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族，因李鸿章的命运，先是大红，后是大黑，悬殊之大，有若天渊。这部家族沉浮史，本身就是近代社会变动的缩影，很值得研究。这个大起大落的家族，在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竟出了那么多的人才，政治家、外交家、企业家、科学家、艺术家，散处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美国、加拿大、尼日利亚等地，这种众多人才出于一家的现象更值得研究。家境、家风、家教、遗传基因、个人气质、逆境的锻炼，都在家族演变中发生作用。这样的家族，实在是社会史研究的极好个案。书中有相当一部分资料是首次披露，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缺憾，解决了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加深了人们对李氏家族及近代历史的理解。在作者潇洒流畅的笔下，本已非凡的故事，被娓娓道来，时而风轻云淡，时而金戈铁马，时而哀怨缠绵，让读者或忧或喜，时惊时叹。这是一本资料、文理、词章三长兼具的书，在存史、教化、娱情三方面，都值得一读。

1942年5月1日，华北敌酋冈村宁次亲率日军41师团、110师团、独立混成第9旅团等5万重兵，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史称“五一“大“扫荡”。史家认为， 抗战八年，最艰苦的、黎明前最黑暗的，是1942年：而在1942年几十次“扫荡”中，“又以‘五一’大‘扫荡’为最残酷。”日本军方则认为，这是他们“最完善的作战”，是所谓“努力的结晶”。本书作者三赴石门，四下冀中，查阅了敌我双方大量文献，走访了吕正操等60多位幸存者，以史学的严谨，用纪实的笔法，将我中华民族那段惨痛的历史首次揭示出来。读之令人扼腕，读之令人震撼。

宋代是一个传奇的时代。它经济富庶，文化繁荣，科技进步，在中国史上占有辉煌的地位，然而军事上它却频频败于比它落后得多的外族政权，留给后人无尽的遗憾。汴河繁华、临安遗恨背后牵连着的是宋代十八个帝王的爱恨情仇、喜怒哀乐。本书作者积多年宋史研究之心得，参以各种正史、笔记等历史资料，全面刻画宋十八帝的性格、命运和事功，讲述惊心动魄的宫廷故事，从中勾勒出宋代320年的风云变幻、喜剧悲歌。中国有文字的历史长达数千年之久，越是遥远的时代，留下来的谜团就会越多。因此，要发现历史的真相，谈何容易。姑且不说史料记载的缺乏，就算加上流传下来的实物资料和未来不断出土的新材料，似乎也不足以做到这一点。至少我们对很多事实还是不清楚的，或是知之甚少的。正因为如此，才需要下功夫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大宋王朝是一个奇特的时代。它拥有至今令人叹羡的高度物质文明和后人不可企及的文化高峰，却饱受积贫积弱之苦，迭受少数民族政权的强大压力，最终亡于异族之手。大宋王朝的帝王们是如何应付这种局面的？他们有着怎样的性格，又经历了怎样的命运？距今八百年前的中国宫廷又发生过怎样的故事？这一切且容宋史专家娓娓道来……

本书以漫谈的方式，用揶揄、调侃的语言，具体而细致地描述明清皇帝及他们的后妃在皇宫中的生活情景；以大量的史实为基础，穿插野史记述和民间传说，又旁征博引，联系世界各地的风俗习惯，揭示皇帝的婚姻家庭状况以及他们的夫妻、父子、君臣、主仆之间的微妙关系。资料丰富，语言通俗易懂，妙趣横主，又发人深省。清康熙皇帝玄烨“每日听政，必御正门”，“未明求衣”，“辨色视朝”，未尝暂辍。明代实行分封制，公开建储；清代秘密立储，“正大光明”与暗箱操作和谐一统。皇帝个个“多才多艺”，有的注重治国安邦，有的却搞歪门邪道。慈禧太后号称“饭桶”，一天的伙食费可买2400斤大米。

