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指从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280年）期间的魏、蜀、吴三国鼎立的一段历史时期；陈寿的《三国志》，是记载这段历史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三国志》共六十五卷，其中《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叙事精炼，取材严谨，史实准确，与《史记》、《汉书》、《后汉书》齐名，一起被称为“前四史”。陈寿（233―297），字承祚，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市）人，生于蜀国后主建兴十一年，卒于晋惠帝元康七年。少年好学，师从蜀国学者谯周（约201―270），后在蜀国任观阁令史；因为不愿屈事宦官黄皓，屡遭遣黜。入晋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晋灭吴后，搜集三国时期的官私著作，著成《三国志》；此书以三国并列，实属首创。“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晋书·陈寿传》）此外，还编有《蜀相诸葛亮集》等。在陈寿撰写《三国志》之前，魏、吴两国已有官修史书，即王沈（？―266）编修的《魏书》、韦昭（204―273）编修的《吴书》；此外，还有鱼豢（生卒年不详）私撰的《魏略》。上面这三部史书，是陈寿修史的主要依据。然而，蜀国却“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所以，蜀国的史料只能由陈寿自己去直接搜集。陈寿本是蜀人，又师事谯周，在蜀时就留心蜀事，后来又用心搜集，约经十年时间，终于写成了《蜀书》。不过，即使如此，《蜀书》的内容也较其他两国的少很多。同时，《三国志》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由于史料不足，《三国志》没有设置表、志。表，指年表，既能以较小篇幅罗列出各个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等以便于查阅，又可补充纪、传中不便明言但又不可或缺的内容；志，主要是记录各朝各国的典章制度、天文地理、风土人情等内容。其次，陈寿见到的史料有限，又对所参考的史书删削过多，导致《三国志》失之于简略。正因为如此，裴松之为《三国志》进行了作注补缺。裴松之（372―451），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市）人，南朝宋代史学家，曾任国子博士、永嘉太守等职。宋文帝（407―453）认为《三国志》伤于简略，便令裴松之兼采众书以作注补缺。却说，东晋以后发现的史料逐渐多了起来，所以裴松之才得以广泛采择。元嘉六年（429年），裴松之完成了作注工作，并上呈《上〈三国志注〉表》。“裴注”不同于以往的训诂注法，而是侧重于史料的补充和考订，力求做到补缺、正讹和存异。宋文帝看后称赞说“此为不朽矣”（《宋书·裴松之传》）。“裴注”补充的史料相当丰富，甚至导致后人多批其繁芜。但是，“裴注”所引材料比较完整，而且这些史料的原本现今已经基本亡佚，所以，从保存史料的角度看，“裴注”的价值相当高。

《文史哲研究丛刊·遗业与轨则：百年中国学术论衡》为作者对当代中国学界的学术史的研究与反思的文章解集。作者通过对“学术”概念的思考、指出现代中国学术典范的内在缺失，并试图指明现代中国诗学建构的理论基点，最终表达了对现代中国学术的价值诉求及其内在困境的关怀。

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有许多事情像谜一样演绎着，一不留神恐惧就会扑面而来，它一直深入你的灵魂，在你的脑海留下永久的烙印。这些惊魂的事件超乎科学的解释，超乎人类的逻辑思维和想象，震撼着你的心灵。美国作家洛夫克拉夫特曾说：“人类最古老而强烈的情绪便是恐惧，最古老而强烈的恐惧便是未知。”面对一个个震撼心灵的悬疑，一个个无法索解的谜团，一幕幕魅影重重的历史往事，一个个有关生命的惊人话题，我们惊悚，我们敬畏，我们疑惑，我们惊叹。到底是什么以超自然的力量，神不知鬼不觉地操控着我们的生活，那些匪夷所思的谜团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大自然赋予我们神奇的头脑，使我们不得不密切关注和发出疑问。

《龙门百问》从龙门皇家石窟寺造像艺术的独特视角，以普通游客游览龙门石窟需要了解的石窟寺知识为出发点，采用问答的形式，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图文并茂，蔚为大观，回答了人们关注的110多个问题，涵盖了龙门石窟开凿的历史、窟龛造像艺术、佛教造像宗派、龙门地区寺院、中外文化交流、流失海外龙门石窟文物，还重点关注了龙门石窟的地质与石窟造像的关系、龙门石窟文物研究与保护等内容。本书吸收了60多年来龙门石窟研究的主要成果，凝聚了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面向社会大众的科学普及读本。

