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知识界是何时开始以这些特定的术语思考过去的呢？在《过去的诞生》中，扎卡里·席夫曼提供了一个有力而引人人胜的答案。他用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探究西方保存和想象过去方式的历史，具体体现在一系列现已成经典的文章、其对法国历史思想的研究，以及一本富有预见的合著中。他的作品对其同事和年轻学者产生了深刻影响——譬如，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家安·布莱尔对信息管理史的研究就是从阅读席夫曼的一篇文章开始的。其思路清晰、行文简洁，即便在同行专家中都广受欢迎。

《新史学》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着眼于从方法论角度把握史学发展的前沿，努力探索史学创新的道路。本书是第12卷，以“量化史学”为主题，内容涉及量化历史研究新趋势、先秦时期国家形成与官僚化、晚清国家能力衰退与灾害赈济体系转型、清代命盗重案的特征、清人年寿问题、1910年四川城镇人口问题、首届“中研院”自然科学类与人文社会科学类院士的家庭和教育背景对比、“朱子授礼”问题及日本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关系影响因素。

《赵必振译文集·历史卷》，收入的历史著作，有数本是1902年至1903年间由广智书局推出的日本人北村三郎著、赵必振译的“史学小丛书”中的亡国史，包括《西里西亚巴比伦史》《土耳机史》《亚剌伯史》《埃及史》《腓尼西亚史》等。

　　？？ 本书从“人的行为”出发，将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的全体成员划分为三大社会集团：政权（集团）、资本（集团）与民众（集团）。据此，一个社会（或一个国家）一步一步由历史走向未来的过程就可以描述为这三大社会集团不断演变及互动的过程。 ？？ 基于这一新颖思路，本书重新梳理了东西方数千年的历史进程，揭示了东西方社会治理体系演进的不同逻辑。自中世纪以来，以资本为中心始终是西方社会治理体系演进的基本逻辑，直到今天的资本主义。而自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则大致秉承着以民众为中心的逻辑演进，直到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对于今天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本书简洁而不失严谨地论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此消彼长”；如此一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就是不言自明的了。至于中美大国博弈，则被概括为“‘世界工厂’与‘世界钱庄’的互动”；寥寥数语，意境悠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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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毓黻先生是20世纪上半叶卓有成就的历史学家，尤以研究东北史而著称。他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撰写的《中国史学史》，不仅是他本人研究著述的代表作，亦是中国史学史研究开创时期极为重要、极具影响的代表作。该书从出版迄今，多次再版重印，足见其在中国现代史学史、学术目前影响之大、地位之重。今将其手稿影印出版，可再现先生撰写修改之印迹，从而可见先生在写作过程中的心境及思考轨迹，而且相较铅印出版之书，某些内容文字差异、修改痕迹或对今天进一步深入研究金毓黻学术思想、中国史学史具有某些学术上的参考与启发。本书四色影印，一千余页，再现手迹原貌！

本书通过对清季民初之时历史教科书的分析研讨，弥补一些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完善现有研究。具体做法是从个案入手，逐一讨论清季历史教科书与线性历史观的构建、清季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清史叙述、清季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国耻”话语和“亡国”话语、清季民初历史教科书对于戊戌维新及康有为的书写、清季民国历史教科书编纂所依据的课程标准的变迁等重要问题，力求通过这样的努力，进一步提升教科书的研究水准，扩展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领域，丰富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内容，并希冀由此引发更多、更深入的思考和讨论。

本书是专门译介国外欧亚内陆史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目的是通过精通各类外语的专业译者的努力，为国内相关学者提供国际学术界在该领域所发表的重要文献和最新成果。本辑为第五辑，收录的译文有：《隐藏在罗马和中国史籍中的“贵霜—萨珊王朝”》、《哈萨克斯坦东南部铁器时代塞人—乌孙时期的农牧经济和环境研究》、《阿穆尔河（黑龙江）沿岸地区阿尔哈拉河岩画中的早期女真文书》等。

谬误问题是逻辑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这一问题在世界逻辑思想起源的三大体系中均有所体现。在中国古代谬误思想中，尤以先秦时期的谬误思想贡献卓著且成果丰硕，具有显著的中国古代逻辑特色。本书以先秦时期的谬误思想为研究对象，对先秦谬误思想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揭示其历史发展脉络，并通过与西方谬误思想的比较分析，明确先秦谬误思想的特点；同时运用当代谬误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视角挖掘其合理的思想价值。

《中国历史研究院集刊》是由中国历史研究院主办，历史研究杂志社编辑出版的集刊，主要刊发史学理论和史学史、中国史、世界史、考古学等方面的优秀学术成果。本辑为第2辑，收录了6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