在那场堪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段大革命的中期”，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毛泽东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汪东兴同志长期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亲历了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过程。他是这场惊心动魄斗争的见证者之一。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实可靠的材料被披露了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真实地再现那段历史的原貌。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发展和覆灭，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本书把我跟随毛主席参加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前后后活动经过写出来，希望能有助于大家了解这段历史。本书中，毛主席在武昌、长沙、南昌、杭州、上海、丰台等地的多次谈话，虽然地点、对象不同，但基本内容是相同的。为了保持历史的原貌，尽管内容上有些重复，我还是按照原来的记录抄录下来了。书中记录的毛主席各次讲话，有些事的判断或说话，以及我自己的某些表态和检讨，现在看来也许不够准确，或者不够妥当，但这都是历史真实情况。我相信读者会理解历史发展有个过程，人的认识会受一定的历史环境限制的，也受到实践的检验。我如实地写出来，是为了真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本书写作的过程中，得到当代中国研究所大力支持。刘中海、金隆德、朱元石、刘志男、刘桂民和汪小燕等同志，对本书资料核对、记录整理、抄写校对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中央党史研究室郑惠、魏久明、霍海丹等同志对本书作了审校。对此，我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出版，主要靠当时记下的资料。现在看来是十分珍贵的。毛主席的讲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然有的谈话是有感而发的，临场记录不可能句句记到，难免有遗漏的地方。本书的内容、观点，是以我个人的角度和认识整理的，不一定都是对的。如有不当之处，请读者提出意见或批评。汪东兴1996年10月14日作者简介：汪东兴，1916年出生，江西弋阳人。1929年转为中共党员，1932年6月参加工农红军红十军，参加了长征。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警卫局局长，江西省省委常委、副省长，从1947年至1976年9月，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近30年，著人《汪东兴日记》，并在报刊上发表过专著。目录：前言一、林彪急于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夺权问题讲了这样一段话：“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无论怎样干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二、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毛主席问：“这个吐故吐得怎么样呀？大概吐得不多吧？对蒋南翔这样的人留下来的好，/毛主席说：”还是要以教育为主。/周总理说：“有的人长期挂起来呀？我以为还是下去劳动接触群众比较好。”……三、“读点马列主义的书”四、“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五、粉碎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后记

娼妓者何？“因要得到他人相当报酬，乃实行性的乱交，以满足对方性欲的，是为娼妓。” 中国娼妓史者何？“记述吾国历代娼妓赓续活动之体相，为有组织有统系之研究，以阐明其承变演化之迹，及互相因果之关系，叫做《中国娼妓史》”。 作者“少年时代曾经一度浪漫生活。十年旧林，依约扬州。此中黑幕，十得八九”。且有感于“娼妓问题”乃整个的“社会问题”，而出版界著术阙如，乃发凡起例，撰为是篇，以期引起社会的“特别注意”。

