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时鉴文集（套装全3册）》包括《大漠孤烟》、《远迹心契》、《东海西海》。《大漠孤烟》介绍了我曾经说过，描写壮美境界的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几乎是我治学的座右铭，并对之做过一番解说。这第一卷用“大漠孤烟”做标题，就我来说，又想添加两层意思。说起蒙古，自然会想起大漠和穹庐。我所尊敬的前辈韩儒林先生出过《穹庐集》，后学就择用大漠，广袤的草原和沙漠。蒙古史和元史，在学术上也有如大漠，多少学人感叹它的浩瀚，探究它的奥秘，向往在那里骑马驰骋，但是他们的点滴成就，往往只是孤烟而已。这是其一。其二，学人常是孤寂的，尤其是历史人，尤其是做蒙古史元史这类学问的人，然而，“大漠孤烟”或竟是呈现在他们心中的一种壮美。《远迹心契》介绍了义天是韩国佛教史上的一代高僧——大觉国师。义天入宋求法是中韩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义天和他的中国师友的交往，堪称世界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典范。他入宋以后，与净源法师最为投契。“相远以迹，相契以心”见于净源致义天的书信，用这八个字来表示义天和中国师友的关系是非常贴切的。而我以为，这个“心契”之说，内含一种超越既定时空的意义，它对人类文化交流的性质和内在因素给出了一个深刻的表述。故我在这里概括成“远迹心契”四字，用为本卷的正标题。《东海西海》介绍了在利玛窦绘制和刊行其世界地图的过程中，接受世界新观念的明末士人进一步阐发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念。当时“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观念已含有以下三层意思：一、中国和西方的圣人，“各以心之精神，明道淑世”，过去互不相闻，现在可以“交相发明，交相裨益”；二、“六合一家，心心相印”，是“东渐西被”的基本原因，虽然中西语言文字不同，但。却“殊而能同”；三、虽然心同理同，但是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又可以“各抒一精彩”，因而“断断然此是彼非”，是十分谬误的一这些认知非常值得：重视，它们是宝贵的思想资源，给人以隽永的启迪。

两个半世纪以来，全球的历史写作和学术研究是否经历了一个西方化的过程？基于自身的传统，其他文化背景下的历史学家如何对西方的影响进行采纳或予以抵制？《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试图解答上述两个问题。这是第一本采用比较眼光和全球视角的史学史著作，不仅研究了西方的史学流变，也考察了亚洲和中东悠久的史学传统，以及从拉丁美洲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等非西方世界更地方化的史学发展。以考察18世纪末尚未受到西方影响的各种类型的历史思想和写作传统为起点，本书继而对通过贸易和帝？扩张而开始输出的西方历史观念产生的作用，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职业化历史学与“科学的”历史学在全球的兴起进行了剖析。作者提出，其间所发生的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吸收”过程，而是与各地悠久的知识和文化传统相融合的过程，而且往往是出于服务于特定意识形态的考虑，例如民族主义。最后，本书转而讨论了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向西方史学的“客观性”和“进步”范式提出的双重挑战，并批判性地考察了这场挑战对历史学家的信念——以忠实地展现过去为使命——将造成多大的破坏。

《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讨论“世界”“东亚”与“中国”、“学术”与“政治”、“认同”与“拒斥”、“国别史”与“区域史”这样一些大问题。《宅兹中国》一书中包含了作者的诸多思考与感悟，虽为多篇文章组合而成，但丝毫不显罗列堆砌之感，而是体系完整，一气呵成。通读全书，可以感到作者心胸之宽广，论证之细致，说理之透彻，令人由衷敬佩。

