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25周年精装纪念版，布艺烫印封面，带一版一次限量编号手绘藏书票，全彩影印顾诚未刊手稿《谈治史》。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攻克北京，崇祯帝自缢。消息传到留都南京，立谁为新君的问题就变得迫在眉睫，文武官员纷纷涌动，都想在新君面前占据首功，却不想，这种各怀鬼胎的心思为南明政权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在武将马士英等人的拥立下，福王朱由崧即位，改元弘光，而这些“定策”功臣也造成了南明内部权力的失衡，继而引发内斗不断。弘光政权、隆武政权、永历政权继立，先后与大顺军、清军展开你争我夺的角逐，但激烈的内部斗争，使南明君臣在不停的内耗中，失去了无数翻盘良机，走向了失败……

本书为宁波文化研究工程丛书之一。本书通过对宁波评话代表性传承人张少策及其他相关的人物，包括曲艺从业人员、曲艺专家等的访谈，反映民国至今的宁波评话的发展历史；以《宁波曲艺志》中提到的宁波评话为线索，对奉化、余姚、慈溪等评话活动比较频繁的地区尚健在的艺人群进行口述访谈，梳理这些地区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评话发展状况；对宁波评话观众群、书场管理人员进行口述访谈，描述宁波评话演出市场盛衰情况，反映了各个历史阶段宁波市民文化生活的变迁轨迹。

2009年，随着仅存一位一战退伍军人的谢世，英国口述史专家彼得·哈特对英国的一战老兵进行的183次口述历史访谈，成为了罕见的战争记录。彼得·哈特以这些记录作为基础，重新将他们带回历史舞台，让一战亲历者讲述自己真实的战斗岁月。这些受访者不但向哈特讲述了堑壕战、毒气战、无限潜艇战的惨烈，还向他讲述了恼人的虱子、泥泞的战壕、短缺的衣食等战争中真实的景象……

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葛墨林从20世纪70年代末结识杨振宁先生，80年代多次赴美跟随杨先生开展研究，后来在杨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南开大学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创建和教学科研，在杨先生创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初期又作为兼职教授短期参与教研工作。葛墨林院士与杨振宁先生合作了近半个世纪，亦师亦友，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在本书中，葛墨林院士以真挚动人的感情，回忆了杨振宁先生在开展物理学研究、支持祖国教育科技发展、维护祖国名誉尊严、关心提携后辈学人等方面做出的杰出贡献。

创建于1922年10月的上海大学，是国共两党合作创办的一所干部学校，着力于培养革命人才和建设人才，名义上为中国国民党党立学校，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主掌的且以中共党员为骨干的所用以培养革命干部的教育机构。1983年，上海市人民政府在复旦大学分校、上海外国语学院分校、华东师范大学分校、上海科学技术大学分校、上海机械学院轻工分校、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基础上复办上海大学（简称原上海大学）。1994年组建的上海大学是上海市属、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建高校，上海市首批高水平地方高校建设试点，一流学科建设高校。上海大学是拥有悠久传统和红色基因的大学，是走过峥嵘岁月和光辉历史的大学，它的诞生、成长、发展和壮大，始终与国家和民族以及我们所在的城市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本书收集了1922—2022年的全国主流媒体有关上海大学的报道文章，包括《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和《青年报》等。这些报道，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上海大学的发展轨迹，它是上海大学校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国当代教育史的组成部分，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这是一部严肃的学术书，记录了周恩来早期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1919年以后，在黑暗与光明的重叠里，中华民族开始觉醒，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周恩来也以满腔热情投入到为“中华腾飞世界”而奋斗的历程中。在这个历史背景下，1920年，周恩来赴法留学，直到1924年才回国。作者在巴黎实地探访周恩来的足迹，以严谨的态度和扎实的治学方法，基于大量资料和史料，考证了青年周恩来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的生活、学习经历，详细叙述了周恩来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未来的思考，记录了他由此走向共产主义道路的历程。 本书将周恩来留法时期求学和革命思想的形成，置于整个20世纪20年代欧洲社会形势和国际共运的大背景下，说明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历史必然性。

康熙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名的政治人物。他文治武功兼备，重视借鉴历代王朝兴亡盛衰的原由本末，勤政事，重德治，以儒家思想治国；他清除权臣，扭转错误的治国方向；他致力恢复经济与社会秩序，奖励垦荒，轻徭薄赋，发展经济；他注意整顿吏治，惩治贪污；他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消灭噶尔丹反叛势力，进一步加强对西藏的管辖，并成功地实现中俄东端划界，奠定了今日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他重视文教，致力发展民族文化。在61年的政治生涯中，康熙帝以其坚韧不拔的努力，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从而使他跻身于中国历史上最为优秀的帝王之列。

周公是中国政治与文化目前一位极为重要的人物。谈中国传统的宗法制度、封建制度、礼乐文化，谈人文化成，都离不开周公。更为重要的是，周公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他一生辅佐武王和成王父子，在政治上有大作为，在文化上有大开拓。他尊重传统，注意以史为鉴。他封邦建国，奠基华夏政治大一统格局。他以民情视天命，全面开创人文主义新时代。他敬德保民慎罚，开创以德治国新模式。他提出系统的建业与守业的政治理论和主张，可谓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目前的开山鼻祖。周公的治国智慧对后世中华文化传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后世中国政治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主持的变法运动历时十六年（1069—1085年），但主要举办还是集中在熙宁年间的熙宁二年至熙宁九年（1069—1076年）。在此期间，王安石在财政、经济、军事、官制、选举、教育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这些改革，在时间上有早有晚，不是齐头并进；在内容上有多有少，不是平均分配。其着力最多处，是在理财和整军。农业经济关系的改革，是“富国”的重点之一，在这方面先后推行了青苗法、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改革商品货币关系，是“富国”的又一个重点，这方面先后推行了均输法、市易法、免行役法等。“强兵”在变法中的地位不亚于“富国”，为此先后在军事领域实行了将兵法、保甲法、保马法等。此外，熙宁新政也涉及到科举与教育领域的改革。熙宁新政企图改变北宋中期以来国家积弱积贫、官场因循拖沓的现状，目的集中在“抑兼并，振贫弱”“兴田利，增利禄”等方面。通过新政，国家财政有所改善，西北边防有所好转，积贫积弱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观。

汉帝国建立后，在政权建设上，刘邦君臣毫不犹豫地全面承袭了秦帝国的国家制度。刘邦治国，不拘泥古人，不拘泥成法，而是根据汉初的实际情况，注重政策的变通性与可行性。过去学界一谈到汉初国家治理，就多拿黄老思想说事。其实，刘邦治国是儒法道兼采并用，在以法治国、以德治国、以道治国上他都进行了实践探索，都有过尝试与调整，很难说是单取黄老清静无为之道。刘邦治理国家的立足点在于有为，并非无为。在政治上、经济上采取了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这不但让汉政权顺利实现了“秦果汉收”，而且还开创了中国帝制时代的第一个盛世——大汉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