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所创建的大明帝国，将中国的帝制文化传统推到了极致，是中国两千年帝王政治的集大成者。其对于中国政治传统、文化传统的影响既深且巨，以至于六百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清晰可见。在刻画朱元璋其人的容貌与作为上，相当传神。这里对相貌的描述，显然更接近未经艺术加工的那幅标准像。这两幅画所揭示出来的东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大明帝国的未来命运及其对于中国人集体性格的强力塑造，在这里，已经可以部分地窥见端倪。《帝国政界往事》把浓厚的现实情怀和历史叙述较好结合起来，打动了当下许者。《帝国政界往事》系列的出版，应该说是读书界的一个重要收获。谢泳在中国，作为政治结论汇编的历史书多之又多，作为故事汇编的历史书少之又少，当代中国人写的关于立国历史的严肃故事书就更少了。不过《帝国政界往事》系列的出现正是我喜欢的那一类历史书，我期待着作者发掘出更多有教益的历史故事，提出更多令人省思的追问。刘军宁我们已经太深太久地习惯于从一种角度和定式，去认识和理解自身的历史。转过脸去，你会发现，历史原来完全可以用另一种——李亚平先生《帝国政界往事》的方式去解读。而且，这种方式更直接、更真切，也更值得人玩味。乔良读《帝国政界往事》，我的一个突出的感觉是：以往只在教科书中出现的历史大事件，在这里恢复了它的原生态。我不能拒绝阅读的快感和诱惑。解玺璋中国历史的文化随笔可谓多矣。然而这部《帝国政界往事》，从浩如烟波的文字历史资料中筛选出来大量不为历来的史家重视的情节，重新演绎正朔嬗变社稷更迭的故事，可谓举重若轻……应该说这是近年来文史出版物中，一部可圈可点的佳作。徐迅

《抗战现场》是《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10月到1938年1月关于抗日战争图片和文字报道的合辑。在这段时间内，《伦敦新闻画报》的记者在中国华北、上海、杭州、广州、南京等地，在战场的第一线，采写、拍摄抗日战争的现场。出于西方记者的独特视角，他们所记录的抗战现场，有许多之前不曾注意的细节，例如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军官穿白衣从城头缒城而下的场面，上海遭空袭期间小贩卖“防毒口罩”的场面，八路军战士缴获敌人高射炮后的欣喜之情等；不少照片反映的史实有珍贵的史料价值。这是一个鲜血记录下的抗战现场，本书汇集《伦敦新闻画报》的记者从1937年到1938年拍摄的所有抗战现场照片，这些照片采自抗战时期中国华北、上海、杭州、广州、南京等地，全都在战场的第一线，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令人鼓舞的抗战精神和不息的民族精神。

