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是中国战国时期的哲学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散文家。他创立的法家学说，为中国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他“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胜而不骄，败而不怨”之说，也已成为千古名言。《韩非子（日中文对照版）》通过介绍古代中国的思想家韩非子，向每一个愿意了解中国思想的读者提出一个又一个我们和古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引导大家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展开心灵的对话。

著名观念史学者弗兰克·安柯斯密特在意义、真理和指称这三个基本概念上与一般语言哲学对话，强调将整体史学文本与陈述性语言加以区分，获得对历史表现本质的恰当把握，充分认识史学介于艺术与科学之间的特殊性。他相信以兰克、洪堡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并由此深入探讨了经验和主观性的概念，以及政治史的核心地位问题。对史学语言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历史，并且可以让语言哲学家看到此前思维的盲点，为哲学发展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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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势”为行文神髓，以历史与逻辑结合相推演的方法，对《战国策》各特点进行了阐释，认为《战国策》势能产生的原因为四“势”：时“势”为本因，人“势”、地“势”为动因，事“势”为前三者所形成的动态，又是新势能产生的根据。本书从势能的角度，分析论述了《战国策》中各家学派的思维逻辑，《战国策》的谋略与技巧、叙史特点以及人物。

曹雪芹是中国清代小说家，代表作为《红楼梦》。《曹雪芹（日中文对照版）》对曹雪芹这个人物本身进行了系统深入探讨，并延伸到他的整个家族和他所处的整个时代背景，浓化对曹雪芹思想、人格和艺术追求的渲染。对曹雪芹来说，他的那部《红楼梦》，给世人留下的是整个晚晴时代的社会生活画面。

《船山选集（套装共4册）》包括：《船山选集1》、《船山选集2》、《船山选集3》、《船山选集4》共4册。《船山选集（套装共4册）》线装本，岳麓书社，2015年10月出版。《船山选集（套装共4册）》内容从岳麓书社16册《船山全书》中按经、史、子、集四类精选，约30万字，于此可略见船山学术之大观。线装，带函套，繁体竖排。

郑板桥，字克柔，人称板桥先生，“扬州八怪”的主要代表，以“诗、书、画”闻名于世。他的一生可以分为“读书、教书”、卖画扬州、“中举人、进士”及宦游、作吏山东和再次卖画扬州五个阶段。他的“难得糊涂”也已成为传世名言。《郑板桥（日中文对照版）》通过介绍古代中国的思想家郑板桥，向每一个愿意了解中国思想的读者提出一个又一个我们和古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引导大家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展开心灵的对话。

《史记》原称《太史公书》，司马迁撰。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阳夏（今陕西韩城）人，生于公元前一四五年，早年南游江淮、北上齐鲁，随后又奉命西征巴蜀，讲学征战之余，采风游历，饱览了丰富的地方人情。汉武帝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父职，任太史令，开始研究国家的藏书和档案。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七年后，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关进监牢并处以宫刑。被赦出狱后，据《左氏春秋传》《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史籍，兼采诸子百家之书及旧谣风俗，上始轩辕，下讫汉武，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希冀通过发愤著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今本《史记》与司马迁自序中所提及的一百三十篇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称《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学界认为，今本《史记》中《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等十篇，为褚先生等后人所补。褚先生名少孙，是汉朝元成年间的博士。褚先生所补录的《史记》虽多为学者所诟病，但也为后人研究汉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影响了此后的历代史书的体例。在语言方面，班固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史记》的“实录”精神是对《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史家精神的继承。同时，司马迁在含垢忍辱的精神状态中完成《史记》，将自己的一腔悲愤注入笔下的人物灵魂中，行文恢弘壮阔，读来荡气回肠，故而千载之下仍屹立史林，尊享“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赞誉。本次出版的线装《史记》，采用竖排简体的形式。在内容上，限于篇幅，以及可读性、故事性，并没有全部选录一百三十篇，而是去掉了“十表”，“八书”中的“历书第四”，以及“七十列传”的后半部分。

《曾文正公家书》共收录曾国藩家书435通，其中《与祖父书》14通，《与父母书》48通，《与叔父书》9通，《与弟书》249通，《教子书》115通；另附《致夫人书》、《教侄书》等7通，包括修身养性﹑为人处世﹑交友识人﹑持家教子﹑治军从政等，上自祖父母至父辈，中对诸弟，下及儿辈。在为人处世上，曾国藩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他在致其弟信中说：“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便把自家学坏了！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需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至于坚忍功夫，曾国藩可算修炼到了极点。他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曾国藩崇尚坚忍实干，不仅在得意时埋头苦干，尤其是在失意时绝不灰心，他在安慰其弟曾国荃连吃两次败仗的信中说：“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费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徒然自馁也。”在持家教子方面，曾国藩主张勤俭持家，努力治学，睦邻友好，读书明理。他在家书中写道：“余教儿女辈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诸弟在家，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他希望后代兢兢业业，努力治学。他常对子女说，只要有学问，就不怕没饭吃。他还说，门第太盛则会出事端，主张不把财产留给子孙，子孙不肖留亦无用，子孙图强，也不愁没饭吃，这就是他所谓的盈虚消长的道理。在治军用人方面，曾国藩对于武器和人的关系，他认为“用兵之道，在人不在器”，“攻杀之要在人而不在兵”。在军队治理上主张以礼治军：“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我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使他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人人成材”。为使官兵严守纪律，爱护百姓，曾国藩亲做《爱民歌》以劝导官兵。在战略战术上，他认为战争乃死生大事，应“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在用人上，讲求“仁孝，血诚”原则，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选人标准是“崇实黜浮，力杜工巧之风”，因而石达开说“曾国藩不以善战名，而能识拔贤将”。曾国藩的幕府就是一所人才培训基地，李鸿章、左宗棠、彭玉麟、华蘅芳等都在其左右共事。

《菲德尔·卡斯特罗·鲁斯：时代游击队员》是一部关于古巴革命历史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的传记著作，于2012年底在古巴出版西班牙文版。菲德尔·卡斯特罗详尽讲述了他的家世、童年、青少年及大学的学习生活，个人思想发展轨迹、投身革命斗争的历程，组织攻打蒙卡达兵营、流亡墨西哥、“格拉玛号”登陆、在马埃斯特腊山的武装斗争，直至1959年取得全国胜利。除卡斯特罗本人口述外，作者还以提问、对话的方式，并辅以大量历史档案文献、同亲属和历史人物的访谈、实地考察等内容，以及170余幅珍贵历史图片，多角度地丰富和充实了这部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