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在其所处的时代，面对权力的困境，只能一次次做出“没有选择的选择”，她的人生经历是历史必然与个体抉择的共同结果，可以说，是历史宿命造就了一代女皇。武则天之所以在今时今日依旧拥有巨大的话题度，可能未必是因为那些谜团与传说，而是因为千年过去后，社会发展至今，人们拖离了封建枷锁，拥有了更多的权利，也承担了更多的责任，但武则天在千年之前遇到的的权力困局，仍能引起现代人某种程度的共鸣。有时候，历史人物与我们当代人就像居住在不同楼层的邻居，虽然不常见面，但时刻能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中西元史》是《清华元史》的延续。刊名“中西”二字既取自主办方浙大中西书院之名，亦兼有不拘中外、求教于世界学林、同台竞技之寓意。题虽曰史，却不自限于传统蒙元史研究领域和范式，亦收有关中国边疆、民族、周边地区与中西陆海交通史之研究成果。秉承百年来元史学界既有之“大元史”流派精神，举凡古代文明研究之所覆，语言、文字、经济、考古、社会、地理等新颖探讨皆可容纳，冀随日月之逝而渐成蒙元、边疆民族、内陆亚洲及古代东西陆海交通研究同仁的切磋与交流园地。

《宋史丛考》是由聂崇岐1934年以来陆续发表的宋史方面的重要论文编辑而成，包括《宋史地理志考异》《宋役法述》《宋词科考》《宋辽交聘考》等代表性论文，基本代表了聂崇岐宋史研究的最高成就。内容涉及宋代税制、地理、军事、科举、官制、外交及宋代史料考证，引证详实，逻辑清晰。作者学养深厚，对宋代史料极为熟悉，特别善于从史料排比中发现问题，尤其是易被忽视和误解的问题，以史料细致考辨为基础，往往能够对历史制度演变做出规律性的结论和探索。

“大航海”使得洲际远洋通道建立起来，人类的直接交往也从过去的国别、地区之间扩展到大洲乃至全球。航路更是商路，货品流通及其兴废的背后是信息、观念、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货品易代：古丝路的衰落与新商道的开辟》立足于16世纪至19世纪前期中国与海外大宗外贸商品的更新换代，讲述舶来舶去品的涨落兴替，尤为注重研究一件件“具世界意义”的货品的流通，通过对丝绸、棉花、茶叶、花旗参、檀木、皮毛、鸦片等大宗货品易代的考察，不同地区之间的文明形态转进得以次第呈现。

近代史家杨国强教授最新力作。他以隽永的文笔带领读者走入20世纪初年的历史场景，重现晚清末期至民国初年这一过渡时代的思想、政治与社会：数千年来的历史中国在层层分解中走向支离破碎；时人以变应变、各自恢张的新法和西法在现实中国却一败涂地。这期间，科举停置、变法立宪、辛亥鼎革及新文化运动次第登场，以前所未有的广泛程度造就了一种“速成的近代化”。作者透过这一段历史的矛盾、错杂、人物之多变和世事的纷乱，寻究这种激变、剧变挟前所未有的烈度和深度造成断裂、脱节、摧折乃至四分五裂的由来、内涵和结果。解题：梁启超将近代中国喻为初离海岸而放于中流之扁舟，是谓“两头不到岸”。“中国自数千年来，常立于一定不易之域，寸地不进，跬步不移，未尝知过渡为何状也。虽然，为五大洋惊涛骇浪之所冲激，为19世纪狂飙飞沙之所驱突，于是穹古以来，祖宗遗传，深顽厚锢之根据地，遂渐渐摧落失陷，而全国民族，亦遂不得不经营惨澹，跋涉苦辛，相率而就于过渡之道。故今日中国之现状，实如驾一扁舟，初离海岸线，而放于中流，即俗语所谓两头不到岸之时也。”——梁启超：《过渡时代论》

本书是一部内容详实、考据有道弥足珍贵的合肥地方历史文献，对唐、宋、元、明四朝合肥籍文人的存世文章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收集整理，是这四个朝代合肥人文章总集。共收唐代8家14篇、宋代39家135篇、元代4家16篇、明代51家226篇，共102家391篇，具有新、早、精、真、全特点。本书所引文献都选自公认最好、最精准的版本，确保每一篇文章来源都真实有据，如针对碑拓、题刻，尽可能以实物或实物照片为准，同一文章如有不同版本存世，均予以勘对。此外，书中的文章作者小传撰写，也颇为用心，对其籍贯、生卒年、背景、履历详细考证说明，新增了大量合肥籍人物，为合肥灿烂丰满的文化面貌大大添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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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楚辞研究史》是一本对楚辞研究之历史具有开创性、突破性的研究著作。楚辞及楚辞研究历来是学界最受瞩目的领域。然而遗憾的是，一直未有对楚辞研究作全面系统的研究。是著通过全面解构、梳理历代学者对楚辞的辑集、注释、考订、图绘、评论，首次、深入系统地总结了楚辞研究史之状况。本书系统总结了自两汉至清朝的楚辞研究历史，尤其对楚辞研究思想和楚辞研究方法作了深入的探索和阐述。全书分三编，上编为研究史纵论；中编为研究方法纵论，对楚辞研究方法史作了充分的研究，对朴学、心理学、文学和多学科结合的研究路径和方法一一做了剖析；下编收入了作者对屈骚单篇作品史之研究文章，对历史上有影响的楚辞学著作着重做了点评。

1946年6月，国民党当局发动全面内战。战争初期，在我军粉碎了国民党妄图速胜的企图后，国民党军队改行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延安陷入危急。面对国民党胡宗南等部的进*，毛泽东和党中央作出了主动撤离延安的战略抉择。自1947年3月起的一年多时间，中共中央开始了艰苦的陕北转战，成功实现了战场形势由被动到主动的历史性转折。本书是国内研究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最全面、最详尽的成果之一。全书以恢宏而不失细腻的笔墨，描绘了人民战争的波澜壮阔，再现了战斗现场的惊心动魄，讲述了转战途中的千钧一发，展示了党中央谋篇布局的高瞻远瞩。历史雄辩地证明：一场战争乃至一个党的胜败，最终取决于人心的向背。

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重要面相来表述全体，在中外学界都很流行。新文化运动就是如此，既存研究多以《新青年》及北大师生辈的声音来概括整个运动，而忽视其多元并进的一面。在当年具有重大影响的“梁启超系”，也有其自身的新文化运动。他们希望“以解放求改造”，创造一种既不同于中国文化也不同于西方文化的新文化，实现再造文明，其目标和方式都与北大师生辈有所不同。同时，该群体并非既存言说中新文化运动的外在对立物，而是新文化运动的构成性力量，参与且形塑了时代的思潮。后来被历史记忆所抹去的，也不单只是他们的文化观点与作为，更重要的是抹去了这一构成性作用。本书侧重思想的过程与肌理，以“梁启超系”这一群体的故事为主线，重访“另一类”新文化理念，呈现了全新的“另一场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