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运用性格心理学，通俗易懂地描述和严谨细致地论证了中国古代各朝代的领导者性格类型和王朝兴衰之间的关联。本书厚基于中国历史史料，植根于中国本土文化，以中国二十五史为基础，把每个朝代当作每个（企业）组织来看待，重点探究组织传承的性格之道，运用基于国学四象思维的黄氏TOPK性格工具，从领导者的性格类型的角度解读组织兴衰，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解读中国各个朝代的领导者性格类型，并通过数据统计和对照分析，探究组织创建和传承的性格规律，探讨组织基业长青的性格奥秘。 本书对现代企业优化创业搭档团队，提高创业成功率，从而实现企业的成功创建；对现代企业优化接班人选拔机制，提高企业接班成功率，从而实现企业的成功传承，突破组织周期律，打造长青基业，具有极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明清史评论（第六辑）》共收录文章12篇，包括专论6篇、札记1篇、综述1篇、书评2篇。主要围绕明清时期民众信仰、道教文化、儒家学术、地域社会等，既聚焦于热点论题，也有新的发现与开拓，所收录的华琛、劳格文、高万桑三位国外学者的论文译稿，充分展现了国外研究明清时期宗教信仰的前沿水平。

本书讲述的是汉唐时期岭南地区铜鼓文明兴衰的故事。作者以独特的视角，将目光聚焦于红河与珠江之间的广袤地区，以观察汉唐之际岭南铜鼓文化核心区的历史演变。全书分为七章，作者综合运用历史学、文献学、历史地理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多学科方法，详述汉唐之际岭南铜鼓文化圈与中原王朝政权之间的政治、军事、贸易关系以及岭南土著政治体在此过程中的成长发育，最后以冯氏、宁氏、陈氏等岭南土著豪酋的兴衰沉浮作为结束。本书所要探讨的并非铜鼓的兴衰史，而是透过铜鼓这一物质遗存去观察背后的人群及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

契丹是中古时代生活于北方的古代少数民族。907年建立辽朝，1125年被金朝灭亡后，又越过戈壁，在西域建立西辽政权，一直到1218年被蒙古灭亡为止。契丹积极吸取中原和其他地区的文化，形成丰富多彩的契丹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富的文献、文物、遗址，对中华民族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围绕对契丹历史文化的研究，形成一门学问，即契丹学。《契丹学研究》是坐落在契丹故地上的赤峰学院主办的，旨在为契丹学研究开辟学术交流渠道的学术辑刊。本辑即为辑。本辑分为“历史与文化”、“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献资料研究”、“语言文字”、“学术动态”等栏目，收录的论文涵盖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多学科领域。这些论文从多种专题或视角，运用丰富的史料，探讨契丹学领域中的多种问题，具有较强的前沿性，展示了契丹学不断向纵深拓展的学术前景。

冯耿光，生于1882年。字幼伟，广东番禺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二期毕业生，后来长期在金融行业工作，在20世纪初到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十分有影响力。作为近代有名的金融家，读者只能从一些作为文史资料的回忆录中对其进行了解。在《冯耿光笔记》中，作者以其丰富的学识，通过档案资料，冯耿光本人的文章，他人的日记、回忆录、游记中的相关记述等这些确凿翔实的史料文献对冯耿光的一生做了传记式梳理，用生动的笔墨描绘了冯耿光传奇的一生，印证并佐证了20世纪上半叶冯耿光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内的社会影响力。

在宋代，士人阶层队伍空前膨胀，与之相应，士人阶层女性群体的数量也随之扩大。本书明确界定“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概念，从秩序、规范与女性的实际生活入手，按照社会—家庭—个人三个层面的逻辑顺序进行组织，广泛考察宋代国家、士人社会、地方乡里以及士人家庭等对女性的规范，系统展现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生活实然，并从多角度、多层面透视宋代社会秩序、规范与士人阶层女性生活之间的关系。　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主要探讨了宋儒凭借阴阳学说，诠释和建构理想性别秩序的过程；性越轨法律和旌表制度对性别秩序的规范；士人舆论、乡评、家庭等对女性的规范、教化与期许。下篇则从社会实然的角度，考察宋代士人阶层女性的实际生活面貌：她们对公领域的参预；她们的阅读活动；她们的休闲娱乐、旅行和交友聚会；以及多元的夫妻关系和妻妾关系模式。

荣禄（1836—1903），字仲华，号略园，别号田舍主人。 早年曾任步军统领、户部左侍郎、内务府大臣、西安将军等职，甲午战争时期派督办军务处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与闻机要。 戊戌政变后入值军机处并节制北洋各军。 庚子事变后，在西安行在中枢中，任领班军机大臣，是《辛丑条约》谈判及”清末新政”开端时期之政府首脑。 荣禄属慈禧太后亲信重臣，其女指婚于醇亲王载沣，其外孙溥仪被立为皇帝。本书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荣禄折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荣禄传资料、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藏《荣禄存札》及《荣禄存各处禀稿》、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荣禄函稿底本》为主干资料，同时搜罗散见于时人日记、函札、笔记、年谱及报刊上的零碎素材，编撰而成的首部荣禄年谱长编之作，累计约百余万字。 资料之取舍、编排，除反映荣禄之生平行述外，亦考虑作为史料集供学界利用。

本丛书为近代日本汉文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中日交流源远流长，日本汉文文献也汗牛充栋。19世纪以来，日本汉文文献内容、数量都有很大拓展，对中国及日本的现代化进程起了重大作用。丛书对近代日本汉文文献进行系统分类，并开展个案研究，逐一探讨其产生、传播至中国之过程，对中国学术、文化产生的意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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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一词在中文里历史久远，《汉书·艺文志》将“小说家”列为九流十家之末，他们的记录与历史相通，但不同于官方的正史，系“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殷芸小说》据说产生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是我国很早以“小说”命名的著作，多为不经之谈。唐传奇的出现带来新气象，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但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有特殊的时代背景，离不开外来的影响。我国近现代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往往也是翻译家。这种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晚清之前，传统文人重诗文，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创作形式，地位不高，主要是供人消遣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小说受重视的程度已不可同日而语。1899年初《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大受读书人欢迎，有严复诗句为证：“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游子肠。”1924年10月9日，近代文学家、翻译家林纾在京病逝。一个月后，郑振铎在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上发表《林琴南先生》一文，从三方面总结这位福建先贤对中国文坛的贡献。首先，林译小说填平了中西文化之间的深沟，读者得以近距离观察西方社会，“了然地明白了他们的家庭情形，他们的社会的内部的情形，以及他们的国民性。且明白了‘中’与‘西’原不是两个截然相异的名词”。总之，“他们”与“我们”同样是人。其次，中国读书人以为中国传统文学至高无上，林译小说风行后，方知欧美不仅有物质文明上的成就，欧美作家也可与太史公比肩。再者，小说的翻译创作深受林纾译作影响，文人心目中小说的地位由此改观，自林纾以后，才有以小说家自命的文人。郑振铎这番话实际上暗含了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达，有赖于域外小说的引进。鲁迅也是在接触了外国文学之后，才不再相信小说的功能就是消磨时间。他在作于1933年春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写道：“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