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振玉学术论著集：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外14种）》主要收录罗振玉有关玺印、砖录、石刻、海外吉金的著作。计有《汉两京以来镜铭集录》、《镜话》、《玺印姓氏征》、《玺印姓氏征补正》、《四朝钞币图录附考》、《楚州金石录附存目》、《楚州城砖录》、《唐代海东藩阀志存》、《辽帝后哀册文录》、《西陲石刻录》、《西陲石刻后录》、《校订和林金石录》、《高昌砖录》、《海外吉金录》、《海外贞珉录》等15种。

《政治精英与近代中国》涉及晚清和民国两个时代的精英人物：既有对个别精英人物的考察，也有对某领域精英群体的研究；既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既有研究历史人物事功的，也有研究历史人物个人生活的；既有研究历史人物思想道德的，也有探讨历史人物研究之方法的。

李传玺编著的《胡适论历史》是“胡适经典论丛”系列之一，从《胡适全集》中精选胡适关于历史研究的相关文章，为胡适文章的分类精选，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力求体现胡适在此一方面的思考与心得，为当今读者提供有益的参考。入选篇目力求短小精悍、通俗易懂、深入浅出。

《中国法律史研究丛书：中国近代法制史学史研究》通过“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研究范式，以课程设置、研究群体、研究方法、主要研究成果为切入点，观察中国法制史学内在发展运行轨迹。并在此基础上，剖析该时期中国法制史学研究特点及学术贡献。该著作为中国法制史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学术史资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着重考察美国华裔史家群体及其代表性人物学术研究道路、风格及成果，揭示其历史解释的主要模式、特征及其学术价值。第一章主要分析美国华裔史家的社会文化背景。华裔史家如何具体理解和解释中国历史，是第二章的主要内容。美国华裔史家研究的取向，基本由社会经济史、思想文化史转向新文化史。华裔史家的历史解释类型是第三章探讨的主要内容。其中，社会经济史主要是对“传统—近代”模式的认同与修正，思想文化史侧重于对内在与外在力量模式的运用，新文化史则体现在对“现代性”问题和对政治文化史研究的新拓展。第四章以个案研究方式，选择许倬云和余英时两位学者，集中分析华裔史家历史解释的基本特色。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和助手刘恕等人根据大量史料编撰而成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全书以时间为序记录史事，记载了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1362年的历史，生动详细地叙述了帝王将相们的治国为政之道、待人处世之理，深入地探讨了秦、汉、晋、隋、唐等统一王朝和战国七雄、三国鼎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政权的盛衰之由。本书是选取《资治通鉴》中近百个故事编撰而成，可以让读者在某种程度上一观历史全貌，但由于开本印张限制，个别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没有在书中得到体现，这算是一种小小的遗憾！但纵观全书，基本上可以展现出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脉络，让读者从中得到丰富的精神食粮。

《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增订本）》由章文晋、张颖著，本书汇集忆叙周恩来的文章20余篇，均为章文晋、张颖两位作者先后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以来，与周恩来在不同历史时期亲历各种活动、事件的真实记录。《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增订本）》既记述了雾都重庆文化界瞬息变化、共和国建立以后文坛风云变幻，又叙述了周恩来与文艺界朋友息息相通的友情，在外交事务中与各国人士交往的点点滴滴。每篇文章都记载着珍贵的史料、感人的故事，传递出作者坦诚、真实的情感，和周恩来独具的人格魅力。

任何历史书写都是作者观察现实世界的本真反映一《皇朝藩部要略》作为清代一部重要的边疆史地文献，第一次把蒙古、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纳入到“国史”书写，反映了时人对边疆地区的认知，影响甚为深远。故而《中国边疆研究文库：研究》不但对《皇朝藩部要略》的作者、成书背景、版本、史实进行了研究，还重点探讨了《皇朝藩部要略》“藩部”概念的提出及其形成过程，并提出了“藩部体系”的概念。“藩部体系”正是《皇朝藩部要略》书写的价值所在，其与行省体系、朝贡体系一起，构成了清政府的基本统治架构，随着清廷把藩部逐渐纳入到政治共同体中而逐步完善，并为后来民国的民族政策的制定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实践经验与理论灵感。

《文学研究》第一章主要探讨《国语》编撰的政治文化因素和历史契机。第二章主要探讨《国语》的结构。第三章主要探讨《国语》各部分文风差异的原因及具体表现。第四章主要分析《国语》的说理艺术。第五章主要分析《国语》的叙事和写人艺术。第六章分析《国语》语言的美学风格。余论部分主要反思了柳宗元《非国语》对《国语》的批判。

《研究》共有六章十九节。第一章和第二章内容为《国语》的成书研究，辨析了《国语》作者、版本与注本问题中的难点与疑点。其余各章分别就《国语》的内容、思想、文体、文学成就等展开深入、细致的论析，从而揭示了《国语》所兼有的历史、文学、经学、政教的多重性质。《研究》见解新颖、深刻，创获颇多。比如《国语》的作者问题历来是《国语》研究的难点，《研究》作者不落窠臼，另辟蹊径，认为《国语》的作者应是一个系统，这其中包括有《国语》的作者、编者和传诵者。《国语》的成书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国语》中的文章首先由作者写作、记录，在其流传过程中瞽、嚎等传诵者对其进行讲诵、增饰，最后由编者对这些文章进行选择、编辑，遂成今本《国语》一书。《国语》的作者和编者应该是西周至春秋时期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史官，《国语》的传诵者则是担任讲史任务的瞽、嚎。又如《研究》第四章着力考察“语”体渊源，进而对《国语》文体做出界定：“语”、“言”在周代都为乐语，是周代的诗教形式，具有政教功能；《国语》是关于王道观念和事件的记录；和《左传》单纯的记事不同，《国语》在“史”的品格以外，还具有“左史记言”的咨政意义，显现出其源自周代诗教的政教本质。与先秦诸“语”相比，《国语》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体例最完善，是先秦“语”之集大成者。这些观点，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此外，《研究》还通过对《国语》内容的辨析和思想的研究，证明了《国语》为《春秋外传》的合理性。并将《国语》、《左传》从内容、风格、写作特点三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这些见解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