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部内容涉及国内外汉学研究、海外汉学家等方面的学术论文集，是国内外汉学学者学术交流的平台。由北京语言大学从事多年汉学书系主编工作的阎纯德教授主编，综合国内外著名学者以及领域内的新秀们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关于不同国别的汉学研究历史述略、海外汉学家生平及研究成果、海外图书馆藏图藏书等方面。全书分有不同版块，如维也纳论坛、春秋论坛、法国汉学研究专辑、美国汉学研究、俄国汉学研究、日本汉学（中国学）研究、春秋论坛、中国典籍传播研究等主题部分，汇集了汉学研究领域比较前沿的成果。

本书尝试在搜集现有历史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对毛塔援助项目现场的调研和访谈所得的资料，试图勾勒出中国对毛塔援助的真实立体图景，尽可能还原一个全面、真实的中国对毛塔的援助图景，尽力为中毛关系保留下未来可资借鉴的若干史料。

《历史综合法》为华东师范大学李孝迁主编之“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之一，由马少甫教授翻译。《历史综合法》是白俄罗斯噶邦福教授的英文名著。全书并汇编了噶氏四篇文章，分别为《古代和现代问题》《满洲的中俄关系》《南美人的亚洲棋院》《书评一篇》，力图通过不同视角，全面呈现噶邦福教授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基本面貌。噶邦福（J.J.Gapanovitch）教授是白俄人，毕业于圣彼得堡大学，那是当时俄国最好的大学，他的老师罗斯托夫采夫是世界古代史教授，《历史综合法》是其以英文撰写的代表作之一。他曾是四五十年代西南联大历史系的外聘教授。马少甫教授的翻译语言流畅，精确、专业而不枯燥，可谓“信、达、雅”一范例。

《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对中国古代村落的产生、早期村落的形态、村落形态的演进规律、村落的外在空间结构等方面做了认真、系统的分析研究，在村落的发生、村落与王朝运转的关系、村落的类型划分与形态进展、村落内部的组织权力结构等很多方面都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对于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的框架体系与理论体系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是国内首部对中国古代村落发展史做整体研究的专著。

《稗说》抄本是目前海内外仅存的珍贵中国古籍。《稗说》的作者宋起凤，字来仪，号紫庭，一号觉庵，直隶广平人，曾侨居河北沧州。他曾考取过负责刑名的推官，清顺治六年（1649年）任灵丘知县，主修《灵丘县志》，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付梓。据民国《沧州县志》：“宋起凤，字来仪。博学能文，由孝廉考授推官。顺治己丑（1649年），改调山西灵邱令，多善政。寻擢广东罗定知州，抚恤民猺三载，众建祠以记。旋定内艰（母丧）归，罗民诣大府乞留，环跪戟辕竞日，允其请，起凤坚辞不可夺。罗民泣送千余里。康熙十八年（1679年）举博学鸿词，郝维讷两遣使至，皆不应。晚好游，足迹几遍天下，所著诗说、杂记甚多。”这里是说，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皇帝决定举行博学鸿词科，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员，在外督抚布按官员举荐人员参加，考取者授以侍读、侍讲、编修、检讨等职，并入“明史馆”纂修《明史》。郝维讷是顺治四年（1647年）进士，历任工、刑、礼、户、吏五部尚书，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卒，谥恭定。以郝维讷这样的朝廷重臣亲自举荐，宋起凤居然两次拒绝，可见其已决意不再为宦。宋起凤素有文名，除博览群书以外，还交友四处游历，人称他“足迹儿遍天下”，虽不免夸张，但也接近事实。他的著述甚丰，据说有七十余部，《稗说》就是其中一部。该书写作始于康熙壬子（1672年）秋初，成于次岁癸丑（1673年）秋末，大约一年的时间。全书共四卷，记一百五十事，总计七万余字。由于作者本人经历了明清鼎革之际的动乱，所以知闻甚多，本书主要记载了明代掌故和朝野遗闻。他自称写作时“鸡鸣风雨之时，得之良多，聊以排余客游穷愁之感，非所计工拙也”。实际上，本书内容丰富翔实，史料丰富，常有一般笔记所不载者。例如他记紫禁城东北有专供皇帝和六宫使用的粮食粮囤，俗称天堆；太液池的三台，这是其他笔记，甚至明朝宫内太监刘若愚《酌中志》所未载的内容。另外，由于作者和宫内太监的特殊关系，得以进入宫内，所以对于明朝宫内活动的介绍也十分细微，这对于研究明代北京史也是很难得的。鉴于本书的珍贵史料价值，为了推动北京史研究的进行，于德源在周绍泉、赵鹏洋先生标点本的基础上，将本书加以校注，以飨读者。