2003年10月23日至今，我因为无意中阅读一本三星堆的书籍而起考察文明源之心已经过去一年。在这一年里我写了三本书，在第二年的开头我写下了这第四本书，并且我认为这本书是我这个仓促体系的一个结尾。至此，宏观框架上已无显著的补充，一切都放在世人的眼前：（大致的）人种、语言、道路、宗教，都已“栏杆拍遍”。在过去的一年里，尽管也有小的挫折与波澜，但整体而言还是很顺利的，甚至顺利得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在这同时也得到了包括世界各地华人的支持，并且一些地区已经有人和我联系大陆之外的出版事宜。这时候也引起我的反思：我的工作我自己怎么给它定性？这是一项什么样的工作？甚至，它属于什么学科？我对于我的工作很满意，当然漏洞谬误也不少。我甚至不愿意在其他地区再版时出版我的第一本书了，我已经觉得谈到这第一本书由于幼稚而使我脸上无光。不过，那是我的第一步，尽管歪歪扭扭却反映了我最初的思路。假如为了展示我的思考全过程，我还是愿意拿出勇气把第一本的谬误也展示给大家的，这本身就是一份不错的“原始手稿”。让我自己稍微捞回点面子的是，第一本书说明了我最初的宏观把握就是正确的：把“西来说”的源头直接引向中东的南方，坚定地指向埃及文明，并且直接与犹太人联系在一起。第一本书不成熟，但却奠定了正确的大方向。埃及文明与犹太文化这两条主线贯穿了我的整个研究。以往的“西来说”多偏离了这条主线，多止于两河流域，所以才导致了西来说的“灭顶之灾”，以至全军覆没。第一本书由于根本没有参考旧的体系反而奇迹般地避开了这个误区。我打算再版时保留全部的原文，谬误处写出解说即可，这样可以完全看出我的整个思路发展，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因为谬误就目前来看并未伤及框架的缘故。第一本书中最有价值的线索是提出了，每个大的文明板块每千年为一期的次第向外传播的规律，这表现在《三星堆文化大猜想》最后的“文明列表”中。这本书中另外一个具有重要价值的假设是，人类文明在大约2500年前这个时期成为一个分水岭：之前是人类自由迁徙的原始浪漫时期，人类文明在远古得到过广泛充分的传播与交流；之后的国家与民族发展导致封闭格局，反迁徙因素的出现导致战争与文明交流的相对停滞。没有这个分段将无法把握人类文明总的传播规律，认识不到这一点实际上将不能窥见人类早期的文明传播秘密，许多历史迷团将无法解开，“西来说”当然就不可能存在。第二本书《向东向东，再向东》也更象是一个偶然。由于在出版第一本书之前我需要太多的《圣经》资料作为补充，越来越多的信息向我涌来，最后我说：得，我放弃这个“补充”工作，干脆另外起一本书，整体以《圣经》为蓝本解读中国文明起源。这个过程中有了许多惊人的发现，假如说它震惊了世人的话首先它震惊了我自己，许多的发现是我事先不知道的。有人说这本书奠定了我名垂青史的地位，这个评价不一定准确，但却最能说明它对于这个体系的意义重大。它比第一本书更加“规范”地提出了我的体系框架：中国夏商周文明起源来自中东。由于考虑到中国人并不熟悉《圣经》，为大陆读者的方便我引用了大量《圣经》，并且为了让一般人感知犹太人的具体历史与一般社会形态，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持《圣经》在《向东》中的相对连续性，某些部分我没有多少解说也压缩精选了部分《圣经》作为过度。这样的做法不被一些读者理解，对之大加批评，名之为抄袭巧要钱。其实对于这些《圣经》片段的引用和压缩我曾经花费许多精力，根本不是象有些人说的“直接抄袭”，除非这些人手中没有《圣经》才会做这样的评论。其实，一本书厚到那样的程度对于市场是很不利的，而不是更能“赚钱”。在出版前我忍痛割爱删掉了30多页已经压缩好的《圣经》资料。对于这个反映，尤其考虑到香港读者大都手边会有《圣经》参考，我对香港的出版人说是不是考虑删削一些书中的《圣经》引文，但是他们一口回绝了，所以看来我还要继续承担“抄袭”以及“巧要钱”的美名。第二本书就目前看也不是很成熟，主要的问题在于僵化。他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犹太人身上，尽管埃及文明的继续研究也帮了些忙，但假如我继续坚持下去，将再次陷于僵局，无法把“西来说”进行到底。这个僵化的主要倾向是把人种与文化过分统一，实际上人种与文化有可能是分开传播的，不可拘泥。第三本书《历史也疯狂》不是一个框架性的文本，是我的读书随笔与旅游散记，但这本书却是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我因为生活里的一个偶然事件与西北这条中国的丝绸之路有了特殊的联系。对于西北地区历时一个月的实地考察坚定了我的信念，开阔了我的眼界。同时，对于夏文化以及半坡文化的语言为早期腓尼基文字的肯定，是这本书以及整个体系最重要的一部分。也在这本书里，我开始关注到中国本土之内的古代文化实际上有明显的“东方”与“西方”概念，他们又可以表述为“北方”（西方）与“南方”（东方），它揭示了“西来说”在中国的两大主线，这个具体化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从第三本书开始，阿拉伯人与中国人之间的联系从夏甲这里开始再次引起我的注意。我的“西来说”开始精确调校方向，从一般性的中东开始向具体的国家地区瞄准。语言的关注是十分偶然的，但却是这期间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同时我开始注意到文化与人种的剥离，文字语言与人种之间的复杂关系开始得以考虑。在第三本书的最后，古典南部阿拉伯文字与甲骨文的比较是我最为兴奋的一个发现。这为第四本书埋下了重要的伏笔。《锁定红海》依然是非常仓促的。这本来是一份长长的读书笔记，非常杂乱，好在目标很集中，就是红海。现在我还没有整理他们，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来整理他们才好。但是它的成效是显著的，我甚至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欣慰，因为许多长久以来困惑我的问题出人意料地在这本书中被我潦草地揭开谜底，我在动笔之前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些收获的。在我最繁忙的一段时间，我身体也不太好，甚至遗憾地想万一我突然去世，这些工作是很难让别人继续的。现在我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尽管体系紊乱文字潦草，但整个体系需要触及的主线都已经点到，粗略看来已成体系，任何人都可以看到我的思路的来路去脉。至此我可以长舒一口气了。中国主要的宗教体系、语言、人种、神话、文学等很具体地与“西方”获得了对应联系。这本书可能部分脱离了以往的焦点——地中海东岸，但是都是在以往的路线下才能获得的发展，也正是这个缘故，对于以往的三本书中的些微差异我不准备在再版中修改，只愿意加以说明。整个四本书展示的是真正探索的发展足迹，而不是一个正确真理的宣告。我觉得这样处理很好，不过我也需要提醒大家，阅读的过程中发现前后万一有矛盾以后一本书为准。第四本书将“西来说”的触角锁定在红海南端的“萨巴王国”，但地中海东北角的希腊文化与波斯文化对于中国西北的影响通过宗教与神话的探索也越来越显著起来。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这两个不同的古代文明地区通过海路与陆路同时进发中国东部与西部，也就是南部与北部，最后在中原地区融合构成了中国的文明底色。心平气和地说，我的工作是一份为一个巨无霸工程初步收集资料的工作。这个定位最准确。正是认识到这个定位，我准备对第四本书不做过多修饰，以最“毛糙”的形态出版，因为这会最大程度地保留“资料”。许多信息假如按照规范的学术体例我是必须拿掉的，但是考虑到收集资料的不易与重要，我愿意放弃“学术”考虑，最大程度保存原始资料的充分，不过可以考虑在排版时做一些特别处理，以使阅读方便而可以让人接受。糊里糊涂收集了一年多的资料，我这些字大抵属于哪个学科，或者说与哪个学科最接近？我似乎曾经问过自己。我自己其实也不是很清楚。许多人可能认为属于历史学，有的说属于考古学，还有的说与中文系有关，仔细考察了一下我的工作实际上应该属于“文化人类学”这一中国人并不十分熟悉的学科，它的别称还应该有“民族学”与“社会人类学”。不过对于这些学科的名称不同国家地区有非常不同的理解，甚至理解上大相径庭，所以最保险的方法是认定“文化人类学”就可以了。假如还想再保险一些，直接称呼为“人类学”就更可以了。“文化人类学”（culturalanthropology）是分析和比较人类文化，如社会结构、语言、宗教和科学技术的科学；而人类学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人类的，包括族源研究与人类体质以及他们的地理分布、流动等，所以不难看出正是我所做的工作，只是我做的不系统不专业而已。至于上面提到的历史学或者考古学甚至汉语言学都不能囊括“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只能拿他们当作“文化人类学”某一方面的工具。不过很遗憾的是，中国的“文化人类学”肯定不够发达，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史前文化研究不够的问题所在，这也就是中国文明源流一直没有得到很好清理的缘故，这也就是为什么一个门外汉突然闯进来的原因所在，因为这个领域基本上没人，或者有人但是他们忙着做别的了，专门精于中国文明起源的文化人类学一直缺席。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放在这里大概是比较合适的。我收集的资料很粗糙，依然希望向整个社会抛砖引玉。

