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浦新出文书是西方学者完全没有见过的汉文资料，这些文本展现了全新场域。霞浦文书的充分刊布，必将关系到当今世界的摩尼教研究，并在民间宗教等诸多新领域都有所突破。作者作讲解说，死海古卷中的阿拉姆文《巨人书》实为摩尼撰写《大力士经》的素材，从死海地区传到吐鲁番、敦煌的摩尼教文书证明了这一遥远而切实的联系，如今这一联系经过敦煌，具体说来，通过摩尼教《残经》等敦煌卷子，一直延伸到霞浦。

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全盛时期，而要维持这种鼎盛的局面，离不开强有力的治安管理。相对于其他地方的管理而言，加强对长安城的治安管理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要工作。从维护地方的安定团结到实现天下大治的过程中，它起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学术界现有对唐代京畿地区社会治安管理的研究大多侧重于从治安制度或法定罪名方面人手，而对社会实际运行的治安管理方面的研究显得薄弱。《唐代京畿地区治安管理研究》在吸收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传世典籍为主，重点探讨唐王朝是如何加强京畿地区社会治安管理的。杨月君编著的《唐代京畿地区治安管理研究》对京畿地区社会治安管理的研究主要从中央层面和地方层面人手。在研究危害京畿地区社会治安的问题时，有五个方面的因素不容忽视，即盗贼对社会治安的影响、妖言惑众对社会稳定的危害、私有兵器、消防管理和毒物对人身安全的影响，这五方面因素对加强社会管理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唐代京畿地区治安管理研究》一一加以分析论述。
　　唐王朝从中央层面加强对京畿地区社会治安的管理，主要是通过金吾卫、巡使和街使来具体实施的。
　　金吾卫是唐前期禁卫军的重要力量，它组织严密、机构完整，是唐前期统治的坚强柱石。因此，维护京城社会治安也是其义不容辞的职责之一。《唐代京畿地区治安管理研究》除简要介绍金吾卫的沿革发展和社会地位外，主要从稳定社会经济秩序、巡视京城街道、监察百官及京师百姓和抓捕处决罪犯等几个方面进行实例分析，以考证其在维护京畿社会治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金吾卫在唐后期逐渐由军事职官向阶官虚衔转变，其治安职能也逐渐被左右巡使、左右街使及禁军所替代。唐朝使职差遣现象普遍，在长安以殿中侍御史和监察御史担任左右巡使，负责监察京城百官和街坊百姓的行为，以期达到管控治安的目的；街使在唐后期逐渐代替金吾卫负责维护京城治安，并逐渐由军事属官变为地方行政管理职官，其职官为五代所沿用。
　　唐王朝从地方层面加强对京畿地区社会治安的管理，主要通过京兆府（尹）、县级政权来具体实施。京兆府虽是一级地方行政机构，但处于全国各地方政府首揆的特殊地位，直接肩负着维护京畿地区社会稳定的职责。它主要通过缉捕盗贼、惩治违法人员、行使司法权、整饬风俗等方式加强对社会秩序的管理。唐前期诸君主对京畿违法势力能够不假宽贷，使京兆府得以依其职权行事，不受其干扰、破坏，君臣共创盛世；中后期治理效果不彰，由于权贵宦官干扰等因素，造成京兆尹治民理政困难。县作为国家的基层行政机关，由其主官——县令直接负责对地方的治安管理；县尉位于县级官员之末，是负责县级地方治安的专职官员。它除缉捕盗贼、侦察破案外，还辅佐县令审理案件，后期虽位低权重，但受多种因素影响，行权受限。
　　在危害唐代京畿社会治安的多种犯罪类型中，盗窃是中国封建社会最为普遍的犯罪类型，也是对社会正常生活秩序冲击最为严重的犯罪类型。唐王朝一直将其作为重点打击对象，特别是在唐后期，唐统治者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统治秩序，对盗窃的打击施以重典，并且注重利用禁军势力联合打击盗窃行为。
　　由于“妖言”“妖书”会混淆视听，甚至使信息失真、变异，因此它的蔓延容易造成严重的思想混乱，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甚至危及国家安全。唐政府继承了前代王朝的做法，通过加强政府监管，鼓励民众检举揭发，铲除策源地等措施来消除其产生的不良影响，从而达到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但总体而言，在法律规定上比魏晋时期有所缓和。
　　民间收藏和制造武器是影响社会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唐代把管控武器作为最重大的事情来抓，严禁人民私自持有武器，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同时，加强对流失在民间的兵器进行收缴，并派专人管理，对兵器持有者实行监控，这对防范农民起义和强盗作乱起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后期禁贮武器成效并不明显，神策军掌握武器控制权，而主掌神策军的宦官势力借军权掌握唐室命运，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
　　唐代食品交易活动非常频繁，有毒有害食品极易趁机混入市场，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破坏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唐代在法律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对投毒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火灾是危害公共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的主要灾害之一，唐政府为了预防火灾，在消防治理上较前朝更加重视，在管理体制、立法、司法各-方面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模式，并日趋完善，这为当今社会消防治安提供了更多更全面的经验借鉴。
　　唐代对京畿地区的治安管理在总体上呈现了两个特点：一是从纵向角度看，唐前期君臣共治，各级部门职能权限能够充分发挥，人民相对生活比较安定，治安案件发生较少，管理效果明显；在唐代中后期，相继出现安史之乱、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的局面，社会动荡较大，统治者为了维护统治秩序，对社会治安管理异常严厉，但收效甚微，各级部门治理权限受到干扰和限制不能充分发挥。二是从横向角度看，设置了专职管理机构等管控京畿治安；实行以专门机构为主，相关管理机构协同配合为辅的管理模式，多措并举，综合治理。

