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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齐集中国大陆、日本、台湾中国中古史领域的青年学术精英最新的学术成果，为三方青年学者学术交流与创新的重要阵地。

大连近代史研究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资源优势。改革开放30年来，在大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通过在连高校、科研机构、文博单位、学术团体的共同努力，大连近代史研究队伍日益壮大，在全体近代史学工作者的辛勤耕耘下，学术气氛日益浓厚，学术思想日益活跃，学术创造。

中国当代史和地方志本质上都属于史学学科，共同发挥“存史、资政、育人、护国”的作用。2010年9月在广州举办的第十届国史学术年会，以“中国当代史研究与地方志编纂”为主题，探讨了中国当代史与地方志编纂的密切关系，研讨了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等领域的重大问题，总结了新中国地方志编纂的成就、经验和问题。《中国当代史研究与地方志编纂：第十届国史学术年论文集》汇集了入选年会的优秀论文，为读者提供了研究和编纂中国当代史与地方志的新视角，有助于推进中国当代史和地方志研究和学科建设的深入和发展。

《谭史斋论稿五编》是作者近几年研究成果的一个汇粹结集。在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传统中，学术思想的研究几乎始终是一个学者瞩目的焦点。因为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化发展特点，即士为四民之首的精英地位，及由此所导致的经史文化传统之塑造所带来的影响有关。由于这方面的资料亦较多，故往往引起学者们的关注。

这里需要说明两点：第一，对历史文本有兴趣的理论家通常被称做（也常常自称）“叙事主义者”。虽然不可否认绝大多数历史写作具有叙事的特征，但这导致了大量无谓的混乱。术语“叙事主义”表明，本质上，历史文本是一种叙事或一个故事，就像我们经常在小说、传奇或神话中发现的那样。由此，许多历史学家正确地指出，历史写作与纯粹的讲故事不能混为一谈，他们从一开始就不相信叙事主义。进一步地，这些人坚持说，历史学家的文本需要公正对待文本所涉之事，小说、虚构之类的作品则无须如此。确有几位历史理论家被“叙事主义”一词误导，认为历史写作不过是小说的变种而已，从而使得上述顾虑更显合情合理。这些历史理论家推论出一种错误观点，即就我们了解历史文本的需求来说，有了用来分析文学作品的文学理论便足够了。于是，历史文本公正对待过去的要求被彻底抛弃了。

读史真的很有趣，就在于它让我们知道了我们自己的过去，以及如何向今天一步一步地走来，如何影响着人们的今天与未来；还在于它那些似乎已被人们熟知了的故事背后，竟还隐藏着那么多不为人知的神秘，它撩拨着人们的心弦，奏响着人们的情思，激发着人们无穷的探究欲望。《历史人物的另一面》由周明、冯超、刘敏编著，正是这样一本能给我们带来读史情趣的书，它体现了编著者对历史人物的再思考、再剖析，充满着学术的思辨与严谨。在体例上，编著者也能注意到从读史的趣味性出发，做到图文并茂，学思结合，文笔通俗晓畅，更适合青少年阅读，可以称得上是一部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的优秀历史读本。

“表现”原本是美学和文学理论中的范畴，安克斯密特将之引入关于历史叙述的讨论，其意在于“提议从美学的观点看历史编纂”。在这一意义上，历史叙述就像肖像画，它不是有关对象的摄影反映，却是人物风神的丰富表现。作者在《历史表现》中从“史学理论”、“历史意识”、“史学理论家”三个层次，系统讨论了历史表现理论。《历史表现》充分认识到，历史写作在满足理性的、科学的探究要求的同时，审美也是其内在固有的要素。为了恰当理解历史写作的性质，应该区分表现与描述，并且以表现概念为核心，重新来定义诸如意义、真理和指称等传统的语义学工具。 《历史表现》的目的，是要在历史研究的文学进路之铺张与实证研究之节制中间界定并探寻某种中道。这一思路导向了历史研究的一种理性主义美学，在重申历史写作的审美维度的同时，也再次肯定了历史学科之合理性。

《时代精神：历史解读与当代阐释》以时代精神为研究对象，着重从三个方面对时代精神问题进行了讨沦：在历史语境中，作为启蒙话语的意义及共变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作为一个哲学范畴的基本意涵；在当代语境中，作为现实政治话语的学术理解。《时代精神：历史解读与当代阐释》试图通过上述讨论，使当下政治话语背景中时代精神概念获得一种具有历史厚度和哲学深度的学理支撑。并为实践领域的当代中国时代精神建构确立较为充分的“合法性”依据。

《中世纪史学史》在苏联国内和国外都受到重视。这不只是因为它能代表一家之言，更主要的还因为它是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开创性著作。该书所述内容从奥古斯丁起，一直到十九世纪中期；十九世纪后半期到十月革命这部分内容，则另有莫斯科大学古特诺娃的续纂本。书中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才有详细的论述，以前的部分没作为《中世纪史学史》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