为了“乞丐割人辫子能勾魂”的传言，清政府为什么大动干戈？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案子，慈禧太后为什么亲自过问？封疆大吏马新贻被刺，朝廷因何敷衍了事、草草结案？……事情往往不像看到的好样简单。拨开历史迷雾，求索背后真相，清史专家道破背后隐情。市场流行的书多以宫廷事件为主，本书视角下移，所选上自封疆大吏，下至平民百姓，包括传说被皇室调包儿子的海宁陈家，探花不值一文钱的奏销案，封疆大吏被刺的刺马案，文字杀人的庄氏史狱案，乞丐割辫摄魂的割辫案，平民含冤的杨乃武小白菜案，等等。谜案重重，解读入理。

此书勾勒晚近人物百般脸谱，检讨中国历史的劣根性。军阀有性格：思想家和知识界创造着历史，而军阀、土匪、帮会龙头以及各色乡村能人，也在创造历史。晚近人物脸谱：西太后的明白和服气，都是这老外的，而对中国人，她却墨索里尼，总是有理，镇压改革是对的，开历史倒车也没错，后来改革更是对的。历史的坏脾气：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成者王侯败者贼，其实帝王也是贼。不确定的道路：如果不算土匪流氓等“第三社会”中人，文人跟监狱的距离想必要比其它人近一点，越是有才华的人，危险似乎就越大。庶民的世界：花业民营了，游冶其间的名士和准名士们也就更自由了。浅斟低唱并肉帛相见之余，给小姐们打分品题成了文人墨客的千古雅事，因此有了“花榜”。

在中国的历史当中，并非全是冷冰冰的数字与乏味的人物。在《读史有故事》里。你可以触摸到中国历史的真实与鲜活，你可以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一脉相承。这是一套充满阅读快感的历史读物，完整地再现了中国历史的全貌，从先秦一直到满清王朝的结束，基本达到了完整、丰富、简单的编辑宗旨。让你轻松阅读中国历史，从中学会做人、做事的原则，增长知识和智慧，是中国人补上历史课的首选范本。本书的文字、体例和结构通俗易懂，每个主要朝代都“面面俱到”，每个重点事件、人物各有突出，每个朝代都标有年代的指南。虽然每个故事只有千字左右，但却包含了几个相互连接又相互独立的故事，让你爱不释手。所以，本套丛书是中国学生阅读中国历史的全貌的快速读本；也很适合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本书《明朝的故事》一个当过和尚、做过乞丐的放牛娃开创的朝代，既有慷慨的高歌，也有荒唐的怪事，有莫问出处的英雄，有遍布全国的特务，有权势熏天的宦官，有喜欢木匠活的皇帝……种种奇事，旷古未闻。