这本《史记研究》，共收文三十九篇，分为九组。 第一组论文四篇，总论司马迁其人其书，兼及司马谈作史研讨。第一篇《司马迁评传》，为领起全书的序论。第二组论文六篇，研讨《史记》疑案，为司马迁生卒年、太史公释名、《史记》断限、《史记》残缺与补窜诸问题，这些是老生常谈的课题，却另有新意。第三组论文六篇，剖析《史记》编纂学，探索司马迁的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方法。第四组论文六篇，研讨司马迁思想，开拓了《史记》研究的新领域。第五组论文四篇，总结司马迁对中国史学、文学的贡献，及一家之言的宗旨与内容，《史记》是冶文史哲于一炉的伟大著作，既是史学，又是文学，还是思想伦理学著作，认识司马迁是集文史哲于一身的全能作家。第六组论文四篇，是对一组历史人物的专题评论，也是揭示司马迁以人为中心述史的释例，充满悲剧情怀。第七组论文三篇，揭示司马迁的文学观，如何认识《史记》的文学性，透视《史记》的散文艺术，兼及语言成就。第八组论文三篇，研讨司马迁的写人艺术，即怎样塑造典型化的历史人物。第九组论文三篇，综述两千多年来“史记学”的发展与流传．其中关于《史记》研究现状的论述，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半个多世纪《史记分研究的方法与总成果，以继往开来。

本书为史学泰斗顾颉刚70年代口述，何启君整理的史学著作。当时，顾颉刚已年届高龄，因此凝聚了他一生从事史学研究的经验和心得。因为是口述，读来亲切。而文风平实，介绍全面，足以引领读者轻松、快速地进入史学殿堂。本书作者顾颉刚（1893—1980），著名历史学家，江苏苏州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教授及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主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中国科学院（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上古史、民俗学、历史地理学等领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生平著述宏富，出版有《古史辨》、《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原名《汉代学术史略》）、《三皇考》、《史林杂识》、《吴歌甲集》、《孟姜女故事研究集》、《妙峰山》、《中国历史地图集》等。

《中国近代史学史论》将中国近代史学史作为一个新旧史学演变的历史阶段来研究，将其放在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哲学等广阔的视野上加以透视，在每一时期以及每一章节中注意论述史学思想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基础，并揭示其发展的普遍规律，同时，又注意把握中国近代史学史发展的特殊规律。

《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是作者瞿林东近三十年来在这方面的点滴思考及与之相关问题的研究所得。全书辑为上下两编。上编所收14篇文章，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理论上的认识，略分为四组。其中前四篇为一组，是从总的方面论述史学在社会中的重要位置；其后五篇为第二组，是讨论古代史学的特点和现代价值；之后两篇为第三组，是分析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及其重要意义；最后三篇为第四组，是从历史观和史学观方面提出的几点认识。下编所收14篇文章，是关于史学在社会中的各方面作用的具体表述，略分为三组。起首三篇是从史学发展的视角阐述中国历史上的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中间八篇是举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为例，从不同的侧面评析史学与社会的密切关系，而以唐代史学与唐代社会为重点；末了三篇是论述近代以来逐步面向世界、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

《读史管见（套装共2册）》作于岭南新州，他认为《资治通鉴》一书“事备而义少”，即叙述历史事实多而阐发义理少，故借论周秦至五代政治之得失，以发明他的理学思想。该书承袭了胡安国《春秋传》的宗旨，贯穿了孔、颜、思、孟的义理思想，凡事皆以上古虞、夏、商、周的史实作为评判标准。朱熹评价其人其书说：“胡致堂议论英发，人物伟然。向尝侍之坐，见其数杯后，歌孔明《出师表》，诵张才叔自靖于先王义、陈了翁奏状等，可谓豪杰之士也！《读史管见》，乃岭表所作，当时并无一册文字随行，只是记忆，所以其间有牴牾处。有人好佛书，致堂因集史传中虏人姓名揭之一处。其人果收去念诵，此其戏也。又尝解《论语》‘举直错枉’章云，哀公是时威权已去，不知何以为错，但能以是权付之孔子，斯可矣。”

本书以文化为视角探讨史学研究问题，汇辑了作者三十年来的思考和研究成果。全书分为五辑，既有总论，也有具体论述。第一辑总论从文化角度研究史学，第二辑论述了传统史学的确立与文化问题，第三辑论述了乾嘉时期史学与文化问题，第四辑论述了近代史学的演变和文化问题，第五辑收录了作者已出版的几部重要著作的序言和后记。

《渤海史论》包括渤海国史研究现状与认识、渤海国的建立、渤海国的巩固与发展、渤海国的强盛时期、渤海国的消亡、渤海国的社会经济、渤海国的政治制度、渤海国的文化等十二章，以历史演进为主线，尽可能客观和实事求是地阐明渤海国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