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是一个涉及历史研究本质的问题，是所有从事史学研究的人都必须时刻思考的问题，当然，这也是史学领域最富有争议，而最难达成共识的论题，在社会与学术多元化的今天，更是如此。然而，每个时代的学者都会提出并回答这个问题，历史研究就是在这个问题意识的引领下不断进步的。《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由裴宜理、陈红民编著。

《资治通鉴》是司马光及其助刘攽、刘怒、范祖禹等根据大量的史料编纂而成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上起周威烈士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讫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1362年的历史。书中描绘了战略至五代期间的历史发展脉络，探讨了秦、汉、晋、隋、唐等统一的王朝和战国七雄、魏蜀吴三国、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几十个政权的盛衰之由，生动地刻画了帝王将相们的为政治国、待人处世之道，以及他们在历史旋涡中的生死悲欢。《资治通鉴》为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年），16朝1362年史事囊括无遗，备受历代统治者及文人学士兵青睐，视之为必读之书。

撰《史记》的缘由，司马迁自己在《史记》末篇表述得很清楚，即是承父志而继《春秋》。于此，历来论家多无异议。然而，在今天看来，《史记》的根本著述动机并未因此显明，仍存在需要澄清、辨析的地方。本书从文质之辨、君臣之际、《论六家要指》的意义等角度，详尽辨析了《史记》之“继春秋”说。

本书是集作者余太山二十余年心血集成，研究范围囊括从贵霜帝国的渊源、创国，兴盛和没落几个历史阶段。众所周知霜帝国史料非常稀少，在如此稀少的史料中，作者能够形成对贵霜帝国一个相对全面的认识，尽显其史学功底之深厚。尽管贵霜史的真相依旧朦朦胧胧，但贵霜史涉及面广，贵霜史研究拓展了古代中亚史研究的领域，贵霜史研究的意义不仅在贵霜史本身，更在贵霜史之外。

《理想国的失衡与崩溃 文艺复兴的颠覆性证言》通过对文艺复兴相关人物和事件的细心思考，基于史料发现，参考西方一流学者散落在诸多着述中的对文艺复兴的批评，抽绎出文艺复兴起由，兴盛和寂灭的过程，同时评析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重要作品，说情说理，希望能够向读者们讲清文艺复兴的得失利弊和它恰如其分的历史地位和进步作用。《理想国的失衡与崩溃 文艺复兴的颠覆性证言》力求本着“有一分证据说，一份话”的态度来写作，以丰富生动的历史细节说话。《理想国的失衡与崩溃 文艺复兴的颠覆性证言》涉及了一些基督教神学知识，这是读懂西方历史和文化，读懂西方人思想行为的必要的知识基础。通过阅读《理想国的失衡与崩溃 文艺复兴的颠覆性证言》，读者还可以了解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以为文艺复兴给我们的启示是：文化热情不等于政治觉悟和道德水平。如果没有公平正义，没有道德和敬畏之心，文化可能是消遣文化、诲淫文化、奴才文化。艺术是美好的，但人心却不总是美好的，一些人可以为了艺术变得贪婪无耻，这样的话，艺术宫殿就可能成为阿房宫。作者现就职于江西海关，大学所学的专业是英文，爱好思考和写作，尤对欧美近代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搜集了极为丰富的资料，具备独立的、不同于学院研究者的见解。

《上海鲁迅研究（2015夏）》为鲁迅研究论文集。收入纪念左联成立85周年、鲁迅作品研究、鲁迅同时代人、鲁迅与传统文化、史料辩证、读书杂谈、鲁海漫谈、海外鲁迅研究等主题，主要发布与鲁迅相关的国内外最新最前沿的研究动态。这些论文都以其独特的视角，于细微处发掘尤深，以翔实的资料和作者们广博的见闻，填补了相关研究的空白。写作语言流畅通顺，朴素自然。