《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共三编八册，汇集了作者六十年来讨论中国历代学术思想而未收入各专著的单篇散论，为作者1976-1979年时自编。上编（1-2册）自上古至先秦，中编（3-4册）自两汉至隋唐五代，下编（5-8册）自两宋迄晚清民国。全书探源溯流，阐幽发微，颇多学术创辟，系统而真切地勾勒了中国几千年学术思想之脉络全景。本册迄春秋，共收论文7篇。首先推论中国上古之时北方农作物及山居情况，详密考索华夏先民的基本生存境遇。再论周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意义，探求《诗经》的源流意蕴，考辨《西周书》之文体，发明《易经》之旨趣，皆援史证经，多发前人所未发。最后引经据史，以春秋时代人的行为事例验证中国文化之特殊性——道德精神，深细剖揭民族文化之生命内涵。 第一册：全书探源溯流，阐幽发微，颇多学术创辟，系统而真切地勾勒了中国几千年学术思想之脉络全景。本册迄春秋，共收论文7篇。首先推论中国上古之时北方农作物及山居情况，详密考索华夏先民的基本生存境遇。再论周公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与意义，探求《诗经》的源流意蕴，考辨《西周书》之文体，发明《易经》之旨趣，皆援史证经，多发前人所未发。最后引经据史，以春秋时代人的行为事例验证中国文化之特殊性——道德精神，深细剖揭民族文化之生命内涵。 第二册：全书探源溯流，阐幽发微，颇多学术创辟，系统而真切地勾勒了中国几千年学术思想之脉络全景。本册上起孔子，下至秦代，对儒道墨名四家思想，其内容之异同出入，其年代之先后递变，均有精确分析和详密考订；对于古今聚讼之问题，如《易传》与《小戴礼记》诸篇之融会儒道，《大学》《中庸》两篇中所未经阐发之新义，也有独到见解和圆通论定。几篇论析名墨内涵及其传承衍变关系的文章也值得注意，如对《墨经》和墨学晚期吸取儒道后思想之变化的分析，对惠施、公孙龙之间的内部分歧及与西方逻辑学的异同等的论述，也深入浅出，独辟蹊径。 第三册：本册上起两汉，下至南北朝，收文12篇。其重点，一在论本时代的文学，认为建安文学体现了“纯文学独立价值之觉醒”，为中国文学之转折点，并溯源穷流，分析自《诗经》以下至两汉文学的功能性和非独立性，而以《昭明文选》为其主要题材。一在论东汉以下之门第，分析魏晋南北朝的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的关系，举凡当时门第在政治社会上，在学术思想上，在诗文艺术上，在有关中国文化传统之种种关系上的反应和影响，莫不有所阐述，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其他尚有根据陆贾《新语》，推求秦汉之际之学术；考释“太史公”及司马迁生年；论析《列女传》中的中国道德精神；根据稀见材料，编为葛洪年谱，以揭破神仙家言之传说等。 第四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四）》专论隋唐部分，重点论析唐代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两大贡献——古文运动和禅宗，及一些关键人物，如王通、韩愈、柳宗元、六祖惠能等，通过上溯魏晋下究宋明，透彻地点出了中国学术思想转变之大关键所在。 第五册：《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专论两宋之部。作者把宋学分成三期，初期以胡瑗、孙复、欧阳修、范仲淹和王安石为代表，注重明体达用和道德文章，气象阔大；第二期以周敦颐、邵庸、张载、程颐、程颢为代表，是正统理学的形成期；第三期以朱熹、陆九渊为代表，前者“和合一切”，后者则“扫荡一切”。《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五）》循此线索，对两宋时期的思想大家与重要著作或做精细分辨，或做简要述评，既在自孔孟、《易》《庸》、二程、朱陆的整个儒学系统中分辨其传承异同和思想衍变；又从受儒释道多方影响的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对两宋儒学的形成、抱负和特质做了中肯而精当的点评。 第六册：本册专论宋以后之学术，含有元一代，以迄明初。其黄东发、王深宁、吴草庐三家学述，叙朱学之流衍，可见元初学术思想之大概。《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正续编，举诸家诗文，以证明初诸文臣留恋故朝旧阙，怯于进而勇于退。作者由文论史，抉隐发微，含蓄地批评了这些元遗民缺乏夷夏之辨和民族意识。《金元统治下之新道教》一文对以王重阳和邱处机为代表的新道教（全真教）的历史成因及其三教合一、阳道阴儒的思想实质有很深刻的论述，极有助于我们了解元朝复杂的思想状况。《理学与艺术》一文，则专举绘画一事，以发明学术思想与艺术之相互关系，可为研究中国艺术史者启一新途。 第七册：本册专论明代之理学思想，以阳明学为中心。全书始于朱子学在明初之流衍的考察，其次则对程敏政和罗整庵两位重要的朱学传宗发微探幽，洞察到理学自身的发展及由理学向心学转变的迹象。阳明学及王门后学为该书的核心，作者对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形成、衍变及其内在矛盾都有很独到的辨析；对王学的流变，尤其是以王龙溪和罗念庵为代表的浙中和江右王门思想之歧异也有很中肯的论述。而对晚明以顾宪成、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力避王门后学之流弊，倡导由王返朱，高扬实学和事功也做了极有价值的分疏。全书以时间为经，以人物及其思想为纬，提要勾玄地梳理了明代思想变化的脉络。编末附《朱子学流衍韩国考》一文，详论韩国理学重镇李退溪、李栗谷、宋尤庵、韩南塘四人，以见出宋明理学对韩国以及周边国家广泛而深入的影响。 第八册：本册专论有清一代。作者为治清代学术思想史的名家，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影响很大。本册各篇虽写作时间跨度很大，但多为《学术史》后之作，因此某种程度上是对该书的补充增订。作者四十年代还写过一部专著《清儒学案》，惜在抗战中沉埋江底。《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收录了1942年发表的《（清儒学案）序》，由此可略窥作者当年的写作理路，殊为难得。