1889年张之洞督鄂被视为武汉现代化发展历程的重要界标，此后武汉的早期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其主要表现可以概括为以下数端。第一，武汉的传统商业优势进一步发挥，并由内贸型的商业重镇一跃而为国内屈指可数的国际贸易商埠。从传统商业的发展看，汉口在19世纪末成为国内最大的米谷集散中心。从国际贸易商埠的发展看，汉口的直接对外贸易，在张之洞督鄂前虽在全国四大商埠（上海、武汉、广州、天津）中位列第三，但进出口额只有数十万两、数百万两不等，而到1903年已突破1200万两，1905年更突破3500万两；汉口的间接对外贸易亦然，张之洞督鄂前，间接贸易进出口最高数字是1880年的4200万余两，到1899年达到6700余万两，1904年突破1亿两大关。无论是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都有数倍增长。以致有人声称：“汉口商务在光绪三十一二年间，其茂盛较之京沪犹驾而上之”。第二，武汉的近代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商业独秀发展到工商并重。张之洞先后创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大冶铁矿、湖北织布局、汉阳铁厂机器厂、汉阳铁厂钢轨厂、湖北缫丝局、湖北纺纱局、湖北制麻局等近代企业，占同期全国新建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的24％，为全国之冠。同时，张之洞倡办实业，亦促进了民办企业的发展。1897年民族资本家宋炜臣兴办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年产火柴1亿盒，是全国最大的火柴厂。据统计，至1911年，武汉有较大型的官办、民办企业28家，资本额达1724万元，在全国各大城市中居第二位。第三，张之洞改书院、兴学堂、倡游学，使武汉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近代教育体制。传统的书院教学以研习儒家经籍为主，张之洞致力于书院改制，相继对江汉书院、经心书院、两湖书院的课程作出较大调整，各有侧重，以“造真材，济时用”为宗旨。在兴办新式学堂方面，其创办的算学学堂、矿？裱谩⒆郧垦谩⒑蔽浔秆谩⒑迸┪裱谩⒑惫ひ昭谩⒑笔Ψ堆谩⒘胶苁Ψ堆谩⑴邮Ψ堆玫鹊龋橇似胀ń逃⒕陆逃⑹狄到逃⑹Ψ督逃炔忝妗Ｔ凇坝窝А狈矫妫笔峭砬迮沙隽粞疃嗟氖》葜弧５？1905年，仅留日学生就达1700余人，居全国之冠。张之洞督鄂期间，湖北武汉已成为新式教育的中心和国人瞩目之区。第四，外国银行在汉设立的分支机构增多，国内银行开始出现，武汉成为内陆地区的金融中心。张之洞督鄂期间，随着汉口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除了传统的英国银行外，德国的德华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俄国的道胜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等也纷纷来汉设立分行。同时，中国通商银行、中国银行、大清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也在汉口开业。这些现代性的金融机构与传统的钱庄、票号、钱铺等民间金融机构共同构筑起武汉的金融大厦，成为武汉工商业发展的重要支撑。第五，交通运输业空前发展，奠定了武汉现代交通运输的基础。张之洞由广东移督湖广的直接原因就是芦汉铁路的修建，所以他治鄂期间对修建铁路用力甚勤。在张之洞的督办下，1906年，汉口至北京正阳门全长1200余公里的芦汉铁路通车，并改称京汉铁路。京汉铁路的贯通，不但使武汉的货物流通更加畅快，而且使武汉的地位更加凸显。铁路之外，此一时期的水路交通运输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1863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的“惊异号”进入汉口港，开辟沪汉航线后，英、法、德、日等国的轮船公司也以汉口为中心，开辟长江航线，经营轮运。1905年，日本大阪商船会社又开辟了汉口至神户、大阪的直达航线，使汉口港成为国际港。至清末，由汉口驶向国外的轮船，已可直达德国的汉堡、不来梅，荷兰的鹿特丹，埃及的塞得港，法国的马赛，比利时的安特卫普，意大利的热诺瓦等。而1875年招商局在汉口设立轮船公司，则标志着民族轮船运输业在汉口的立足。以轮运为主导的水路航路的开辟，使长江航道变成黄金水道，也使武汉自古以来的水运优势跃上一个新的台阶。由此观之，张之洞督鄂期间，武汉在商业、工业、教育、金融、交通等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武汉城市早期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界标。而从武汉早期现代化的发展历史上，我们还能得到以下重要启示：第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是武汉发展的前提。武汉地处华中腹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在古代与近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凭借汉水、长江之利，可以内进外出、通江达海，成为商业贸易的集散地。明清以来，武汉商业的繁盛主要就是凭藉这一区位优势，在近代发展成为国际性商埠也与此息息相关。第二，张之洞有能力、有魄力，得到清廷的信任和支持，因而在治鄂期间利用了武汉的地理区位优势，促成了武汉早期现代化的发展。1861年武汉开埠，是一个历史的契机，但从武汉开埠一直到1889年张之洞督鄂前，武汉竟没创办一家官办企业，也没兴办一所近代性的学堂，而直到张之洞督鄂，武汉才发生上述较大的变化，这显然不是历史厚此薄彼，而是主政者使然。第三，制度创新是关键。所谓的全国范围的“晚清新政”或湖北一区的“湖北新政”都有一个制度创新问题。据统计，张之洞督鄂期间，设置各类新机构36个，其中25％是按清廷的指示而设，75％是按张之洞的意旨而设。明确标示出张之洞的自主性和创新性。新机构的设置，既是张之洞锐意创新的标志，也是张之洞推行“新政”的重要手段。本书系“张之洞与武汉早期现代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共收入相关学术论文40余篇，内容涉及张之洞督鄂期间及相关历史时期湖北政局、“湖北新政”、洋务运动、“东南互保”问题、晚清官僚结构、清末宪政、币制改革、近代术语、芦汉、粤汉铁路建设、“中体西用”思想及其传播，以及张之洞的学术文化思想等诸多方面。

本书获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资助：本书通过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成果同古埃及、两河流域、中南美洲等古代文明形成过程比较，阐述中国文明生成的特色。

本书共分10章，论述了太平天国经济制度和政策产生的历史的背景，洪秀全的经济思想，1853年《天朝田亩制度》的颁布及其性质，洪仁〓的《资政新篇》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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