《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由五篇文章构成，提出清代康熙朝的政治核心问题，即为大清王朝争正统。从三藩平叛、兴废太子、道学观念、满汉关系、出兵准部等具体层面入手，系统批判玄烨提出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作者批判的重点是所谓“千古一帝”的康熙帝玄烨。作者不惜笔墨，爬梳满汉文字史料，揭示所谓“盛世”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有清一代，大一统远迈汉唐元明，而正统之争，反较历代为烈。康、雍、乾三朝帝王，皆不惜天子之尊，口诛笔伐，连篇累牍，蔚为奇观。其中，玄烨于康熙五十六年首倡“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则直欲居历代正统之最，承前启后，实为有清一代最为重要之政治纲领。玄烨在位六十二年，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统治最为长久的一朝。这成为他及其后嗣得以宣扬其圣明和“康熙盛世”的资本，也是一种“既成事实”。这其中固然存在各种社会因素，但也不能否认，玄烨继位以来施行的各项政策，毕竟摆脱了清初统治者赤裸裸的民族征服的遗轨。然而，一代君主在位的时间，甚至一个王朝延续的久暂，都不应是治史者予以黜骘的标准。玄烨最为关切的问题，是如何维持祖宗家业不堕。他政治活动的全部内涵，归结一下，即保持满洲贵族在政治上的绝对支配地位。与其他王朝不同的，清朝是以满族这一人数较少的统治民族高居于社会的顶层；而且在从武力征服到“文治”的转化过程中，满族统治者为了维系满族独尊的地位不致衰颓，又始终拒绝本民族与被统治的先进民族融合；不仅如此，满洲统治者更不惜一切手段，欲令被统治民族承认其政权具有高的合理性，承认被统治民族的利益也同时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康熙一朝的专制特质，至今仍未受到充分注意。由玄烨首倡，胤禛、弘历所弘扬的所谓大清得天下最正，以及对历代正统的横加干预，这些影响巨大而久远的问题之所以未曾得到认真清理，恐怕也与对康熙一朝政治的基本估计有关。本书是一部扎实的史学研究著作，视角独特，结论深刻，积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是清前期史研究的新成果。

本书以明儒李材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为中心，探讨从16世纪初到17世纪末，理学群体中新学说和新学派的产生、传播、扩展及传承的模式。本书着重从思想史的角度，解释这种模式产生和运行的思想根源与内在动力。本书首先以宏观通论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式，揭示出中晚明两百年间产生新兴理学学说的一种重要而普遍的模式——“讲学须有宗旨，宗旨源于《大学》”。这个模式主要包括改《大学》、拈宗旨、兴讲学三个关键性步骤，即透过对《大学》文本的重新厘定并作出新诠释，从中拈出一个高度概括而抽象的学术口号式的学说宗旨，作为个人理学学说的核心观念，围绕这个核心观念演绎出新的理学体系，然后主要借助当时盛行的讲学、讲会活动传播学说。其中，“宗旨”是各种新理学学说形成的标志，《大学》则是林林总总的理学宗旨得以成立的理论依据，而讲学活动为新学说和新学派提供了最有效的社会传播途径。本书随后以李材开创的“止修”学说及其学派形成为中心，为这个模式提供深入具体的个案研究范例。创立新说、提倡讲学和建构学派的思想根源和内在动力，源于理学自身的两个基本诉求，即中晚明理学中普遍存在的对自得之学和道统之传的追求。阳明学的兴起为挣脱经典和权威的束缚，追求自信本心的自得之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道统论则是理学兴起以后，普遍影响士人思想和价值系统最重要的观念之一。中晚明理学学者的改《大学》、拈宗旨、创新说、兴讲学活动，既是其学有自得的重要体现，也是其致力于度越前人、凌驾诸儒，从而直接孔、曾宗传，为一己学说和学派在道统系谱上寻求地位的标志。

《广西抗战文化大事记（1937年7月—1945年8月）》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叙述历史，把尊重历史史实作为基本原则。既高度肯定和全面介绍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共产党和其他爱国党派、民主进步人士的抗日文化活动情况及其业绩，也客观叙述由国民党中央和新桂系实施的符合爱国统一战线大政方针的抗战文化史绩。并通过史实进一步阐述：广西之所以能成为抗战时期国统区重要的文化中心，创造了享誉全国乃至海外的桂林文化城的辉煌业绩，是国民党新桂系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取得的结果，是国民党新桂系与中国共产党真诚合作的结晶。

《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丛书：广西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与贡献》一书是“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丛书”中的一种，全书收集整理广西在抗日战争期间开展的党建、统战、军事、宣传、文化等各方面工作史实，探索广西作为抗战期间国统区发达的抗日民主文化宣传中心、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功典范的历史价值。《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丛书：广西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与贡献》客观评价广西在抗日战争的历史作用与贡献，《广西抗战文化研究丛书：广西在抗日战争中的历史作用与贡献》的出版，对更好地保存广西抗战史料，帮助了解广西抗战文化、树立广西文化自信，具有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