究作为一门“世界性学问”的独特地位。本刊第四辑设“中外交流史与内陆亚洲研究”“蒙元史研究”“评述、译介与考察”三大栏目，共收文十六篇。其中，“中外交流史与内陆亚洲研究”栏内包含刘迎胜《海上丝路的黎明》、李兴达《幻方在古代东方世界的发源与流通》等七篇文章；“蒙元史研究” 栏内包含魏曙光《海都事迹考》、乌罕奇《〈史集〉〈瓦萨甫史〉所载蒙古部族谱系探析》等六篇文章；“评述、译介与考察” 栏内包含余辉《邓文韬〈元代唐兀人研究〉评介》、刘开古与华涛《奈撒维〈札兰丁传〉“序”及花剌子模与蒙古和战初期史事部分译注（续二[第31—42章]）》等三篇文章。内容上涉上古时代人类的跨洋文化交流，下及二十世纪中西方的商约关税之争；既有对经典史料的分析爬梳，又有波斯文本的翻译介绍，主题多元，考据扎实，为“中—西”学术研究的前沿力作。

《清代法律与清代政治》收录了林乾三十多年来有关清史研究，特别是清代法制史研究的具有影响力的二十多篇论文。作者在大量档案的基础之上，聚焦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的关系、清代立法与司法、清代政治与权力运行、清代社会与结构转型等四个主题，进行详细分析和讨论。本书诸文对清代立法及法律适用问题、清代强化皇权政治的方法、清代群体性事件和官民冲突等方面，有着深刻独到的审视和见解；丰富的档案史料基础，也使得解读颇具故事性。

张謇作为清末民初著名的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是近代“爱国企业家的典范”，是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伟大先驱。本书为南通大学张謇研究院钱荣贵主编的张謇研究论文集，分为 “专题研究”“张謇与经济”“张謇与教育”“张謇与法治”“张謇与社会”“张謇与文化”“近代人物研究”“文史考辩”等七个专题，探讨张謇所进行的早期现代化探索与实践， 对中国的社会治理、社会变迁、文化发展等方面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他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的宝贵贡献。

一百三十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命运的重要转折点。中日海战几乎贯穿了战争的全过程，是战争爆发、转折和最终结局的突出标志，牵动着整个战局的走向，对于双方的胜负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清廷为什么会战败？谁是责任人？教训是什么？这些问题引发了国人百数十年的反思，时至今日，“雪耻甲午”仍是国人挥之不去的情节。本书以北洋海军的军事行动为主线，从丰岛海战、黄海海战、旅顺之战、威海卫沦陷、北洋舰队覆灭五个部分全景展示甲午海战的整个过程。书中利用中外稀见史料、水下考古成果和历史图片，配合严谨的历史叙事，还原战争场景细节，生动再现瞬息万变的战争态势、惊心动魄的海战场面和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本书还对中日双方海军战略战术问题予以精彩分析，并清晰呈现了晚清政府的制度弊病、内部派系斗争，以及参战将领的内心活动和抉择，深刻揭示了北洋海军惨败的真相和奋力一搏的无畏勇气。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施韦泽因提出“敬畏生命”的概念而享誉哲学和伦理学界。本书是施韦泽从“敬畏生命”这一独特视角解读中国思想史的专著，由两份关于中国思想史的手稿组成（分别完成于1937年和1939年、1940年之交），经过两位施韦泽研究者的精心整理，于1999年首次出版。在书中，施韦泽从印度思想与中国思想的亲缘关系、印度思想发展史等方面逐步过渡到中国思想史，探讨了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佛教、基督教等各派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中的作用和地位，以独特的视角解读几千年的中国思想发展历程，丰富了中国思想史的宝库。通过比较两份手稿中不同的观点表达和颇有深意的页边笔记，我们得以充分了解施韦泽对中国思想之认识的创见和演变，从而肯定其在汉学界的地位。施韦泽是文化交流互鉴的代表，他试图将儒家思想中世界公民性的伦理观推广至全世界，在当今“文化冲突”的背景下具有高度的现实意义。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一块著名根据地，毛泽东赞其为“方志敏式”根据地。本书对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历程、党和政权建设、军事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教育建设进行了专题研究，进而深入研究了方志敏革命精神，提出其基本内涵是“信仰、爱国、清贫、创造、奉献”。深入探讨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发展历程、历史贡献及方志敏等革命先烈的思想、精神，对于新时代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本书以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我们先民发明的科举制作出较为公正客观的评价，纠正以往的反说与戏说，使读者了解科举不仅有其局限和弊端，也有其长期存在的原因与价值。科举与中国1300年间大部分精英人物和所有地区密切相关，科举不仅造成了“范进”和“孔乙己”一类的儒生，而且也选拔了包拯和林则徐这样的政治人才，以及韩愈、朱熹和蔡元培这样的教育人才；既有吴敬梓和蒲松龄这样的科场失意者，更有白居易和苏轼这样的科场成功者。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存在，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制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国人需要纠正以往对科举制的偏见，还历史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