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关于明清江南文化史的杰作。作者从物质文化史研究出发，在大量文集、情歌、戏曲和图像数据等资料的基础上，围绕明清士大夫文化与城市生活，通过对余怀、冒襄、王士禛、郑板桥、袁枚等人的研究，描绘其文化生活、内心世界等面向，同时，亦从普通人的世俗生活切入，对明亡之际的女性人物进行细腻而生动的描摹， 展现了从明清到二十世纪的士大夫生活、普通民众（特别是妇女）的情欲世界及近代上海的城市文化。这些城市中热闹、世俗、真实的市民生活，不断丰富着我们对历史与文明的想象。

从这本书开启中国史的阅读！“李硕中国史”开篇之作 本书主要讲述华夏文明的萌生与转型。从距今四千年前夏朝（二里头文化）的出现，到三千年前商朝的灭亡、西周建立，时间跨度一千余年。 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华北地区形成了杀人献祭的原始宗教。第一王朝夏朝（二里头）也沿袭了这种人祭文化，并在随后的商朝登峰造极。周族僻处西部，本没有人祭传统，但他们曾投靠商朝，为商朝捕猎用于献祭的羌人。周文王因受到商纣王怀疑，被作为人牲拘禁在殷都，最后，文王的长子伯邑考被纣王献祭。文王学习了商人的易卦占算技术，发展出《易经》的卦、爻辞体系——记录周文王亲历和认知的诸多事件，最终目的是推算“翦商”的战略。 武王灭商后，曾模仿商人的人祭行为；武王死后，由周公辅政，彻底禁绝了人祭宗教，销毁了有关商代人祭的文献记录，并制造出一套没有人祭的理想化历史叙事，以及基于“德”的世俗政治与道德体系。 周公的这些举措，开创了新的华夏文明。五百年后，孔子编辑儒家“六经”，系统整理周公的理论成果。周公和孔子塑造了儒家学派，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代。 概而言之，本书借助考古材料和传世文献，梳理了上古人祭风俗产生、繁荣和消亡的全过程，以及人祭与华夏早期文明从伴生到分离的伟大转折，再现了古人（周人）为终结商朝和人祭风俗付出的巨大努力，使我们对华夏文明的起源有了全新的认知。

作者以闻名中外的“三元里”事件为《大门口的陌生人》之开篇，进而考察研究鸦片战争中及之后以广州地区为中心的抗英运动。本书重建再现了当年的团练运动、绅士阶级的功能、朝廷的应对、英国势力强行进入广州，以及他们的对华贸易等等，并对这一系列复杂事件与现象进行了深层次的剖析。作者在还原史实的同时，揭示了各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内在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这部篇幅并不长的著作，包含了极其丰富重大的历史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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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成都的文化风貌、文化记忆、文化精神、文化氛围、文化创意和文化融合六个方面，从古至今、由外而内地展示成都城市文化内涵，以及文化之于城市的动力源泉和重要驱动作用。向世人展示成都城市历史底蕴、文化根脉以及天府文化核心精神等历史积淀，着重对新时代以来成都文化领域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做法和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及理论升华。力图将学术前沿的理论探索，与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时代表达有机结合，在鲜活的实践经验总结中，树立以文化作为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的新典范、新示范，打造文化成都的发展新模式、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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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对蚌埠卷烟厂建厂80年以来80个优选人物事迹的梳理，再现企业劳模工匠及优秀人物事迹和精神风貌，从侧面展现企业发展史，提炼出蚌埠卷烟厂在80年发展过程中孕育的精神力量；探寻企业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优质文化资产，弘扬劳模精神，争做优秀员工，对内汇聚人心，对外展示形象，并通过党建引领、文化铸魂，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和企业的文化软实力，促进蚌埠卷烟厂的企业文化建设。全书兼顾纪实性和实用性，图文并茂，生动可读，充满正能量。

《近代史资料》总146号共收录近代史原始资料五篇，即《徐广缙致叶名琛信札辑录》、《仪若日记（二）》、《欧洲观战报告》、《旅行长安日记》、《陆征祥致刘符诚手札（二）》。其中《徐广缙致叶名琛信札辑录》为徐广缙担任两广总督时与广东巡抚叶名琛的信札，反映了道光末、咸丰初清军在两广镇压农民起义的情况。《仪若日记》为清末外务部大臣邹嘉来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晚清政局、以及京官的日常生活。《陆征祥致刘符诚手札（二）》收录陆征祥1936年至1948年间致刘符诚的220余通手札，不仅反映了陆征祥晚年生活状况，也披露了他与许景澄的交往、北洋政坛旧人的行迹等内容，对全面了解和认识陆征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按照中国近代文化演进的内在逻辑，采取抓重点领域、兼顾创新领域的书写策略，集中关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历程、理论方法、近代文化论争、近代文化思潮、近代文学艺术史、近代教育史、西学东渐与近代学术科技史、近代报刊史、近代体育卫生与文化设施、近代区域文化史10个方面，最后殿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突围之路”作为结语，在论述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发展历程及其突出成就基础上，分析目前中国近代文化史特别是社会文化史研究所面临的新挑战及其突围之路，为未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发展方向提供初步意见。

隆中对，其实是一笔地盘账 诸葛亮在隆中，掰着手指头为刘备算天下的地盘：“曹操占据了北方；南方则分有三大，分别是孙权占据的扬州、刘表占据的荆州和刘璋占据的益州。荆州居天下之正中，四通八达、物阜民殷，而荆州牧刘表却坐观成败、不思进取；长江上游的益州自古号称天府之国，沃野千里，但益州牧刘璋也是个窝囊废。主公不如先取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再回过头来讨伐曹操，走一个迂回战术。” 赤壁抗曹，其实是一笔实力账 诸葛亮见了孙权，为孙权精确计算了曹操的实力，他说：“你别看曹操强大，这只是表象，其实曹军有三个致命弱点。第一，曹操远道而来，师老兵疲，已经是强弩之末；第二，曹军来自北方，不习水战；第三，荆州人为形势所迫，投降曹操，其实内心不服，这对曹操来讲是一颗定时炸弹。天时、地利、人和，曹操一个都不占，必败。 挥泪斩马谡，其实是一笔情理账 诸葛亮与马谡情同父子，马谡更是在南中征战时提出“攻心计”，是蜀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可是马谡一连犯下违令、战败、逃亡三宗死罪，诸葛亮在人情与法律的衡量中，艰难做出应该斩马谡、必须斩马谡、不斩马谡则不能服众的判断。也正是通过这样的选择，诸葛亮向蜀中乃至后世展现了他治国以法的决心，踏上了用法律而废权术的治国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