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由南开大学主持召开的第一届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研讨会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相关领域的第一次会议，具有学术史的开拓性价值。会议论文经过.新修改收入本书，全书分为“现代交通体系的传入及体制政策”“现代交通体系与航运变迁”“国际视野下的现代交通体系”“现代交通体系的功能”“现代交通枢纽初成及其成长”“现代交通体系与城市化进程”“现代交通体系与区域变动”等主题，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本书从婚姻制度观察唐宋之间的社会变迁，把婚姻制度、婚姻习俗、妇女问题与宋代的许多社会变革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修正了诸如，以程颐所说“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作为解释宋代是个强调贞节、妇女地位低落的时代的论证，且颇多创见。作者既检讨传统婚姻制度的共性，也突显宋代婚姻的特性。从妇女再嫁问题分析宋代妇女地位及唐宋婚姻观念的变化，进而探讨宋代“议亲贵人物相当”观念形成的背景、现况及影响，问题环环相扣，分析、评论都很简洁扼要，有条不紊，是认识宋代婚姻与社会的扛鼎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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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从成都的文化风貌、文化记忆、文化精神、文化氛围、文化创意和文化融合六个方面，从古至今、由外而内地展示成都城市文化内涵，以及文化之于城市的动力源泉和重要驱动作用。向世人展示成都城市历史底蕴、文化根脉以及天府文化核心精神等历史积淀，着重对新时代以来成都文化领域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做法和实践经验，进行系统总结及理论升华。力图将学术前沿的理论探索，与成都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时代表达有机结合，在鲜活的实践经验总结中，树立以文化作为驱动城市高质量发展重要引擎的新典范、新示范，打造文化成都的发展新模式、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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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对蚌埠卷烟厂建厂80年以来80个优选人物事迹的梳理，再现企业劳模工匠及优秀人物事迹和精神风貌，从侧面展现企业发展史，提炼出蚌埠卷烟厂在80年发展过程中孕育的精神力量；探寻企业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优质文化资产，弘扬劳模精神，争做优秀员工，对内汇聚人心，对外展示形象，并通过党建引领、文化铸魂，提升员工的归属感和企业的文化软实力，促进蚌埠卷烟厂的企业文化建设。全书兼顾纪实性和实用性，图文并茂，生动可读，充满正能量。

《近代史资料》总146号共收录近代史原始资料五篇，即《徐广缙致叶名琛信札辑录》、《仪若日记（二）》、《欧洲观战报告》、《旅行长安日记》、《陆征祥致刘符诚手札（二）》。其中《徐广缙致叶名琛信札辑录》为徐广缙担任两广总督时与广东巡抚叶名琛的信札，反映了道光末、咸丰初清军在两广镇压农民起义的情况。《仪若日记》为清末外务部大臣邹嘉来的日记，详细记录了晚清政局、以及京官的日常生活。《陆征祥致刘符诚手札（二）》收录陆征祥1936年至1948年间致刘符诚的220余通手札，不仅反映了陆征祥晚年生活状况，也披露了他与许景澄的交往、北洋政坛旧人的行迹等内容，对全面了解和认识陆征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套丛书共八册，集中收录钱穆先生所著哲学与文化的代表性专著。钱先生深谙中国传统文化，旁征博引，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五千年的发展脉络，阐释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和人身修养，揭示中国文化的特殊意义和价值，梳理中西文化差异性，倡导年青一代认真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吸收西方文化而不抛弃传统文化、不割裂历史传统，热爱自己国家民族的文化，建立民族自尊和文化自信，对国家民族要有责任感，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下去。

本书按照中国近代文化演进的内在逻辑，采取抓重点领域、兼顾创新领域的书写策略，集中关注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历程、理论方法、近代文化论争、近代文化思潮、近代文学艺术史、近代教育史、西学东渐与近代学术科技史、近代报刊史、近代体育卫生与文化设施、近代区域文化史10个方面，最后殿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突围之路”作为结语，在论述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发展历程及其突出成就基础上，分析目前中国近代文化史特别是社会文化史研究所面临的新挑战及其突围之路，为未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发展方向提供初步意见。

隆中对，其实是一笔地盘账 诸葛亮在隆中，掰着手指头为刘备算天下的地盘：“曹操占据了北方；南方则分有三大，分别是孙权占据的扬州、刘表占据的荆州和刘璋占据的益州。荆州居天下之正中，四通八达、物阜民殷，而荆州牧刘表却坐观成败、不思进取；长江上游的益州自古号称天府之国，沃野千里，但益州牧刘璋也是个窝囊废。主公不如先取荆州、益州作为根据地，再回过头来讨伐曹操，走一个迂回战术。” 赤壁抗曹，其实是一笔实力账 诸葛亮见了孙权，为孙权精确计算了曹操的实力，他说：“你别看曹操强大，这只是表象，其实曹军有三个致命弱点。第一，曹操远道而来，师老兵疲，已经是强弩之末；第二，曹军来自北方，不习水战；第三，荆州人为形势所迫，投降曹操，其实内心不服，这对曹操来讲是一颗定时炸弹。天时、地利、人和，曹操一个都不占，必败。 挥泪斩马谡，其实是一笔情理账 诸葛亮与马谡情同父子，马谡更是在南中征战时提出“攻心计”，是蜀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可是马谡一连犯下违令、战败、逃亡三宗死罪，诸葛亮在人情与法律的衡量中，艰难做出应该斩马谡、必须斩马谡、不斩马谡则不能服众的判断。也正是通过这样的选择，诸葛亮向蜀中乃至后世展现了他治国以法的决心，踏上了用法律而废权术的治国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