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经济开发与社会变迁》以明清时期湘黔交界的雪峰山和武陵山区之间的沅水流域为研究区域，以经济开发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考察流域内的农业开发、工商业发展以及相关的社会变迁，在此基础上，探讨多民族杂居山区在明清时期的经济开发之得失及其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揭示湘西黔东的经济开发所取得的成效及其与社会变迁的相互影响与制约的关系，阐述经济与社会在区域发展中的互动关系。

《读书（2015 套装上下册）》是《读书》杂志2015年合订本。《读书（2015 套装上下册）》内容关注书里书外的人和事，探讨大书小书涉及的社会文化问题，推介不同知识领域的独立思考，展示各种声音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向以引领思潮为己任，是中国三十年来思想文化变迁的见证者。

本书讲述古代“胡人”与中土交往的各种故事及其传入的各类物质和非物质产品，并由此对中土之文化、经济、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实例，再加以敷衍铺陈，图文并茂地予以介绍，令读者直观而深刻地了解今日中土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外来元素，以及古代欧亚大陆上其他地区、居民与中土频繁而全面的文明交流。丝瓷之路博览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组织编写。其编撰意图在于，通过讲诉中国古代对外交流领域的传奇故事，让人们了解中国与世界关系之紧密乃是有着长远渊源的。本套丛书，执笔者不是学界大佬，就是后起新秀，所以史实可靠，文笔生动，而且利用其研究资源，提供了许多精美的图片以供鉴赏。本套丛书，不但可用作教育研究的辅助读物，也可用作旅游观光的参考指南，还可供茶余饭后阅读怡情，更可为具有一定历史知识水平又喜好探古猎奇的读者提供许多惊喜。

《古史考论 西雝集》系臧振先生三十七篇论文的合集，共四卷：先秦史卷、思想史卷、古玉文化与考古学卷和史学评论卷。先秦史卷中的《西周丰镐成周说》是一篇重量级的论文。它探讨的是西周史上的大问题，宗周和成周到底在哪里？思想史卷中，有两篇讨论风的论文，很有见地。思想史卷中还有两篇论述五行思想起源问题，纠正了流俗的观点。在考古卷中，则有十一篇研究古玉的论文，是自成系统的一家之言，特别令人瞩目。

本书以乾隆初叶至道光初叶近百年间四个具有典型性、关联性的幕府（即卢见曾、朱筠、毕沅、阮元幕府）为研究对象，采用学术史与政治史、社会史相结合的方法，对四大幕府的学术宗向、学术活动、学术成就，以及与清中期学术演进之间的关联，做了较系统、全面的梳理、剖析和揭示。本研究认为，相较于清初、晚清甚至清朝以前的幕府，“乾嘉四大幕府”的独特性，乃在于其体现出的“学术性”及文化功能，尤其是对经史之学的张扬和对“新经学”的塑造，这在很大程度上正彰显了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兴起、发展、兴盛、趋于衰微的历程。在“乾嘉四大幕府”的持续推动下，清初以来“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遂得到深化，并达到新的高度。