《中国史学史纲》阐述了自先秦至20世纪初年中国史学发展的过程及其在各发展阶段上的面貌与特征，内容翔实、丰赡，尤其对中国史学之理论成就的发掘与阐释，用力甚多，特色鲜明。全书结构严谨、新颖，于横向上把握历史发展与史学发展的关系，于纵向上揭示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史学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表现，二者紧密结合，风格卓尔不群，脉络井然有序，凸现出各相关历史时段之史学的独特风貌与发展趋势。《中国史学史纲》新意颇多，文风平实，叙述流畅，高屋建瓴，深入浅出，便于读者阅读和埋解，对全面认识中国史学面貌与继续探索这个领域多有启迪和参考价值。

后金兵冒死抬运车梯抢渡护城壕，壕又深又宽，不得过，许多兵士拥在壕边，不断被炮火击中，壕边和壕里留下一堆堆尸体；有的越过了壕，在城下遭到矢石、火弹的袭击，纷纷倒毙。城下“尸积如山”。“大凌自八月初六日受围，直到十一月初九日始溃，百日之厄，炊骨析骸，古所未有”。城内“粮绝薪尽，兵民相食”。迄今为止，本书是国内最系统而完整地描述明清战争史的专著，全景式地再现了这场持续半个世纪的战争历程，决定了清兴明亡的最后结局。作者以高超的技巧，展现波澜壮阔的战争场景：从运筹帷幄，到决胜千里，变幻莫测，斗智斗勇，每一场战斗都是一篇动人的故事，如身临其境，惊心动魄；解析战争，如同兵家，视为兵书，引人入胜，智慧大增。

中年烦恼少年狂，南北东西当故乡；血雨腥风浑细事，荆天棘地作寻常；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奇意儿孙戒玩笑，一生误我“二流堂”。——吴祖光作者唐瑜，所造之屋是当时文艺界人士最喜欢的去处，戏称“二流堂”，其亦被封为“二流堂堂主”，自此，一生荣辱皆与“二流堂”密不可分。何物“二流堂”？原来在抗战期间，一些从上海等地转移到重庆的文化、戏剧、电影、美术、新闻界倾向进步、要求民主的人士没有住处，临时寄居集会在“一个公认的好人”唐瑜先生家里（一九七九年八月，新华社所发文化部为“二流堂”平反的通知消息中称，这是我党和一些党外人士联系的一个场所）。因为没有门牌，由夏衍在屋前竖了一块木板，上书“依庐”（一说“碧庐”）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经常在这里往来的，有吴祖光、吕恩、丁聪、方菁、张正宇、郁风、黄苗子、张光宇、盛家伦、萨空了、沈求我、戴浩、金山、张瑞芳、高集、高汾等人。这些当时的青年同志，因无固定职业，过着流浪的生活，有人笑说他们是“二流子”，住的地方戏言为“二流堂”（还请郭沫若题写了“堂名”）。不想十几二十年后风云变幻，从肃反到反右到“文革”，“年查岁审都成罪，戏语闲谈尽上纲”（吴祖光语），从此不得安生。凡住过或去过那里的人无一幸免，且株连无数毫不相干的人。这些在“文革”中先期（或再次）被送上祭台的文化界精英，在这场浩劫中吃尽了苦头。随着粉碎“四人帮”后各类冤假错案的平反，一些“内幕”的逐被“解密”，读者迫切需要了解包括“二流堂”在内的一些冤案和人物被迫害的真相。一九九七年四月，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唐瑜先生的回忆录《二流堂纪事》。这是关心这一“事件”的读者所企盼的。

《唐代的外来文明》原名为《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舶来品研究》，是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汉学的一部名著，被视为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古代文化的必读之作。本书选取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朝代——唐代为研究对象，详细研究了当时的世界文化交流和文明引进。内容涉及了唐朝生活的各个方面，家畜、野兽、飞禽、植物、木材、食物、香料、药品、纺织品、颜料、矿石、金属制品、世俗器物、宗教器物、书籍等，共计8类似70余种，举凡生活所需、日常所用，几乎无所不包。《唐代的外来文明》不仅展现了大唐时期的社会文化、物质生活的生动画面，为认识唐朝的社会生活史和文化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也是了解中华文明和文明交流史的必读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