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三家谈》选取了这三位大师各一篇国学名著，章太炎的《国学略说》、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和鲁迅的《汉文学史纲要》。《国学略说》是根据章太炎先生于1935年9月在章氏国学讲习会上的讲学记录整理而成的，是章太炎先生晚年总结其一生研治国学的治学心得的结晶，内容系统全面，分析力透纸背，行文古雅畅达，引证宏富详博，集章氏毕生国学功力于此书，不仅是国学入门的最佳导引之书，也是了解和研究章氏国学思想演进的极好的参考。《清代学术概论》成书于1920年，本来是梁启超应友人蒋方震之约为其所撰写的《欧洲文艺复兴史》所写的序言，写完后，其字数竟与原书相当，于是梁启超将它单独作为一部著作出版，并反过来向蒋方震求序。此书系梁启超在短短十五日内一气呵成，内容丰富精炼，结构完整宏大，成为近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该书总结自明清之际到20世纪初年学术思想的演变轨迹，是一部历来备受学者赞誉的学术名著。《汉文学史纲要》是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原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同一课程时又曾使用此教材，改题为《古代汉文学史纲要》。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时才以《汉文学史纲要》为书名。鲁迅这部文学史的独创性首先表现在对传统旧说的突破，其次还在于他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所论作家作品作出了一语破的的评价，至今还被一些学者广泛运用，并已成为定论。比如他对司马迁《史记》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现在人们研究《史记》时还常常引用鲁迅先生的这个评价。现代国学大师还有很多，闪耀着耀眼的思想光芒的国学作品也有很多，但限于篇幅，我们只能遗憾地挂一漏万了。我们唯一的祈望就是，读者朋友们通过阅读由我们的眼光选编的国学大师作品，不仅能够对这些国学大师的思想和才识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也能够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国学传统有一个粗略的感受和认识。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我们就心满意足了。和大师对话，你会获得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让我们开始吧！

学以致用。研究为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这是写作本书的目的。瞄准保山文化产业发展实际，探讨发展对策，将理论研究与文化产业探索结合起来。突破侧重于历史考古的保山文化研究倾向，开拓保山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这是本专著的总体特色。立足于保山文化产业的发展需要。探讨保山文化的产业建构思想。以不同的学科视角审视保山文化产业的发展现状及对策，并提出学科研究对象的知识镜理论、系统论文化产业结构层次体系论、民族文化博弈论、地方文化形象体系整体营销论、旅游产业辐射功能论、宗教文物保护责任管理模式论等具有一定创新价值的相关理论。

武当山作为道教武当派和内家拳的发源地，位居中国道教四大名山之首，历史文化遗存非常丰富，其古建筑群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武当文化是经过道教精神陶铸过的人类活动及其创造物的积淀，是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本书对武当文化的地理背景和基本精神、道教发展史、建筑艺术、斋醮科仪与音乐、神仙信仰与美术、武当武术、山水文学、朝山进香民俗等进行了较系统的梳理和阐释，不仅为武当文化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也为今天武当山文物保护和文化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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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图片上千幅和精彩的解说词，形象地展示客家民系千年间五次大迁徙及百多年里的六次崛起的历史。自2004年始至2005年底，谭元亨参事率一批博士、硕士为博物馆编写、制作历史地图及拍摄大量人文历史图片达数以千计，解说词50余万字。2007年部分文图编纂为大型历史画册《客家图志》。

《苏州精神：“三大法宝”的价值与升华》由中共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王荣主编。中共苏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徐国强同志对全书的编写工作作了全面部署和具体指导。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主席高志罡同志负责全书编写的组织工作。《苏州精神：“三大法宝”的价值与升华》各章的作者为，导论：高峰；第一章：方世南、杨余春；第二章：朱兴华、钱梁斌；第三章：周鸣、吴忠；第四章：崔广全；第五章：夏永祥、张宇炜；第六章：任平；结束语：吴建厂。方世南修改了第二章。任平对全书作了修改和统稿。全书由王荣同志最后审定。苏州社科界有关专家学者在编写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和建议，苏州市所辖各市、区委宣传部及苏州大学出版社给予了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文化浪荡者”潘国灵近年来踏着细碎的脚步，游走于香港的大路小路，弯路直路，以迷失而又清醒、投入而又疏离的目光看着这座城市，更把晃动的城市众生相一一记录、沉淀，穿梭于理论与实践之间。全书自编自拍自写，分为三个部分：“都市浪游篇”从“浪游文化之父”本雅明说起，构筑阅读城市的理论起点，漫谈城市空间和景观；“文化权力篇”以轻松的笔调分析了性与隐喻、集体记忆等包围我们生活的微观政治问题；“流行主义篇”解构年轻人文化、消费主义、流行符号，丰富多彩。全书是一部鲜活的城市学，看我们看不见的城市。

今天的扬州．在“古代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这一方针指导下，文化事业呈现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态势。古城和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卓有成效，双博馆（扬州博物馆、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体育公园等文化设施成为扬城新地标，各种专业和群众性文化活动蓬勃开展，文化研究的热潮正在出现。“扬城无处不谈文”成为新风尚。

《天津历史与文化》是由我市高校编辑的第一部乡土教材，该书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广泛涉猎天津历史变迁、社会变革、工业经济、商贸金融、教育科学、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全面反映了天津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内容丰富，史料翔实，观点鲜明，是一部供青年学子鉴古知今、读史明志的好书，对于激励全市人民更加热爱天津、建设天津、发展天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希望学校和广大教师以该书出版为契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教书育人、服务社会为己任，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教学与科研成果，为实现天津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率先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台湾原住民这个特殊的群体在台湾社会有着独特的历史地位，影响力不容小觑。近年来，出于选举和政治上的各种考虑，台湾当局的原住民行政管理部门和立法部门对原住民事务越来越重视，越来越用心和细心，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无论从“立法”、原乡土地流转的限制、特殊预算的编列、各种保护区和文化园区的设立、都会区原住民就业的辅导、原乡基础设施的建设、原住民特色文化的保护和重建等方面，都逐步取得一些看得见的进展。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太多，问题太过严重，原住民人口基数太低，生存状态过于脆弱，目前这些常规的建设和保护措施有些杯水车薪。随着金融和经济危机下的台湾财政状况的持续恶化，用于原住民事务的预算很难维系。如果没有特殊的强力干预，也许再经过几十年两三代人，原住民特别是一些人口稀少的平地原住民的民族特性，将可能只会存在于书本里和博物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