《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珍稀史料辑校（套装上下册）》收录了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珍稀史料52种，这些史料是研究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主要的、不可或缺、非看不可的史料。这些史料编选角度独特，内容独到，侧重于历史内容方面文献，有关园艺和古建技术类的暂不收录主要特点一、编选角度独特一个地方的历史文化是当地自然和人文历史的总和，从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建造历史，建筑设计思想和建筑内容、功能要求等许多方面，都能深刻体会到这一点。《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珍稀史料辑校（套装上下册）》把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作为一个整体来辑选史料。二、内容独到《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珍稀史料辑校（套装上下册）》侧重于历史内容方面辑选文献，有关园艺和古建技术类的暂不收录。避暑山庄作为现存规模很大的清代皇家园林，外八庙作为现存规模很大的清代皇家喇嘛庙建筑群，能赢得“人类文化遗产”，“旅游胜地”等一系列堂皇耀的桂冠，博得海内外游人青睐，无疑是那杰出的园林胜景和建筑艺术，需要人们去感知的，相关园林建筑艺术的材料多有记录。由于园林和建筑艺术都是特定历史的产物，深入研究这些，首先也要研究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因而，这部史料集重点放在历史方面，三、以基本的史料和珍稀史料为选辑史料的标准康熙四十二年（1703）肇建避暑山庄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都和它有关联。换句话说，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盛衰折射着清朝的盛衰。清王朝的命运，记录在避暑山庄和外八庙的历史上。先贤李非《题〈洛阳名园记〉后》说：“洛阳之盛衰者，天下治乱之候也。园圃之兴衰，洛阳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兴废而得”。对于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与清朝的关系，当做如是观。有人说，“一座避暑山庄半部清史”，这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不够准确。如果说“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是园林和寺庙建筑记录的一部清史”，虽不中，不远矣。对研究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有重要研究参考价，但承德没有，很难见到、也很难找到的档案、古藉等。故此，前些年已出版的《热河行宫档案汇编》里的资料则一律不录，以免重复。对于古藉，我们掌握的原则是：稿本优于抄本，誊录本优于传抄本，初刻本优于再版本；孤本、秘本、善本优于普通刊本。例如，根据上述原则，我们选了和瑛撰写的《热河志略》。现在，我们在全国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能够见到的承德地方志，只有《热河志》、《承德府志》两种，承德现存也只有这两种。和瑛这部《热河志略》，从来没有公开印行过，只有抄稿本存世，一般人当然难以见到。其史料价和研究价，可想而知。因此，我们根据抄稿本进行初步整理研究，点校重排，以便于研究利用。什么是“基本”的，就是研究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主要的、不可或缺、非看不可的史料。如与避暑山庄、外八庙历史研究关系非常紧密的、也是非常重要的，是木兰秋狝、蒙古、新疆、西藏等问题。有关这些问题，史学界公认的史书是《圣武记》和《皇朝藩部要略》。这两部典藉的共同特点是史料丰富、翔实，论述简明扼要，为研究避暑山庄和外八庙所必备，所以我们选辑了其中有关内容。另外，除了西藏和新疆之外清代有关边疆民族的许多重大决策，都是在避暑山庄形成的，这在避暑山庄现存的许多碑刻和乾隆的许多诗文（《避暑山庄与外八庙珍稀史料辑校（套装上下册）》均未选录）中，都有涉及，例如，平定大小金川、定台湾、川楚白莲教起义等，这些当然都是需要研究的重要内容，所以，我们适当地选辑了部分有关史料。避暑山庄做为清朝与外国交往的重要舞台，对外展现国家形象的“窗口”，在当时就有着重要的国际影响，朝鲜、英国，以及安南（今越南）、南掌（今老挝）、缅甸等国使节都曾到过避暑山庄。对此，限于篇幅，我们只选辑了在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朝鲜、英国使团撰述的有关两种史料。

明清两代嘉兴科举发达，本书研究的科举家族多达108家，其中“五世其昌”者就有59家之多。明清嘉兴科举家族何以众多，家族科举又何以如此世代绵延？本书以诸多史料为依据，逐一展示了明清嘉兴108家科举家族的科举盛况及其姻亲谱系。专题分析了这些科举家族的联姻取向，姻亲对于家族子弟科举教育的影响，以及联姻对于这些家族科举绵延的重要作用。