《易风文集（套装共5册）》共五卷，分为生平自述、艺海文存、戏曲杂记、剧本选集、山乡诗话。收录了王易风1991年—2004年发表过的文章、论文和创作的文艺作品等。另有附录，收入郭汉城、李束为、胡正等的序言。文集充分反映了王易风的文学理论、写作技巧和坚定的政治立场，对于当代文艺研究者有借鉴、研究和保存价值。

《新史学（第八卷）：历史与记忆》分为“唤醒的空间”、“记忆之殇”、“记忆中的历史”、“殖民·后殖民记忆”，共四个主题，共收录了11篇论文，虽然收入的文章选择的主题不同，切入的方法亦异，但是均阐述着一个具有实在性的“不在”，即历史是如何被表象这个问题。

《历史地理》是历史地理类学术论文集，出版至今已有二十余年，已成为我社的品牌，被海内外读者所认可，原来每年一辑，从2013年开始，每年出版两辑。

《修史撷英》是继《修史略要》之后的第二本修史简明实用手册，是各单位编写专业史、专题史的工作指南。《修史撷英》还精选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关于修史和学史方面的重要讲话和文章.编选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党组的文章和对航空工业史研究的署名文章。《修史撷英》可以作为航史培训班上的讲课材料。更是我们第二阶段修史工作必不可少的教材。

《黄帝史实与崇拜研究》利用知识考古和“多重证据法”，对黄帝史实与崇拜观念进行了系统研究。以后世奉为“人文始祖”的黄帝为对象，通过对黄帝、炎帝、蚩尤、颛顼、帝喾、尧、舜等上古族邦的全面分析，廓清黄帝传说中的真实与虚妄，尝试重新勾勒中国上古族邦的亲缘和地缘图谱。作者提出古史传说在历史上经历了三期发展，进一步发展了族邦理论，客观评价20世纪古史研究思潮，并第一次对先秦到当代不同时期的黄帝崇拜观念进行了全景论述。全书体现了作者试图构建古史理论体系、厘清黄帝史实和黄帝崇拜变迁的努力，其研究有助于对黄帝、传说时代、中国文明起源、中国古代史、社会史、文物考古等诸多理论问题的认识。

《御制蒙汉合璧书经》由额尔木图搜集整理。额尔木图，蒙古族、男、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工作。主要翻译、整理出版的图书有《蒙译清朝前期理藩院满文题本———顺治、康熙》、《北元历书》、《明普遍照》、《御制蒙汉诗经》、《御制蒙汉书经》等20几本图书。

“现代性”作为现代人类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构架的最为重大的塑造力量，通过承诺一个目的论式的、总体性的宏大叙事而获得生活的意义和社会的目的。
　　作为自适应、自协调、自组织的有机系统，现代社会的动力来源于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个是负载增值意志的资本；一个是作为生产力之主要构成要要素的科学技术。资本与技术相互鼓荡相互契合，二者形成的合力驱动了“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因此，现代性的生成过程既是资本的扩张过程，也是技术的“殖民”过程，更是二者联姻的过程。
　　现代性在给人类带来巨大进步的同时，也用它那纯熟的主体性暴力来把握世界历史进程，并使整个世界僵化为一个在技术上可以掌握，在经济上则可资利用的客体体系的过程。在这样一个僵化的客体体系下，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分裂的、主客对立的、充满异化和阶级对抗的社会。
　　哲学的使命是从思维的角度把握时代，而仅仅是“解释”性的把握还不够，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马克思和海德格尔对人类自身现状的分析与担忧，从深层次来说，反映了他们对人类生存现状和人类未来的担忧以及对人类健康全面发展的企盼，速继明编著的《资本与技术——现代性批判的双重视阈（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历史哲学解读）》以资本和技术为视角，分析马克思与海德格尔对现代性的不同批判视阈及其超越之路。这种跨越时空的思想对话式的互文研究有利于深入理解时代精神，认识现代人的生存状况，揭示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内在困境和危机，从而为打破阻碍人类生存发展的抽象原则和过时教条以及实现人类的救赎提供一种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