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了在汉代可视为“帝”的30多个，为什么我们只写“二十四帝”？吕后在惠帝后患擅政8年，《史记》也将她列入“本纪”，但她并未直接称“帝”；惠帝后有一个连姓名都没有留传下来的“少帝”，昭帝后有一个继位仅27天的刘贺，安帝后有一个在位7个月的“少帝”刘懿，灵帝后也有一个在位7个月的“少帝”刘辩，这4个人在位无法未跨年度，未及改元；反莽战争中，刘玄虽称帝，也建有年号，但并未建立统一的国家；王莽虽与汉关系紧密，但另立一朝。所以，这七个人均不计算在内，书中仅列“二十四帝”。我们努力“紧紧围绕24位皇帝这根主线，串起西汉和东汉时期的历史”，力求展现汉代皇帝的立体人生和大汉王朝的时代风貌。愿这种展现能够在广大读者的心目中树立起一个汉代的形象。

《“九一八”全记录》，是通过日本《大阪朝日新闻》出版的一套号外，记录了日本关东军自1931年9月18日至1932年1月14日侵战友中国东北的全过程。该书从日军进攻沈阳的北大营、占领沈阳城起，到掠取吉林、齐齐哈尔、锦州止，反映了军队调动、军队数量、武器装备及作战情况。无论是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华战争的角度，还是从九一八事变史研究的角度，这都是一个完整的时间段。在这段时间内，关东军利用中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实现了迅速扩大占领的目的。《“九一八”全记录》的出版，填补这段历史资料和研究的空缺，对于揭露日本侵华罪恶和这段历史研究，都具有典型的意义，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汉武帝时代，西汉王朝开始进入全盛时期。其政治体制、经济形式和文化格局，对后世都有相关重要的历史影响。汉武帝时代，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汉文化的主流形态基本形成，中国开始以文明和富强的政治实体和文化实体闻名于世。我们说，汉武帝时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英雄时代，除了汉武帝的卓越历史表现以外，还在于当时不仅有卫青、霍去病、李广、张骞等杰出军事人才的开疆辟壤，更有着司马迁、董仲郐、桑弘羊、司马相发、东方朔、李廷年等人的文化贡献，使得他们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在千百年后依然声名响亮。当然，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完全像班固所说的，完全是汉武帝个人的作用。群星的闪耀，是因为当时社会文化的总体背景，曾经形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中并不多见的澄净的晴空。<

一部日本兵现场记录的战争风云，全本日记以及与日记所叙事件相证的照片，尸体、慰安妇、俘虏、废墟……记完文字，又拍照片，图文并茂，没有形容，没有感伤，只有进攻，扫荡，杀人，炮火，刺目的冷血三年的日记从未中断，按照相机快门也从未停止，原生态的文与图，日军侵华血腥的铁证，日记1950年起保留在中国。本日记中的荻岛静夫十分鲜活：他来自日本农村，家里有父母、兄嫂、恋人。他惦念老夫老母的身体，惦念庄稼收成。他有对战争的恐惧，对前程的忧虑，也有青春的迷茫。他爱看小说，爱看杂志，崇尚与人达到内心交流。他爱好文学，受好电影，爱好艺术，是日本军人中有想法而感性的人物。三年的战争，他每天都在记录，每天都在思考。而他的用心，就是要留一份战争记录吗？他记录的角度十分微观、细腻，是要为战争作一次生动的陈述吗？他的记录是如此血腥又如此冷漠，这就是大和民族的民族性吗？而战后的荻岛静夫，他是回到乡村过农耕生活，还是留在城市继续他的艺术追求？他真切体会过，记录过的战争生活对他人生有什么样的影响？本书中还有许多尸体、慰安妇、俘虏、废墟的照片。这些都是当年日军的战争“果实”，荻岛静夫总是在记完文字后，又拍照片，“图文并茂”。

有清一代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是男人的历史，是十多个帝王或文治武功，或无为守成，或庸碌误国的历史。然而，隐藏在他们背后的后妃们闪闪烁烁的身影，由于其神秘，由于其不为普通大众所了解，更由于后人的揣摩臆度、杜撰演绎，使得人们对她们的真实面目充满好奇，渴求了解事实真相。本书作者集二十余年之功力研究清代后妃，在史籍资料中爬梳检索，辨析考证，更结合自己亲身参与清理清代帝、后、妃之陵寝、地宫所得第一手资料，选取清朝历史上最具个性，最具传奇色彩，最受世人关注的十二个后妃，讲述她们或悲或喜，或曲折坎坷或细腻温馨的人生故事、情感纠葛。力求更接近历史真相，还读者真实的历史人物形象。

