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向国编著的《政治的定数（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个维度的研究）》内容介绍：峰昔底德的《伯罗 奔尼撒战争史》通过叙事和评论在多个方面展示了政 治的规律，亦即政治的定数。 在修昔底德笔下，不同制度下的人民虽然在拥有的权利上存在差异，但人民具有相似的品性。其一， 人民多疑。其二，人民非理性，这体现在人民不理智、受演说影响、易过激、易丧失信心、易被欺骗等方 面。其三，人民反复无常。除此之外，人民还具有其他品性，如总是不满、易被操纵、不负责任、朝令夕 改等。 在修昔底德笔下，党争是一种普遍现象，同时党争又是很残酷的。导致党争残酷的根源是多重的，包 括个人的贪欲和野心以及激烈的疯狂情绪，所以，党争及其残酷性的根子在于人性。党争最大的恶果不是 城邦的衰亡，而是人性的堕落。党争引进和招引外部势力是党争的一般规律。其中，引进外部势力是党争 的主规律；招引外部势力是党争的次规律。此外，党争还有特殊规律，那就是内奸现象。内奸是党争的变 种。 依据个人的政治品德和政治才能，且首重品德的原则，修昔底德笔下的政治家可以被品评为三等。此 外，还有等外的政冶家。一个政治体系中大多都会存在这样四类政治家。所以，修昔底德笔下不同的政治 家形象具有普遍的意义。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第一等政治家只有伯里克利一人，第二等政治家最典型的 是尼西阿斯，第三等政治家的典型代表是亚西比得，等外政治家的典型代表是波桑尼阿斯和福里尼卡斯。政治家与国家兴衰甚至存亡都有着莫大的关系。 修昔底德在《政治的定数（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个维度的研究）》提到了君主制、僭主制、贵族寡 头制、民主制等多种政体。民主制下的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民主制下的政治家纵然有特别高明的才能，也 无法与这个体制抗衡，杰出的个人往往无法见容于这个体制。个人与城邦之间的这种张力的存在是民主政 治的必然。修昔底德对君主制一笔带过，僭主政体则不是优良的政体。寡头政治压迫人民、寡头政权容易 内讧、寡头政权出卖国家以及寡头政治的其他缺陷等寡头政治之恶，表明贵族寡头制不是理想政体。同时 ，单纯的民主政治也是不够的。民主政治需要融入新的要素来克服它自身的一些缺陷。以民主政治为基础 ，掺入君主制和贵族制因素的混合政体也许才是最理 想的政体。 在修昔底德笔下，国家间关系有友谊关系、畏惧关系、强权关系、利益关系、荣誉关系。其中最根本 的是利益关系，这是国家间关系的实质。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典型地反映在国家间关系的变动性上。 关于内政与外交的关系问题，在修昔底德笔下可以看到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内政影响外交，另一个 方面是外交影响内政。同时，民族性格对外交也有重要影响。不同的民族性格作用在外交上，呈现出的状 况就大不相同。 在修昔底德笔下，人本身受制于多种因素，这就是“人的限度”。它体现在人性、偶然性、命运和神 明等对人的制约上。人的限度划定了人的行为的最大范围。其中，人性是理解修昔底德著作的希腊性意义 与普遍性意义的关键。永恒的人性，使得修昔底德笔下政治规律的希腊性变成了普遍性。在所有具体的人 性中，与政治密切关联的是人性的不可阻止规律和人 性的下降规律。

在《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丛书·克丽奥的东方形象：中国学人的西方史学观》中，“克丽奥”则借喻为西方史学，即西方史家、史著及其体现的史学思想。第一编“克丽奥的路径”，以对话的形式，在“闲谈”、“琐语”、“夜话”中组成一个“系列”，揭橥西方史学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经19世纪至现当代发展的历史轨迹。这里三章，尤其是为社会大众的广大读者“量身定做”的，以达到专业与大众联手、普及与提高兼顾的目的，这或许不是一种奢望吧？第二编“克丽奥的形象”，收录九篇专文，从近代初始的人文主义史学迄至现当代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从中显示史家高远的思想，蕴藏在其背后的是时代变换时的身影及社会转型中的多重形象。第三编“克丽奥的魅力”，这一编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筛选若干西方史学名著，见微知著，鉴赏品评，以现史学之美；一是笔者为多位青年才俊的博士学位论文写的序文，他们的佳作均为阐发近现代西方史学的个案之作，倘若由此引发读者的兴趣，找原书来一读，那就更显西方史学的魅力了。上述三编，就内容来看，聚焦于近现代西方史学，但在编排上又各有分工，第一编为总体叙述，第二编为史家的个案研究，第三编为史著的个案研究，后两编的“个案”均可回应首编之浅见，以个案支撑总体。总之，三者钩贯隐通，互补益彰，咸为全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倘从1920年李大钊撰《史学思想史讲义》起步，至今已整整过去了90余年。回溯历史，前人已走过的路，充满了坎坷与艰辛，个人也曾与这一进程的后五十年相伴而行，于是有了《西方思想文化史研究丛书·克丽奥的东方形象：中国学人的西方史学观》。附录”里的文字。我深深地感到，在先行者停步的地方，即使再朝前迈一步，都要付出辛勤的劳动。中国的西方史学史如何再出发。