人类在地球上繁衍生息了几百万年，但人类的起源究竟在哪里？充满神秘力量的金字塔，其中的超自然现象到底作何解释？恐怖的百慕大三角是无数飞机与船只的梦魇，而它的魔力究竟何在？马王堆古尸为何历经千年不腐？金缕玉衣真的能让肉体不朽吗？曹操生性多疑，死后真的设有七十二疑冢吗？武则天生前文治武功，死后缘何以无字碑示人？孝庄太后为何下嫁多尔衮……关于文明、关于地球以及人类自身，有太多太多的谜团等待人们去挖掘。这些令人感到困惑不解的事件和现象广泛而真实地存在着，有些是人类当前的认知能力和科技水平所不能完全解释的，有些是其真实面目被历史尘封，还有些则是由于当局者的刻意隐瞒和篡改，它们所散发出来的神秘魅力，像磁石一般吸引着人们好奇的目光，并激发起人们探求其真相的强烈兴趣。在对种种谜团的破译和解析过程中，人们不但能够获得知识上的收益，还能得到愉快的精神体验。我们组织编写了这本《历史未解之谜（耀世典藏版）》，本书以知识性和趣味性为出发点，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了从神秘宇宙到生命探奇、从远古文明到科学奥秘、从帝王后宫到军事政界等方面极具研究价值、探索意义和广为人们所关注的未解之谜，内容涉及宫廷、政界、战争、名人、文化、科技等诸多领域。对于每个未解之谜，编者并未以一家之言取信于读者，而是在参考了大量文献资料、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结合的研究成果，客观地将多种经过专家学者分析论证的观点一并提出，展示给读者，或引经据典，或独辟蹊径，或提供佐证，或点明主题，使读者既多了一个与大师们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又多了一条了解真相的途径，从而见微知著、去伪存真，努力揭示出谜团背后的真相。

《陈介祺年谱》以考证年谱主人生平、交游、鉴藏、著述等为主旨，将事略系于纪年及具体的月日下，力求穷尽目前所藏所见有关陈介祺史料，尽最大限度的勾画出真实的人物生平及学术轨迹，作为作者多年专题研究之积累与艰辛努力的成果，具有较高学术价值。

《唐代文宗武宗两朝中枢政局探研》认为，中晚唐之交发生的宫廷政变促成了唐文宗的特殊继统，并导致了皇位继承制度的转变和政治中枢弹性制衡机制的出现；受此影响，政治中枢之内廷权力得以膨胀异化，而外朝之行政权力则相对被削弱。随着内廷与外朝在体制性矛盾上的不断发展，最终引发了震惊唐代后期政局的“甘露之变”，不久更在此形势下确立了政治中枢的“内外共议”体制，致使皇权政治在如此政治体制下发生形变。进而又指出，到晚唐之武宗朝，皇权又对此政治体制进行了重构，并形成了中枢政治的“复式二元格局”，而在此基础上，皇权也得到了恢复与强化。

《南宋理学与文学：以理学派别为考察中心》是作者叶文举对南宋理学与文学关系思考的总结。《南宋理学与文学：以理学派别为考察中心》主要是以理学派别为中心从南宋理学家的著述出发，立足于个案研究，爬梳、总结各个学派的基《南宋理学与文学：以理学派别为考察中心》学思想，分析他们文学活动的本质，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南宋理学与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反思。

《明代皇帝文书研究》从皇帝文书类型和皇帝文书制度两个方面，研究了明代皇帝文书的相关问题。第一部分从公告性文书、封赠性文书和日常政务性文书三个方面，分别论述了明代皇帝文书的使用。第二部分论述了明代皇帝文书制度。《明代皇帝文书研究》还从文书学的角度，分析了各类文书的程式、文书用语等问题。

《史记会注考证》在《史记》版本校勘、考明司马迁所据资料、《史记》三家注的订补、历代注释集成等方面皆有重要成就。这使其一经问世便好评如潮，时至今日，仍人能出其右，依旧是《史记》研究者的必备之书。今首次整理出版。《史记会注考证（套装共八册）》是日本著名汉学家泷川资言的史学名作，具有世界性影响，是《史记》乃至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