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学术、生活的自述，由其学生陈宁整理成书。书中以漫谈的形式，深入浅出地阐释了刘先生在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上的主要思考，如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并将问学经历、治学经验、学术转向、为人处世等相关方面统摄其中，较全面地呈现了刘先生的学术底蕴和人格风范，令读者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交织的语境中，领略刘家和先生的勉力为学、淡泊处世的人格魅力。

本书以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对我们先民发明的科举制作出较为公正客观的评价，纠正以往的反说与戏说，使读者了解科举不仅有其局限和弊端，也有其长期存在的原因与价值。科举与中国1300年间大部分精英人物和所有地区密切相关，科举不仅造成了“范进”和“孔乙己”一类的儒生，而且也选拔了包拯和林则徐这样的政治人才，以及韩愈、朱熹和蔡元培这样的教育人才；既有吴敬梓和蒲松龄这样的科场失意者，更有白居易和苏轼这样的科场成功者。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存在，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在一定意义上说，科举制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国人需要纠正以往对科举制的偏见，还历史本来面目。

钦差大臣制度是清代政治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清代文献对钦差大臣制度的记载散且杂。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清代官方实录、档案以及个人文集、年谱等史料，全面梳理清代（1644-1850）钦差大臣的源流，人员构成，中央与地方关系视野下的派遣原因、权力、与地方官员的关系，管理规定，历史演变，及钦差大臣在清代政治中的作用和评价等内容，总结清代钦差大臣制度与前代相比的特点，并将钦差大臣与清代政治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相联系，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本书坚持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重新审视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社会科学运动，全面揭示左翼社会科学运动发生与存在的背景，真实再现社联的创建、组织建构与沿革及其组织运作内幕，阐明《社联盟报》（1933—1935）对社联自身建设的重要意义，进而叙述社联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介与译介表现及其成效，论述社联批判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路及其作用，描述社联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思想脉络及其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左翼社会科学运动作出历史评价和历史经验总结，为坚持和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提供历史借鉴。

本书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山之作。作者从清末中外关系基本情况开始，讲述了其后近百年间重要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介绍了当时的重要历史人物。作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独特的研究视角，深入分析史料，以当时史学研究的最新理论和国际化的视野，对中国近代史的重要事件、主要人物，以及军事、外交等领域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和严谨的分析。让读者在了解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脉络的同时，了解历史事件发生的本末和内在的逻辑。在本书中，作者以拳拳之心，详述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成与败，决策过程中的得与失，使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随着全书的展开，重现在读者眼前，启发读者思考，让读者在感叹历史教训的同时，可以把我们的道路看得更清晰，让我们对未来更有信心。

本书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代序：读常见书与用新资料1、六朝文献考证，如《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隋炀帝墓志、曹操高陵文物等2、六朝文献导读，如六朝通鉴博议、世说新语、颜氏家训、荆楚岁时记、谢朓金陵诗、刘禹锡金陵诗等3、六朝著作评介，如诸葛亮评传、拓跋宏评传、六朝艺术、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等4、六朝著作序言，如中古士人迁移与文化交流、汉唐地理志考校、六朝建康历史地理及信息化研究、东晋南朝墓志研究、六朝江东佛教地理研究、萧梁政治制度考论稿、魏晋南北朝关中郡姓研究、六朝设计史、探寻臧质城、东晋门阀领袖传等附录：三栖四喜斋之书事

本书以六朝史上的“地方”为研究对象，由三个部分组成——“环境、景观与居地”“政区、地志与地方”以及“人群、编户与家族”，综合使用传世文献、石刻资料、出土材料和散见的佚文，探讨长时段和区域差异视角下制度对“地方”的形塑、地方人群和制度的互动，并围绕“地方”的不同面向，考察与地域社会史相关的社会群体的身份表达和地方认同等核心议题。本书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聚焦“地方”，在地方历史的脉络中观察国家制度及其运行、大小政治事件的发生和消亡。本书还考察地名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梳理六朝地记文本的产生、编纂和地方行政制度间的关系，就编户对边缘人群汉化、进入行政系统中的作用，家族的成长和地方势力的营建，人群的身份表达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综合使用石刻、墓砖铭文和相关考古资料，呈现了中古地方社会丰富多元的图景，凸显零散史料在汉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康熙末年九子夺嫡。1722年，康熙突然逝世。既无赫赫战功，又无朝野拥戴，表现平凡又低调的皇四子雍亲王出人意料地突围而出，在一片质疑声中迅速登极。他为父皇办了一场前所未闻的葬礼，而自己的登基仪式却办得草率至极，还反复上演“让位”闹剧……所有的反常之举似乎在暗示什么。雍正难道真的得位不正，甚至弑父？经历康熙61年盛世的清王朝此时积弊重重，雍正即位就刻了一方“为君难”的印玺。因为从朝堂到民间，对他继位合法性的质疑，各种抵制他的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而父皇康熙的成就看起来也的确难以逾越。但雍正立志成为“一代令主”，力图革除康熙晚年的各项积弊，扭转大清王朝早已隐现的衰亡危机。为此，“硬汉皇帝”雍正展开了大规模的整饬行动，而在如此严重的困难与重重阻力面前，他该如何破局？该如何让大清跳出“盛不过三代”的历史怪圈，为新的盛世奠基？在这一非常时期，田文镜、李卫、鄂尔泰、允祥、张廷玉等或被破格提拔，或连升数级，或被委以重任，他们又有着怎样的为官智慧？在雍正的破局之路上，他们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清史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林乾教授的《雍正十三年：登极者的权力博弈》，依托比以往更为全面且未经删改的第一手史料，尤其是雍正君臣间的往来密折和朱批，在历史的蛛丝马迹里为我们复盘了雍正从皇子的帝王成长之路，呈现了雍正在位十三年间声势浩大的整饬行动及其背后的人情百态；盘根错节的权力角逐、生死转念间的皇位继承、步步惊心的抉择、人心的幽暗与玄机……读来跌宕起伏，发人深省。

北伐成功后，为解决人才短缺问题，国民政府经由中央党务学校及各种训练班培育及甄选党政干部，设立智库储备人才。然而，这些学者、专家在正式行政体系内的表现良莠不齐，智囊机构的这些经验难以在普通的行政体系中复制，同时由于派系掣肘等问题的影响，最终成效有限。本书跳出传统研究模式，探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干部的培养、甄选以及对智库的运用，为民国政治史和学术文化史提供了另一种观察视角，为这一时期的历史研究提供了宝贵补充和新的思考路径。

江山如何定，草蛇灰线见玄机；国家这么治，汉宫月下话得失。西汉自刘邦定鼎以后，一直在探索国家治理模式，从制度路径的选择到指导思想的变化，都折射出大国之治的艰难历程。本书着眼于“大国之治”这一主题，聚焦西汉200年的政治与学术，重点揭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的秦朝为什么昙花一现，而作为继统者的西汉却能跨越三个世纪。探究西汉的政界，传统视角是从西北的长安，也即黄河的上游来审视。本书以新颖的视角，从南边的楚国和东海之滨的齐鲁来审视，从而得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镜像。到一个全新的历史镜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