秦汉简帛是战国后期秦至东汉时期的竹木简牍帛书，是秦汉时期的实用文字资料。自上世纪初至本世纪各地出土了大批秦汉简帛资料，其中已经整理出版的有二十多种。它们是《马王堆汉墓帛书[壹]》、《马王堆汉墓帛书[叁]》、《马王堆汉墓帛书[肆]》、《释青川秦墓木牍》、《天水放马滩秦简》、《睡虎地秦墓竹简》、《龙岗秦简》、《里耶发掘报告》、《关沮秦汉墓简牍》、《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田野考古发掘报告）》、《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居延新简——甲渠侯官》、《武威汉简》、《尹湾汉墓简牍》、《额济纳汉简》、《武威汉代医简》、《流沙坠简》、《长沙东牌楼东汉简牍》等。随着各地秦汉简帛文献的出土、整理和出版，对简帛文字的考释、对词义文意的疏通，整理小组的学者们已做出大量辛勤且出色的工作，其释文和注释的质量都很高，为下一步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极大的便利。在各地出土的简帛资料整理出版后，国内外学者对其中的部分疏漏做了进一步的辨识考证，也使我们获益良多。然而，秦汉简帛数量巨大，且历经沧桑，部分竹简残断错乱，部分文字残泐模糊，都给整理、释读带来困难。故虽数经研讨，仍存在值得商榷和可以补正的地方；我们在研读各批简帛资料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遂不揣浅陋，将之提出；并怀揣谨慎，加以论证；这对出土文献整理和学术繁荣是有裨益的。我们主要的工作在于补释漏释字、补释未释字、纠正错释字、疏通词义文意等；另外，提出“追溯笔程”等考释简帛文字的新方法，利用出土简帛校正传世典籍，揭示出土文献在语法学、文字学、文书学、医学等方面的价值。我们共撰写相关论文26篇，包含对200多个简帛字形的考释。希望我们的工作有助于各学科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更好地利用这一批批简帛资料。

这是一本考订中国四千五百年的年代通史。力图以三纪年表的形式展现远古走来的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她的博大文明。中华文明诞生于新石器的红山文化，成长于广袤的皇天后土，历尽沧桑，始终屹立于东方不败。本书以全新视角审视今本《竹书纪年》，并为之辩护，以充分的证据还原了今本《竹书纪年》的真相，从中整理出荀和本的誊本《竹书纪年》。誊本《竹书纪年》与《史记》互为印证，为历谱推排中国四千五百年的年代奠定了坚实基础。本书用求真思维，探寻《黄帝调历》谱，并发明忠辅日用以《黄帝调历》历谱推排、天文计算，从而取得大量一手数据材料，深度解读仲康日食与武王伐纣年代。使年代学研究不再靠估计、猜想来下结论，而是用数据推导说话。本书运用晓畅的文笔和大量的表格来稽考，内容朴实、准确、系统、可信。

明代嘉靖中后期至万历初期的近半个世纪的文坛上，出现了一位德高望重、强闻博识、著述丰赡、衣被士子的文坛领袖、文史大家王世贞。王世贞与后七子的另一位领袖李攀龙当时皆以复古相号召，故学界多将其视为“后七子”领袖，以复古、模拟相标榜。然而，事实上读世贞书，复古不过是其欲改变文坛某种状况的一种名头，而承继文法，溶入学识，抒发真性情方为其本心原意，故“后七子”并不能牢笼世贞，复古也不能遮盖其求新立异、别具一家的精神灵魂。非但如此，世贞身上那种不屈权贵、刚正不阿的独立人格与浩然正气，那种才盛而求实求真的学风，那种自然而率真的品格，既有明后期的恣性、浪漫之风，又潜伏着清初求实学风的因子，故而对于明代后期的士林（如复社）以及明末清初的文坛（如桐城派和清初经世致用学风）有着潜在而深远的影响。由此观之，我们对世贞的认识还有不足、欠缺，对其研究还有较大空间。特别是当我们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王世贞全集》整理与研究”之后，当我们从世界范围收集世贞书的过程中，这种研究的空间感便日益强烈。单就其著作的种类而畜，世贞从事小说创作便由原来的疑问而变成实在的结论，如《剑侠传》、《艳异编》、《世说新语补》等。他是否写过《鸣凤记》《金瓶梅》也将会随着整理与研究的深入，渐渐由模糊而清楚。关于他的交游和对于文坛的影响的诸多问题，如与复社领袖太仓“二张”的关系，以及与复社顾炎武、黄宗羲的关系，王世贞与娄东画派“四王”的渊源等，也将会找到客观的答案，王世贞在明末清初文坛的地位也将随之日趋明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