宋代是一个传奇的时代。它经济富庶，文化繁荣，科技进步，在中国史上占有辉煌的地位，然而军事上它却频频败于比它落后得多的外族政权，留给后人无尽的遗憾。汴河繁华、临安遗恨背后牵连着的是宋代十八个帝王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本书作者积多年宋史研究之心得，参以各种正史、笔记等历史资料，全面刻画宋十八帝的性格、命运和事功，讲述惊心动魄的宫廷故事，从中勾勒出宋代320年的风云变幻、喜剧悲歌。中国有文字的历史长达数千年之久，越是遥远的时代，留下来的谜团就会越多。因此，要发现历史的真相，谈何容易。姑且不说史料记载的缺乏，就算加上流传下来的实物资料和未来不断出土的新材料，似乎也不足以做到这一点。至少我们对很多事实还是不清楚的，或是知之甚少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下功夫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大宋王朝是一个奇特的时代。它拥有至今令人叹羡的高度物质文明和后人不可企及的文化高峰，却饱受积贫积弱之苦，迭受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大压力，最终亡于异族之手。大宋王朝的帝王们是如何应付这种局面的？他们有着怎样的性格，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距今八百年前的中国宫廷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这一切且容宋史专家娓娓道来……

从1931年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到1945年投降，14年间，给中国带来了历史上空前的灾难，人民遭屠杀，矿产被掠夺，文化被破坏，国土被践踏。中华民族宽容大度地放弃了对日索要战争赔款，寻求的是中日两国人民长久的和平。然而，宽容不是懦弱，历史不能重蹈。针对那些想忘记历史、歪曲历史的人，我们给以严厉的回击，让他们在血与泪的铁证面前低头认罪。中央编译出版社编辑的《控诉》一书，四位老人讲述那不堪回首的噩梦般的往事，为的是告诉我们一段历史，一段真实；为的是讨还历史公道，伸张民族大义，维护民族尊严，让历史不再重演。<

乾隆皇帝弘历是家喻户晓的著名帝君，他亨位既久，传闻亦多，诸如出身问题，皇后之死，香妃之迷，六下江南的风流韵事，等等，成为百姓街谈巷议的话题，成为小说和影视戏剧的绝佳题材。这些传闻孰真孰假？事实的真相究竟怎样？本书作者周远廉先生是国内乾隆研究的权威学者，他以丰厚的学养，通俗的笔触，向读者娓娓讲述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乾隆皇帝，对围绕乾隆产生的诸多历史迷案一一予以详剖细说。书中200多幅珍贵图片为读者提供更多的审美享受和想象空间。<

宋氏家族是一个举世瞩目的家庭，其影响力之深之大之最，鲜有望其项背者。这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的家族成员已纷纷辞世，他们显赫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但他们在现代历史上的作用和影响，仍是研究历史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是小说家有兴趣不断去演绎的世纪传奇。宋氏三姐妹缔造了20世纪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三桩婚姻。宋蔼龄与孔祥熙结合，造就了一个中国最富有的家庭，她则成为最有钱的家庭中最有权力的女人；宋庆龄与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结为伴侣，成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宋美龄与蒋介石的联姻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她亦由此成为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

