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们出版了《中国古代史学史简编》一书，由于当时出版的这类著作不多，因此出版后曾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朋友的欢迎。如今26年过去了，不仅书店里早就购买不到，就连许多图书馆也无法借到，馆藏之书也早已被借光了。因为许多借者出于需要，宁可交高出几倍的赔款，也不愿还书，久而久之，藏书自然也就没有了。因而许多青年朋友希望能够再版，对于他们的深情与信任，首先在此表示谢意！当然，原样的再版自然是不可能了，众所周知，26年来各个学科都有很大的发展，历史学科自然也不例外。况且从今天的回顾来看，那本书中有些结论显然是不太恰当，有的甚至是错误的，还有个别史料征引上有错误。所有这些，无疑都曾对读者产生过误导的作用，在此有必要向广大读者致以歉意！近几年来先后有多家出版社向我提出，希望我在此基础上写一本新的《中国古代史学史》，其中有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等。由于人民出版社最早提出，所以就答应了他们。既然有此机会，我想有必要首先在此对那本书中明显的错误列举几点，以示向读者作一公开的道歉，我觉得这是一个做学问的人应当有的责任感。在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慢慢养成了自己的行为准则，即“永远追求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并在做学问过程中，一直以此自律。每个人在做学问过程中产生一些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是免不了的，早年作品中的缺误，晚年著作中加以更正，这也是很正常的，只要自己认识到，就应当这样做，古人早就说过，学无止境。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上海市奏响了二期课改的序曲。研究性学习课程被提出后，作为转变学习方式，各学科的研究性学习也迅速兴起。由于自上而下的“跨越式”改革，照例，业界几乎没有在“为什么”上纠缠太多，就“摸石头过河”了，并不断有经验涌出。

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应人民出版社之约，我们编选了这本《外国人眼中的新中国》。新中国成立60年，是取得辉煌成就的60年，也是被外国持续研究和报道的60年。其研究之丰、报道之巨，史所罕见。这既是好事，却也给编选工作带来难度。历时半年，我们尽量从国内刊布的众多外国名人著述中，选取有权威性、科学性、时代性、代表性和可读性的篇什，并将出处一一标注于文尾，目的在于感谢有关作者、译者、编者、出版社和新闻媒体，且方便读者查询。

暨南大学汤开建教授治明清史、港澳史颇有所成。今年适逢汤教授六十华诞。先后在其门下研习的诸学生共同商议，决定编撰文集一本以示纪念，即为《西学与汉学》。《西学与汉学》主要收录汤门弟子有关中外交流史、澳门史、基督教会史等流域的论文30余篇。这些论文颇能反映汤先生所率领的富有潜力的研究阵容及其以文献和实证为特色的研究成果。《西学与汉学》的编辑出版代表着我国中外关系交流史以及澳门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实乃嘉惠学林之举。

千古之绝作《史记》纵述三千多年历史。《细读史家经典200句：《史记》的明镜之鉴》集腋其经典名句200句。读此书，《史记》所蕴涵的千年　智慧便可以了然于胸，让我们以史为鉴来把脉现时代。《细读史家经典200句：《史记》的明镜之鉴》查证诸多古注今释资料，旁征博引了深入浅出，又通过讲故事、图解的方式对《史记》的经典名句加以解析，让您在200句内通晓一本智慧经典。读《史记》，悟兴衰之道，明进退之度，知福祸之由。

《好学深思 心知其意：司马迁二十讲》根据作者多年的教学积累而成，系统研究了司马迁其人，史记的成书和对后世的影响。《好学深思 心知其意：司马迁二十讲》内容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有较强的可读性。

《中国史学发微》汇集作者有关中国历史、史学和中国文化精神等方面的演讲与杂论，既对中国史学之本体、中国历史之精神，乃至中国文化要义、中国教育思想史等做了高屋建瓴、体大思精的概论；又融会贯通地对中国史学中的“文与质”、中国历史人物、历史与人生等具体而微的方面做了细致而体贴的发疏。

《给历史把脉之疑难杂案》把的是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疑难命脉。全书分“权力的迷雾”、“历史的过客”、“茫然的归宿”三个部分，通过对人物、事件和器物疑点悬案的重新解读和另类挖掘，解答看似没有结果，实际关系中国历史深层意义的问题。书中内容包括美女西施、陈圆圆、赛金花等人的芳踪问题，有青年诸葛亮的婚姻之路，有末路李秀成的动摇，还有在历史深处闪闪发光的传国玉玺……

二十四史是我国古代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它的内容非常广泛，涵盖了历代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科技等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清代以前中华文明的百科全书。《二十四史精华》是二十四史的各史名篇的精选，内容十分丰富，可以使读者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更丰富的知识的积累、思想的启迪以及阅读的愉阅。

面对“六十年的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恐怕没有人不会击节赞叹。但笔者感到，不要让这种“辉煌成就”遮蔽了此间前后三十年存在的那条鸿沟。从“士农社会”走向“工商社会”，是近三十年间所发生的最深刻变化。——岂止是变化，毋宁是变局！岂止是近三十年，毋宁是近三千年！近三千年来，特别是秦汉以来，中国一直处在士农社会之中，“重农轻商”、“崇本抑末”、“盐铁官营”，是历久不变的基本国策，中华民族辉煌的经商才赋就这样在两千多年间付诸东流。这种“轻商”、“抑末”的行为，在三十多年前的“文革”中登峰造极，发展成“灭商”、“毁末”：一切官营官办，连针头线脑、鸡毛蒜皮也要由官商经营，个体的小商小贩一律变成必须割掉的“资本主义尾巴”，调剂余缺的跨地区长途贩运，则以“投机倒把罪”论处！之所以如此的观念前提是：商品（市场）经济不如小农经济好，工商社会不如农业社会好，城里人不如乡下人好，……。看得出来，“文革”据以发动和延续的观念是一种与世界潮流人类大势工商文明对着干的反动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