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第二级台地上的太行山西侧，有一个以“山西”为名号的省份。其名称之缘起，即因位于太行山西侧而得之。山西是今名，其古称曰“河东”，因位于黄河之东而得之。山西古今名称缘起的这一山一河，非比寻常。太行山是中华民族的脊骨、中华大厦的栋梁。黄河则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和中华文化的徽号、旗帜与图腾。山西古今名称之演变，系因国都的改变而改变。黄河文明鼎盛期的国都在长安，黄河乃其东部屏障，斯省所在之地域因而称名“河东”；海洋文明勃兴期的国都定位北京，太行山乃其西部屏障，故斯地名之日“山西”。山西其地是中国都城的左辅或右弼，因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十分重要。正因为如此，斯地因而富含了绵远悠长的历史、丰硕厚重的文化和魅力无穷的风韵。我们说“表里山河看山西”，就是说要透过山西的“表”和“里”看山西的历史、看山西的文化、看山西的风韵。此处所谓“表”者，是形成山西外围的太行山、黄河与塞外长城，“里”则是山西其地的河流山川与文物风情。清代著名学者顾祖禹对此有十分精彩的表述：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箠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这一段话概括地勾勒出一幅山西全境雄关险隘、襟山带河的水陆形胜图，令人发思古之幽情，平添感慨。山西文化和旅游资源之板块划分，方法非止一端，但总会产生重叠或遗漏而有失偏颇。作太行、黄河、长城之三大板块划分，既科学精准，又于史有据，可谓是“表里山河看山西”之全息彰显也。

本书作者以《资治通鉴》为底本，以现代白话重新叙述从战国到五代期间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同时以柏杨等各家解读评点为参照，既肯定前人的客观评价，同时发表自己的见解，使读者更加轻松、准确把握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正确看待人物的是非功过。 本书保留原著精华，关系国家兴衰、生民休戚，既包含谋略奇计、忠孝节义、成败得失，也包括成语典故、趣事逸闻，记载有龙凤、天文异象，每个故事栩栩如生，读起来，可以增长智慧，或发人深省，或引为戒镜，正如司马光所说，善可为法，恶可为戒。

《明清政争与人物探实》共分7章，收录33篇文章，另有3篇附录及1篇后记。本书系作者已发表学术论文的选编，主题为明清政治史和人物研究。作者认为明代政争十分激烈，南北两大地主集团的利益冲突是其集中表现，第一、二、三章分别从经济史和政治史两方面，挖掘政争的根源、发展脉络，通过具体的人物与事件，以小见大。第四、五、六章着重探讨对明末清初的政治人物袁崇焕、多尔衮的历史评价、明代海防与海外贸易的关系以及与之有关的历史事件。第七章分析明清史家与史书的特点与价值。总体而言，这些论文考证扎实，注意综合运用官书、笔记、日记以及李氏朝鲜史料，集中体现了郑克晟先生的治学成果。

仓储，是国家粮食管理的重要内容。我国以农业立国，五千年来一直重视粮食物资的存储，古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即指出了仓储的重要性。然而，在我国历代仓制的研究中，秦仓储制度曾囿于史料有限，相关研究较难开展。近几十年来，秦简牍的陆续发现和刊布，提供了大批珍贵的史料，也为秦仓制的研究提供了契机。　本书以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岳麓秦简等多批材料中所见的仓储史料为研究对象，同时综合简帛学、文献学、文字学、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在系统整理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对秦仓设置、禀食管理、安全管理、人员管理、考课管理等制度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专题研究。　本书适合简牍学、中国古代史、古文字学等相关方向的研究者阅读和参考。

本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援引丰富的汉晋资料，论证东晋当权士族既有限制皇权、维护士族统治的倾向，又有加强皇权、削弱士族的倾向。即：自东汉以降，士人与士族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甚至荣辱与共，因此士族的代表人物不能不致力于保护家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士族利益又与皇族利益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共生关系。

《中国社会史》是吕先生的重要史学论著之一。全书以农工商业、财产、钱币等十八个讲题为经，以时间为纬，对我国历史上重要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作了深入而系统概括的论述，历来是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重要参考专著。其所论述的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及各项制度，大都从远古社会一直叙述到民国时代，也就是作者生活和写作的现当代，具有通贯古今、追溯源流、详其流变的特点。

本书围绕清朝获取准噶尔情报的活动，选编并翻译了雍正与乾隆两朝的相关满文奏折。清朝从阿尔泰、巴里坤前线，不断在收取准噶尔新情报，且其数量和内容非常密集和紧要。编译者从《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中选取了比较有价值、有意义，有利于清史研究者了解清朝准噶尔政策的篇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编译者掌握了包括满文、蒙古文等在内的多种少数民族文字，填补了学术界因难以使用满文、蒙古文资料而造成的研究空白，为相关学科学者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参考资料。

本书通过秦封泥所涉及的相关职官等记载，结合出土秦文字资料，对秦国职官名称、职责和层级等做自上而下、细致严谨的分析，研究和解读秦国行政结构，一窥秦国官制体系的变化及历史概貌，探究秦国政治统治的运作模式，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秦国的政治文化。

英华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是近代来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因其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及中国基督教史上的重要地位，受 到国内外学术界关注。虽然学界在英华书院研究上取得了一些颇具意义的成果，但不足也是极为明显的：一是已有研究几乎全部多集中于马六甲办学时期，对英华书院香港办学时期 （1843-1873）鲜有论及；二是对英华书院如何促进基督教中国本色化探究较少；三是对英华书院如何促进英国乃至西方汉学发展缺乏系统梳理。鉴于此，本书从文化交流视 阈对英华书院进行全景式、全时段研究，揭示其在中国教会学校史、中国基督教史、西方汉学史乃至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

乾嘉时期是清代朴学（考据学）全盛时期，代表着一个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乾嘉朴学家礼乐思想研究/中国音乐学院博士文库》涉及的江永、汪炬、戴震、凌廷堪等儒者在精通考据的基础上皆有思想义理的创见。乾嘉时期的音乐学术成果丰富、音乐思想有独特价值，礼乐问题在乾嘉时期有着不同于前世的自身特色，在知识考订和思想建构两个方面均呈现值得重视的学术文化状态。之所以选择这几位乾嘉学者作为具体研究对象，当然是因为他们有礼乐思想发表，清代经生论乐著作极多，其中有许多礼乐言说。作者涉及的乾嘉学者江永、汪烜、戴震、凌廷堪等人，都是徽州学派考据家，学脉上有继承关系，他们的礼乐思想自有这个时代的特点，徽派学术有“分析条理，皆全密严琛，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的风格，也反映出《乾嘉朴学家礼乐思想研究/中国音乐学院博士文库》作者对学术地域化问题的关注，作为“程朱阙里”“东南邹鲁”且有大量学术著作的徽州尤应为音乐学者特别加以关注。《乾嘉朴学家礼乐思想研究/中国音乐学院博士文库》将研究主题限定在礼乐和礼乐思想领域，不光是为了使问题探讨更集中、更深入，而主要是因为礼乐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和主干，更是儒家音乐思想的核心价值，礼乐现象的背后是非常丰富而重要的礼乐思想，主题限定在礼乐思想可以深入观察礼乐的内涵及变迁情况，看其在清代乾嘉时期的思想面貌，进而说明礼乐及其思想义理的发展流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