与此同时，孙中山给张继回信表示不接受辞职或退隐的提议，“一、退隐深山。此时为革命最衰微之时，非成功兴盛之候，是为弟冒艰危、茹困苦以进取之时代，非退隐之时代也。二、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弟被举为总理，未有布告天下始受之，辞退亦断未有布告天下之理。弟之退总理已在要求同盟会及章太炎认不是之时，同盟会及太炎至今未有认过，则弟已不承为彼等之总理者久矣。”尽管有吴稚晖等为孙中山辩护，比如吴在11月13日出版的《新世纪》115号发表文章表示，“近见有东京同盟会布告孙文君罪状书，所言不惟无足为孙文君之罪状，且适显其为沾染保皇党气息。”“故为孙君之罪状者，首列匿藏巨款二十万。彼固不知孙君旅行之舟资，尚借贷于学界之措大。”但孙中山当时的紧张还是可以想见的。此事如果不是黄兴坚决抵制，孙中山在同盟会的地位势将岌岌可危。1909年11月11日、11月27日、11月29日，陶成章等将一公函在具有保皇会背景的《南洋总汇新报》公开发表，酿成了同盟会创立四年来最大的一场风波。此前1909年7月18日，陶成章在写给李燮和的信中说：“前次之举孙文，实授之以刀柄”。他想另拟章程，“其章程中，不认孙文为会员，谅亦可以做得。……近日专门注重暗杀（若办必先声明与孙文无涉，免至为人所借用）。”9月24日，他在给王若愚的信中对黄兴“专为中山调停”大为不满，表示“弟及兄等与中山已不两立”。10月22日，孙中山写信给布鲁塞尔的同盟会会员王子匡：“陶[成章]去年到南洋，责弟为他筹款五万元，回浙办事。弟推以近日南洋经济恐慌，自顾不暇，断难办到。彼失望而归，故今大肆攻击也。东京留学界之不满于弟者，亦有为之推波。故从外人视之，吾党亦成内乱之势。人心如此，真革命前途之大不幸也。”“此事于联络华侨一方面，大有阻碍也。”《伪民报检举状》1909年对孙中山来说真是多事之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继陶成章他们的意见书发布之后，又有章太炎的攻击，就是那篇著名的《伪民报检举状》，起因是《民报》被日本当局封禁时附加罚款一百五十元，逾期就要罚章太炎做苦工，而同盟会并没有予以救援，最后是章门弟子鲁迅等凑钱解决的，此事引起章太炎、鲁迅等人的“很大愤懑”[张静庐语]。此后，汪精卫等未和章太炎协商即托名巴黎印刷、秘密出版了两期《民报》，自然更是火上加油。章太炎怒而以原《民报》社长名义发表这一传单，其中主要指责孙中山：“孙文本一少年无赖，徒以惠州发难，事在最初，故志土乐与援引……推为盟长……而孙文小器易盈，遂借此自为封殖。在东京则言在南洋有党羽十万，在南洋则言学生全部皆受指挥，内地豪杰，悉听任使。恃《民报》鼓吹之文，借同志拥戴之意，乘时自利，聚敛万端。”所谓“聚敛”就是指孙中山当年离开日本时接受赠款，以及几次起义的军费开支等。他进而指责孙中山“背本忘初，见危不振”，在《民报》几乎断炊、风雨飘摇之际，“屡以函致南洋，欲孙文有所接济，再差胡汉民或汪精卫一人东渡，邮书五六次，电报三、四度，或无复音，或言南洋疲极，空无一钱。有时亦以虚语羁縻，谓当挟五，六千金来东助，至期则又饰以他语，先后所寄，只银元三百而已。”“夫孙文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计不及一，《民报》所求补助，无过三、四千金，亦竟不为筹画，其干没可知已。及去秋有黎姓者自新加坡来云，《民报》可在南洋筹款，即印刷股票数百份，属友人陶焕卿即陶成章带致孙处，而孙坐视困穷，抑留不发。”特别是当《民报》被封，章太炎因交不出罚金，差一点被处苦役，“而身拥厚资、豢养妻妾之孙文，忝为盟长，未有半铢之助，不自服罪，又敢诋毁他人，此真豺虎所不食，有北所不受。”当《民报》危急时，孙中山没有伸出援手确是事实，但说他“身拥厚资、豢养妻妾”就只是臆测和想象了。孙中山之所以对《民报》弃置不问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先是1907年的“倒孙”风潮早巳伤了他的心，加上他对章太炎在《民报》高论佛学、国粹，渐离三民主义的轨道也深为不满。此外，章太炎还指控孙中山卖国卖友：“云南本中国之地，而欲赠送法人”；“试观黄兴，非与孙文死生共济者耶？而以争权怀恨，外好内猜；精卫演说，至以杨秀清相拟。关仁甫，非为孙文效死建功者耶？而以事败逋逃，乃至密告英吏，诬以大盗。其背本无恩如此。”他劝告华侨不要为孙中山、汪精卫“私有”的伪《民报》捐款。他最后说：“综观孙文所为，岂欲为民请命，伸大义于天下，但扰乱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