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代背景主旨新考》利用新的出土文献与研究成果，重新审视考定了《秦风》《石鼓诗》的年代背景主旨。在对《秦风》分类与判断起始的基础上，作者利用清华简《系年》与新的研究成果，重新确定《秦风》的年代背景主旨，结论崭新而可靠，大大改善了战国汉代以来学者的认识。关于《石鼓诗》的年代，作者的思路与视角既有对以往研究合理因素的吸收，更是依据新的出土文献重新作出判定，提出以内容为主、文字与出土地为辅助的准则。《石鼓诗》出土于汧渭之会，乃秦早期都城秦文公所都汧渭之会（陈仓故城一带）、平阳、雍之所在；内容描绘的是周平王五十一年至周桓王元年（秦文公八至九年，前720—前719年）秦文公在汧渭之会田猎、迎天子的史实；字体包含早期、晚期成分，证明其书写出于书法家之手，选择了不同时代的字体，乃秦文公后世子孙追慕先祖所制，刻于秦共公至秦哀公间。《石鼓诗》作于秦文公时，刻于秦共公至秦哀公间。

国家类型学说，是系统区分和比较不同国家形式的学问。晚清时期译介国家类型学说，1898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1898年之前，进程缓慢，规模有限。1898年之后，明治日本借用汉字吸收西学而形成的国家分类理论在相当短的时间内潮涌而进，内容丰富，观点纷歧，尤其表现为“国体”“政体”异同关系的辨析。“国体”“政体”是否有别、如何区分的争议，虽导源于欧美关于“国家形体”与“政府形体”异同的争论，本质上却是明治立宪后遭遇君权与民权之争的表征。清季朝野各方援引“国体”“政体”学说分析规划改制，同样因君权、民权立场的差异，衍生出各种言人人殊但又交织交贯的“国体”“政体”认识和主张，深刻地反映了不同政治力量的分化重组和近代政治转型的曲折症结。

从中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形形色色的中国元素出现在欧洲的视觉艺术、工艺美术和建筑园林等诸多艺术形态中，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影响力的明证。本书从中国视角出发，参考了上百种西文图书资料，系统地考察和分析了这一段“中为洋用”的历史；并且通过700余幅涵盖了陶瓷、绘画、建筑、壁饰、家具、金属器等方面的插图，生动地介绍了收藏于多个国家的博物馆、美术馆、宫殿及私邸等场所的大量中国风艺术品，是讲好古代中国故事的图文并茂的读本。

历史研究是历史学者的心智活动，所凭借者虽是“实”的史料，研究过程却不能没有“虚”的功夫。“历史”并非有了史料便可“不证自明”，主观的认识因素须参与其间。历史学者应在研究中明确基本学术思想，详尽而又严谨地展开论证过程，有立论， 有驳论，有推理，有臆断，有演绎，有归纳，有想象，有虚构，有假设，有创制，有关联性思考，有研究性结论，有时甚至需要陈寅恪所说的“神游冥想”和“心通意会”。历史研究中的虚实关系有如范缜在《神灭论》中阐释的形神关系，两相附丽，缺一不可。……从方法论立场看，所谓“虚证”不是捕风捉影，不是凭空捏造，不是添字解经，而是梁启超笔下与“实验”对应的“冥证”，是指历史研究中复杂的运思与抽象证明过程。

中西交流史是近年来备受学界关注的一个领域，主要有“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两个研究方向。本书对近代早期欧洲刊行的“中国著述”在英国的传播与影响进行梳理，从书籍史、文化史的角度分析英国学人对此或赞扬或贬斥的回应之势，考量16-18世纪中国文化西传英国的历程，进而探讨中国文化对英国的影响和作用。以古鉴今，对当下中英两国文化交往仍具借鉴意义。

田赋是中国古代国家的主体赋税，是国家财政最基本、最稳定和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与构成。围绕田赋征取，唐宋国家的主体赋税制度发生了重要转变，“以田为赋”“因田制赋”的各项具体内容在宋代逐渐得以真正落实。宋代田赋征收的制度化过程就是国家赋税征收逐渐合理化、规范化的反映。本书吸收了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对宋代田赋制度演进的来龙去脉、赋税制度调整的具体做法及其相关问题做了新的探索，对理解中国古代赋税制度演进轨迹、宋代国家与百姓赋税负担关系变化有一定参考价值。

针对学界关于西陵词人的群体性质、词史定位等争议，本书基于大量新文献的发掘和整理，对西陵词坛的群体构成、选本系统、创作风貌、词学主张进行了深入考察，从理论形态和实体形态两个层面揭示西陵词人的流派属性和反流派色彩。并在这一过程中，透视西陵词学精神的嬗变及其如何作用于明词向清词的过渡。

本书通过梳理近代以来我国应对海洋灾害体制机制变迁轨迹，总结应对海洋灾害体制机制演变的原因，揭示演变的规律，为当下及今后我国应对海洋灾害提供参考和借鉴。为此，本书以应对海洋灾害的体制、政策及其运行机制为要素，将近代以来我国应对海洋灾害体制机制分为近代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期、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应对体制机制初步确立、改革开放以来应对体制机制调整与发展和当代我国应对海洋灾害的综合开展四个部分，系统总结近代以来我国应对海洋灾害机制从传统向现代变革历程，透视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人与自然、国家与社会及诸多层面的互动。

丁若铺（1762-1836）是朝鲜王朝后期的著名学者，以《经世遗表》《牧民心书》《钦钦新书》为代表的“政法三书”集中体现了丁若镛的经世思想。其中《钦钦新书》记载了中朝两国历代的犯罪案件，是目前已知的东亚传统判例集中唯——部同时记录两国以上案例的著述，有很高的史料与学术价值。《钦钦新书》收录并援引了大量的中国史料，包括十三经等儒家经典、中国正史、历代中国法典、私家律学著作以及公案小说、法医检验书籍等，集中朝两国律学研究之大成。本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钦钦新书》与中朝传统法律文明交流研究”（21CFX012）的最终成果。全书分为“旧邦维新：丁若镛与《钦钦新书》”“集大成：《钦钦新书》与中朝法律典籍”“礼与法：十三经与《钦钦新书》法理”“犯罪类型与个案分析：《钦钦新书》与中朝法文化”等四篇十章，依次考察了丁若铺的生平与思想、《钦钦新书》的编撰目的与编撰过程、《钦钦新书》全书的结构、《钦钦新书》所录案例的出处及与中朝两国各类法律典籍的渊源关系、《钦钦新书》所体现的礼法关系、《钦钦新书》所载各犯罪类型与代表性案例等，力图从各个角度全面介绍和发掘《钦钦新书》的史料价值，以此探索同属中华法系的中朝两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异同。

作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首的曾国藩，不仅在政治上功勋卓著，在道德文章方面也影响深远。作者将民国学者马平、龙梦荪曾编《曾文正公学案》一书，予以注释并简要评点阐释，能更好揭示出文本微言大义。全书共分“修养”“正心”“忠诚”“强毅”“勤劳”等二十类，涉及曾氏关于修身养性、道德人品、治家理政、识人带兵、人际交往、论学谈艺等各方面的见解，读其书，对曾国藩一生文治武功和道德智慧，皆能有所领略。在今天弘扬传统文化、加强文化自信的当下，该书自有其积极的思想价值和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