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画”说抗战》为山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写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图书，由书画院组织省内知名画家和部分知名作家共同完成。书中将结合知名作家创作的抗战题材的大型画卷，结合大的历史背景来讲创作的意图和创作过程，从而展现中国人民反抗强敌的不屈精神。题材新颖，立意独特。

丝绸之路上的通商孔道，是中国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在华夏文明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书稿系统梳理了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之路的历史发展变迁，并阐述了其对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重要意义。

《史与物：中国学者与法国汉学家论学书札辑注》所及一九○九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中国学者和学术机构等写给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三十八封信，以及与此相关的十三个附件，是为研究过去两个多世纪以来，中国近现代学术的起源以及覆盖欧亚大陆的思想迁徙和运动所收集的相关史料，和基于这些史料的研究扩展。该书对汉学、国学、汉学与国学相遇的概要式回顾，将作为把这些珍贵信件回置到当时场景的背景表述；而史与物，则是编著者对信件，和信件可供回溯的中国人文社科知识体初建期学术盛况和中外学术互动的分析与展示。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北宋散文家、书画家、词人，是豪放词派的代表，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合称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他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也已成为千古绝唱。《苏轼（日中文对照版）》通过介绍古代中国的思想家苏轼，向每一个愿意了解中国思想的读者提出一个又一个我们和古人共同面临的问题，引导大家与中国古代思想家展开心灵的对话。

《曾国藩家书（精选）》是曾国藩的书信集，成书于19世纪中叶。《曾国藩家书（精选）》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到，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

《史记》原称《太史公书》，司马迁撰。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阳夏（今陕西韩城）人，生于公元前一四五年，早年南游江淮、北上齐鲁，随后又奉命西征巴蜀，讲学征战之余，采风游历，饱览了丰富的地方人情。汉武帝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父职，任太史令，开始研究国家的藏书和档案。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七年后，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被关进监牢并处以宫刑。被赦出狱后，据《左氏春秋传》《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等史籍，兼采诸子百家之书及旧谣风俗，上始轩辕，下讫汉武，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希冀通过发愤著书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今本《史记》与司马迁自序中所提及的一百三十篇相符，但《汉书·司马迁传》称《史记》“十篇缺，有录无书”。学界认为，今本《史记》中《景纪》《武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传》《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等十篇，为褚先生等后人所补。褚先生名少孙，是汉朝元成年间的博士。褚先生所补录的《史记》虽多为学者所诟病，但也为后人研究汉史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影响了此后的历代史书的体例。在语言方面，班固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史记》的“实录”精神是对《春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史家精神的继承。同时，司马迁在含垢忍辱的精神状态中完成《史记》，将自己的一腔悲愤注入笔下的人物灵魂中，行文恢弘壮阔，读来荡气回肠，故而千载之下仍屹立史林，尊享“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赞誉。本次出版的线装《史记》，采用竖排简体的形式。在内容上，限于篇幅，以及可读性、故事性，并没有全部选录一百三十篇，而是去掉了“十表”，“八书”中的“历书第四”，以及“七十列传”的后半部分。

著名观念史学者弗兰克·安柯斯密特在意义、真理和指称这三个基本概念上与一般语言哲学对话，强调将整体史学文本与陈述性语言加以区分，获得对历史表现本质的恰当把握，充分认识史学介于艺术与科学之间的特殊性。他相信以兰克、洪堡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并由此深入探讨了经验和主观性的概念，以及政治史的核心地位问题。对史学语言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历史，并且可以让语言哲学家看到此前思维的盲点，为哲学发展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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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一向被认为是民族主义的革命，“驱除鞑虏”更被视为革命的制胜法宝，但这种民族主义到底起到多大作用，民族问题是否真实存在或被扭曲；被视为“特殊利益集团”的清末皇族与旗人在这场革命中到底处于何等地位；革命的冲击下，他们又遭受了何等的命运等等，这些都是之前史家所未深入探讨或做忽略处理的。本书以清末皇族与旗人作为切入口，以独特的角度深入剖析旗人群体在辛亥年中的所经所历，以更全面地展示革命年代中所不为人了解的历史侧面。

本书在翻译的基础上，对其历史背景做出分析。遗留性文书不同于叙述性史料，由于其并非史籍，多数是针对某一具体特定事件，翻译为汉语只是第一步，想要对其作出正确理解，必须充分认识该文书的产生背景与条件，否则内容相近的文本或许会产生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