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地理环境为切入点，以军镇烽戍遗存调查整理为线索，对不同局势下，整个天山廊道军防体系在唐朝经略西域的进程中所发挥的具体战略作用进行了探讨。对道路交通，尤其是天山内部廊道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唐朝诸多保障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安全的战争，都是借助于天山内、外部廊道，与周边游牧部落等的合作进行的。全书以此为出发点，对天山廊道的交通进行了全方位的整理和研究。

《三国志》是二十四史中备受世人推崇的“前四史”之一史。元嘉六年（429年）宋文帝命裴松之一。由于裴注的广泛引用古籍，故而保存下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本书旨在将裴注今译编选成集选择反映三国风云纷争的，脍炙人口、富含情节的，能彰显中华传统美德的，和具有现实意义、可的注文介绍给读者。

《民国研究》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办的学术专刊，主要刊载关于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9）相关史实与理论的研究文章。现为CSSCI来源集刊。本辑为总第37辑，共16篇文章，分为抗战史研究、民国社会与文化、民国经济、学术史回顾、书评、海外史料评介六个栏目，内容涉及民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诸方面。

《近代史学刊》是教育部百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专业学术刊物，登载1840-1949年中国近代史领域内**研究成果和信息，包括专题讨论、研究论文、研究综述、书评、史实考订、学者书札、学术信息等。本书是第24辑，分为全球史视野下的近代中国金融、政治文化史研究、社会经济史研究、研究述评、新书推介五个部分。

《战国秦汉西南民族地理的格局与观念研究》以战国秦汉西南民族地理的格局与观念为研究对象，旨在详细梳理和研究族群演进格局、“华夷之辨”思想对族群空间建构影响的基础上，揭示民族地理观建构路径，阐明民族地理观与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空间建构的关联。基于汉文史籍、汉译彝文史籍、考古、碑刻、环境考古等资料的梳理，文献分析、形象学、环境史、概念史等方法的使用，研究揭示：（1）战国秦汉西南族群演进具有区域性与族群性双重特征，且西南族群演进的“区域性多元一体”与中华民族演进的“整体性多元一体”已形成协同演进格局；（2）民族地理观与族群空间是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空间建构的“一体两面”，多重格局民族地理观的建构过程同时是结构化、秩序化并表现有“差序格局”特征的族群政治地理空间建构过程；（3）民族地理观的建构是现实的族群演进格局，经典的“五方之民”族群认知模式，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空间建构的需求共同作用的产物，反映着全国与区域间族群协同演进和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空间建构态势。要之，该书尝试阐明民族地理观应是历史民族地理重要研究内容，初步建构了战国秦汉西南民族地理观的研究路径，强调了民族地理观在大一统多民族国家空间建构中的意义。

本书分“山雨欲来”“唤起侨众”“反清起义”“创建民国”“讨逆护法”“整党治国”和“缅怀永恒”七个部分，结合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全面展示了孙中山在近30年革命生涯中，为挽救民族危亡奔走呼号、百折不挠，广大华侨对其革命活动身体力行、多方支援的历史图景，同时也展示了不少爱国华侨生平资料及其与孙中山的关系。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的历史个案研究无疑蕴藏着丰富的政治与文化的解释空间。然而，梳理武则天的研究史我们会发现，这个聚讼不休的话题，在相当大程度上透视出我们史学的一种基本状况：对武则天的评价，专业史学内部纷争不止，而在“公共史学”领域内几乎一面倒，武则天的形象似乎从来就没有脱离过《新唐书》《资治通鉴》。然而，《新唐书》《资治通鉴》中关于武则天的某些表述，似乎会受到某种政治正确的影响，对于武则天的形象，会根据某一说法、一点影子进行放大，直到事实的性质完全发生改变。而本书以新史学的研究路径，突*了传统史学的藩篱，从另一种视角展示了不一样的武则天。本书不是武则天的传记，每一章的讨论皆是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从武则天出生地与故乡的考证，到武则天归葬乾陵，一代女皇的出生到落幕，中间有着哪些精彩纷呈的故事？女皇的故事，为什么武则天成为了绝唱？在本书中，作者用详实的史料，与古今学者展开对话，抽丝剥茧，力图向读者还原真实的武则天。