有关立宪运动的史料相当丰富，内容广泛。它包含一历史档案馆与全国各地档案馆、图书馆所藏的各种未刊档案和私人档案、已刊的档案及官方文书、大量报刊、清朝官员的著述和有关人物的著述、往来文稿、师友书札、日记、笔记、电稿、年谱、回忆录、各立宪团体所发表的文件、会议记录、各种宪政宣传资料等。

为回应当前颇受关注的史学研究“碎片化”讨论，作者从自身对史学研究范式理解的角度，将自己多年的文章按照“发现历史”的路径进行分类整理，即“在中国发现历史”“在世界发现中国历史”“在中国发现世界历史”，从而连缀成这本论文集。作者希望通过这本论文集中诸篇文章的论说表明自己对史学特征与使命的认识和态度，探讨史学的意义之所在，即历史学应是整体的、丰满的，充满对人、事、物与时空的论说与阐释，自有其体系特征。《发现历史：范式转换与路径选择》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对于学界讨论和学术研究均有助推作用。

近代击败中国的西方，起初引起中国人的反思，是他们的器械精良、武力强大。而郭嵩焘的时代特殊性，则在于他指出了中西胜负不仅由于器的良窳，更由于道的得失；中西对抗不仅关乎力量的抗衡，更是文明的竞争。这可以说是中国人开始从文明层面认识西方的时代思潮的转捩点。而通过对郭嵩焘生平与思想的梳理，我们会发现他的独特眼光不仅从认识、观察西方中来，更来源于中国人自己内在思路的转变。郭嵩焘坚持“道”是普适的，力图消除中西二分的隔阂，去理解西方、理解文明。后世的新旧、中西之争，恰是他开启的新思路延续和变异的结果。拟申报后期资助或北京社科。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代文学*成就的代表之一。苏轼的文学思想与欧阳修一脉相承。他的诗现存两千七百余首，深刻的人生思考和旷达的处事态度，在他的诗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还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了词的领域，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并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派。苏轼的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他提倡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和生动性，反对千篇一律的统一文风。本书收录了苏轼优秀的诗、词、文，精心编著，并附以注释、译文及精美插图，定会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