辛亥革命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面对世界潮流的民族 自救运动，所以它是第一次具有社会理想的革命，是第一次由知识分子主导的革命，也是一次史无前例的 全新革命。从革命形式上看，它还是秦汉以来第一次成功的城市暴动，也是一次可以避免的革命。 由任蒙主编的《反读五千年》是一本散文集，如 《有些温暖，不曾远离》，如《走向另一个自己》，但《反读五千年》却不一样，全部为历史解读，没有 “鸡毛蒜皮”。

“魏晋是中国哲学的嬗变期，经学式微，道释渐起。王肃注《孔子家语》起已经大量援道人儒，时至正始，玄风大倡，历元嘉而不衰殆。后世治中国思想史者，也大抵视玄学为魏晋宗风。《晋书·儒林传》谓之：“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余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运极道消，可为长叹息者矣。”究此论述，我们可以引出两点：其一，慕玄学清谈之风对魏晋经学、子学均影响甚大（至佛教初传，佛经翻译也多有附庄托老）。其二，名教与自然之辨确是这一时期哲学的重大问题。而阮籍，无疑是这场思想嬗变中的重要一环……”这是来自《竹林七贤与魏晋精神：云台山第四届竹林七贤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的节选部分。

《资治通鉴》是我国北宋时期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组织编写的一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史学巨著，由宋神宗取意“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亲赐名。司马光自幼酷爱史学， “嗜读不厌”。屡次深切感受到历代史籍冗杂，并且除了《史记》之外多数都是断代史，不便参阅，使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同时他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借鉴，于是决定动手编一部“删削冗长，举机要，专区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史书，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他将记载战国、秦朝历史的《通志》呈进朝廷，获得赏识，并受诏设局续编。宋神宗曾专听司马光进读书稿，并御撰书序，以示鼓励。元丰七年（1084年），全书完成，历时l9年之久。 《资治通鉴》记载了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计1362年的历史，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方面的重要史实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博大精深，通古今之变，有“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的美誉，备受历代统治者及文人学士的青睐，视之为必读之书。 全书卷帙浩繁，共294卷，《周纪》5卷，《秦纪》3卷，《汉纪》60卷，《魏纪》l0卷，《晋纪》40卷，《宋纪》l6卷，《齐纪》l0卷，《梁纪》22卷，《陈纪》l0卷，《隋纪》8卷，《唐纪》81卷，《后梁纪》6卷，《后唐纪》8卷，《后晋纪》6卷，《后汉纪》4卷，《后周纪》5卷。另外，还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极为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全书体例严谨，前后脉络分明，语言文字也较为简练，不仅对史学，对后世文学创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相麓景萝稿》分为六卷。卷一专写吴师及钱锺书、金克木、钱穆等私淑前辈，取名“学山”，卷二为文献、文学、历史等方面的杂文，是想如默存先生所云，试图从一滴水中尝出大海的味道，卷三，所集都是与《红楼梦》有关的文章，卷四取自韩愈《讲学解》的“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卷五取名“歆桂”，卷六取名“倚槐”。

明万历本养正图解乃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之一。《养正图解（套装共6册）》出自明万历二十二年，为明儒焦豌原著，内含六十则典故，各配以明代画家丁云鹏绘制的图画一幅，印制精美，品相优雅。兹经整理，将该善本分上、下两册影印，并附注评一册，由黄山书社出版，以饶研究收藏之方家和广大读者。

《明清史学术文库：清代皇嗣制度》基本历史事实完全依，据历史资料的记载，力求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但是，由于皇位的嗣继背后往往隐藏着复杂的统治集团内部斗争，因此，清朝历代统治者往往从各自的政治利益出发，采取种种手段，或者篡改，或者隐瞒事实真相，从而使立嗣建储的历史蒙上一层迷雾。

《力量与历史：关于历史进程趋势的研究》是一本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的书。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社会力量资源”和一个新的关于历史演化的逻辑：“力量对比状况决定历史进程”。书中把所有历史问题归结为“力量对比”问题，并意图从中寻找历史进程的一般规律。那些能够满足人的生存需求的各种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是人的“社会生存依附”。所有的社会生存依附都可以从其他角度被描述为社会生存资源，被个人或者社会集团掌控（如具有使用权、管理权、市场利益分配权）并且能够决定人的生存与生存状况的社会生存资源，是为“社会力量资源”。

《三晋学术研究书系：张壁古堡的历史考察》仅仅是张壁古堡研究的起点，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