“灾民苦，灾民苦，灾民苦楚向谁述？”20世纪前期，在自然与社会政治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陕西遭受了空前的灾荒，对陕西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从陕西的自然环境和政治生态角度分析民国时期陕西灾荒的形成原因，并重点考察了灾荒之后陕西人口、农村经济以及城乡关系等方面的深刻变化；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探讨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种新型救灾团体的救灾活动及其互动；从区域史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救灾制度现代转型的曲折性和复杂性。

《中国历史文摘》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创办的学术文摘，每年一期，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本文摘从2019年9月—2020年8月国内出版的主要相关史学期刊、高校学报以及综合类期刊中，精选对中国史各时段、各领域的重大问题研究提出创新见解的精品力作，从整体上反映一年来中国史研究在基本理论与基本问题上取得的新突破，呈现中国史研究的**走向与前沿趋势，为推动当前中国史研究的纵深发展及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的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增加推动力。

书院是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它既是教育机构，又是学术研究和交流之地。福建的书院教育始于唐，兴盛于宋，繁荣于明，鼎盛于清，在清末转向官化学堂。福建书院在宋、明、清时期作为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闽学的发源和传播之处在中国书院史上有其鲜明的特点。据《八闽通志》《福建通志》及各地方志等相关史料记载，据不完全统计，福建从唐至清共建书院789所，以宋、明、清三朝居多，尤其是宋代，书院的建设多为朱熹传播理学之所，彰显了福建书院在理学和闽学传播的重要地位。致用书院是清代福州四大书院之一，建于同治葵酉年（1873），由时任福建巡抚的王凯泰于1871年奏设，1873年7月建成。初在西湖书院内设致用堂，在王凯泰的《致用堂记》中说明了创建致用堂的目的和教学宗旨，“集多士讲学，其中课以经解、策论，并订章程以垂永久参酌……榜其堂曰致用崇实学也”。在以八股科举教育为主流教育的我国古代书院，致用书院的诞生无疑是一股清流，打破了古代书院教育的陈规，以实学为基本，强调以“明体达用之学”“举经义治世以教人” 奋志修学，实事求是，以培养有用的人才。致用书院历时三十三年，教育成就斐然，培养的生徒有著名的翻译家林纾、中医泰斗力钧、出版家高梦旦、北京大学第四任校长张亨嘉、同光体“闽派”诗人何振岱、船政大臣沈翊清等。致用书院的遗存文献反映了致用书院教育的理念、教学的规章、培养水平等。福建清代致用书院的课艺总集是致用书院的重要遗存文献之一，含《致用书院前集》（八卷）和《致用书院文集》（十七卷），由致用书院第三任山长谢章铤汇编，在《致用书院文集序》中，详细说明了《致用书院文集》刊刻的缘由：“巡抚宝应王文勤公创致用书院将三十年，而课艺未出，无以考肄业之进退，予丁亥受聘主讲，乃按年份刻为一卷”。目前，除光绪庚子年（1900光绪二十六年）卷无处可考外，其余十六卷均完整地保存下来，共刊刻课艺1073篇，《致用书院前集》收文章272篇；《致用书院文集》收文章801篇。《致用书院文集》由三明学院图书馆收集整理编辑，将原《致用书院前集》（八卷）全文，《致用书院文集》其中十三卷全文，三卷目录影印出版，并附有篇名索引和作者索引。从书中可目睹大师们当学生时期的课作，也可作为研究晚清福建书院教育特点的史料，同时也是清代西学东渐时期，福建书院学子们学术思想的体现。期待以此书为始，中国古代书院更多的原始文献能够与读者见面，揭开古人读书致仕、修齐治平的面纱，给予我们的后生更多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