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信托业始于20世纪初，在聚集资金、服务经济、信用托付、服务民众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央信托局汉口分局通过存放款、购料易货、保险、仓储、信托等各项业务，对各企业、机关进行资金支持、安全保障、捐款援助，发挥了重要的融资、筹资功能。因处于战争环境中，国民政府财政赤字严重，汉口分局不得不承担起解决政府财政赤字、为政府垫拨款项的重任，还担负起筹款训练警卫、维护社会治安的政府职能。近代中国信托业是名实不符的金融业大杂烩，因身处政局动荡、通货膨胀、制度缺失的非常时期，又承担了太多的社会职能，不能健康、正常发展。因此，政治的稳定、法律制度的健全、民众的参与和支持是企业健康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

如果党也有籍贯的话，中国共产党的籍贯便是上海。兴业路上的那座青砖白缝的石库门房子，便是她呱呱坠地的产房。从1921年至1949年，中国共产党共举行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三次在上海。二十八年间，中央领导机关有三分之一以上时间设在上海。党的众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都曾在这里工作和生活。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与共产国际联系的据点，左翼文化的阵地，统一战线的堡垒，都在这里。《日出东方：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的革命史（套装上下册）》以故事手法，生动展现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到新中国成立这一时间跨度里党在上海留下的足迹，图文并茂，通俗可读，书中吸收了不少党史研究的新成果和新发现，史料丰富，视野开阔，体现出了对于党史研究成果在内容表现和出版样式创新方面所做的探索。

《大汉徐闻两千年》旨在全面、系统、客观、准确地记述徐闻县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和轨迹。全书集史料、文物、学术和保护、开发、利用于一体，考证典籍，选其精华，图文并茂，对徐闻历史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演变、地位和影响做了较为真实、客观的判断。正文内容分六章：第一章概述，第二章历代史志和文献记载，第三章考古发现及出土文物，第四章考古发掘报告，第五章专家和学者有关论文，第六章汉代徐闻古港、徐闻县治遗址的保护与综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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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农民话语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农民话语中国化直接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特点和规律，直接关涉对中国性质的认识、中国革命和历史发展的动力、中国革命策略等基本问题。农民的主体地位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农民话语的核心问题。周建伟编著的这本《历史主体的建构：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中国化研究（1921－1949）》从主体建构这一视阈出发，从历时性角度，对中共内部农民话语的斗争和演变进行了细致疏理；从民族－国家和社会－阶级两个维度，勾勒了农民主体地位建构的历史逻辑和理论逻辑。本书对马克思主义农民话语建构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对结合论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释模式进行了反思，并提出了新的综合性的解释模式。

《中国边疆研究文库（初编东北边疆卷四）：奉天边务辑要盛京典制备考盛京奏议》介绍了，《奉天边务辑要》是李廷玉、傅疆根据中朝边界实地考察的结果撰写而成。因此，对于处理当时中朝边界事务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盛京典制备考》是一部政书类文献，内容包括盛京地区的疆域、城池、宫殿，以及该地区的职官设置、兵制等。书中还收录了盛京将军奏折数件，涉及整顿吏治、改革租税、加强地方治安等方面。这些都是研究清朝盛京地区历史沿革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盛京奏议》是清朝中央与东北地方大员之间的奏折和谕旨的汇编，涉及同治年间东北地区流民私垦土地、呈请升科等，是研究清朝东北地区历史、地理、边疆开发、礼仪制度，以及中朝关系的重要资料。

《历史教学研究论丛：第五届钱江论坛论文集（第3辑）》收录的是历史学科的教学研究论文，以课堂教学为主，内容包括历史学科的教学理念、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以及教师心理分析、学生能力培养等方面。收录的论文作者都具有丰富的一线教学经验，这些论文也是他们多年的教学心得和研究心得，对于改进和提高历史学科教学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效性。

《历史哲学教程》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大论战为背景，以马恩列斯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为指导思想，批驳了胡适、陶希圣、李季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上的谬误，也指出了郭沫若、吕振羽认识上的不足，阐明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初步建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体系。《历史哲学教程》写作时期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中华民族已经站在世界史的前锋，充任了世界史转化的动力。作者之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是因为除去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依从了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确性，以正确的活的历史原理，使主观的努力与客观情势的发展相互适应，才能争取这一伟大的历史胜利。正是基于这种时代需求，《历史哲学教程》由新知书店于1938年8月出版后反响强烈，翌年3月即再版，后又于1946年2月、1947年10月发行了第三、第四版。

目前仅存的中共”一大“文献是如何在美国发现的？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自杀真相是什么？毛泽东“钦点状元”李锐为何在反右派斗争中被打倒？秘书们如何评价江青？胡耀邦的“牛棚”岁月是如何度过的？……著名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先生多年走访“文革”亲历者，采访领袖家属，对话红墙内的秘书，通过这些亲历者的口述回忆，复原“文革”时期中南海生活的诸多细节，以及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的所见所闻，用细节还原历史的真相。

在1949年至今的中国学界、1960年代以来的海外汉学界，“‘打倒孔家店’是‘五四’时期的口号”，一直被目为“常识”。1980年代以来，尤其是“五四全盘反传统”论及相关联的“断裂”论、“感情用事”论等出现以来，主要是国内近代史学、哲学和近现代文学研究界，在回应这些论断时开始质疑这一口号本身。但总体来看，国内外对该口号的虚无性缺乏足够警惕，对其在后“五四”时期诞生的情况缺乏充分考量，而对“打孔家店”运动的真相缺乏更细致的梳理与辨析。该著以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为中心，在对大量原始期刊及第一手资料的发掘和论析的基础上，首次从思想梳理角度探究了“打倒孔家店”这一“口号”与“五四”之间复杂幽微的关系。通过对“打孔家店”运动的思想资源即从戊戌到《青年》杂志诞生前的反孔非儒思想的梳理，对新文化先驱们“打孔家店”的主观意图、客观情势及实际反叛内容——“非孝”、“非节”等——的剖析，文章还原了“五四”并无“打倒孔家店”之“实” 这一历史本相。基于“打倒孔家店”之说的历史根基的缺失，学界应重新考量“五四全盘反传统”论等的合理性与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