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良渚文化与华夏文明的关系展开全方位研究。作者对良渚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分期与年代、分布区域与神态环境等问题做了介绍，总结了良渚文化的文明成就，分析了华夏文明中的良渚文化因素，并深入探讨了良渚文化因素融入华夏文明的途经。作者认为，多元一统的中华文化究竟有多少源头，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

民俗是戏曲形成、发展的土壤，戏曲是民俗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粤剧素有“南国红豆”美誉，又称“广府大戏”，是广府地区第一大剧种，并流播于两广、港澳及海外有广府华人居住之处。粤剧由多种外来戏曲声腔与广府本土艺术形式不断融合丰富而成，身上烙刻着广府文化的地方印记、流淌着广府文化的历史血脉。 本书从外来声腔南来入粤到本地班出现，从粤剧改良到进入城市戏院，为粤剧进行了文化寻宗；从粤西“年例”到粤剧“福地”，探寻了粤剧在广府民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此同时，本书还追踪了粤剧在两广、港澳地区和旧上海的流播与轨迹，以及粤剧在东南亚、北美的海外传播与广府移民间的渊源；剖析了粤剧与民间曲艺、广东音乐、南派武术间的互动关联，书写了用一方水土所培育出的一方戏。

《闽文化的多元传播》为论文汇编，所收录的是《闽江学院学报》“闽文化研究”栏目2016-2018年所发表的文章，共计31篇。此次编辑出版的文章包括福建的华侨文化、文学、朱子学、书院文化、方言及文化产业开发等方面，既有对传统文献的进一步挖掘研究，也有对福建名人及其著作的深入探析，并进一步延伸至福建文化的对外交流及现代文化产业的建设，涉及了福建文化研究的方方面面，有助于推动闽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秦腔流传西北大地，展现西部风情，其传播区域叠加于古老的丝绸之路之上，融汇东西文化充分交融的因子，中西合璧，活力四射。 秦腔又属梆子腔，是中国戏曲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在中国戏曲的发展、形成过程中起到重大推动作用，而这一切，正与它处在东西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丝绸之路上具有紧密联系。它的出现与流传，既是丝路文化的产物，又是中国戏曲本身包容性的具体体现。

本书是陈平原关于自己“都市研究”的文章结集。虽然他自谦“创造无力”，但其对将城市作为学术话题，却是“提倡有心”。他围绕北京、西安、开封、香港等充满历史纠葛和文化积淀的城市，或追问鲁迅的西安之行为什么没有写出《杨贵妃》，或探究张长弓父子的开封书写，或揭示叶灵凤、李欧梵两代香港文化人士的悠扬记忆……总之，在论文衡史中纵论古今，在都市现状中建言献策，宏观中，颇见他奉行的“人间情怀”。

中原俗曲作为中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概念本身产生较晚，但由于它的客观存在以及与传统音乐文化较直接的承传性，从而有着重要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本书对中原俗曲文化的形成进行了细致剖析，并对其整体性风貌做了全面梳理，同时对锣戏的历史、艺术特征和价值进行了整体性呈现。作者通过对该剧种的形成时间、流布地区、戏曲班社、音乐本体、表演艺术和剧目文本等多方面的梳理，具体分析了其独特性的根源，以便让读者对中原俗曲文化有一个具体、客观的了解和认识。

《记忆北京》一书收录了作者关于北京的文化随笔共计二十五篇。作者身为岭南人，却是最早呼吁建立“北京学”的学者，并在北大开设“北京文化研究”专题课，主持相关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主编“北京读本”，指导北京研究方向的博士和硕士论文，游走于书斋与社会关怀之间，以诸多实际行动为依托，试图借由文人的情怀和底蕴、学者严谨扎实的治学功底，用想象和记忆的碎片来重构一个精神的古都。

作为海派文化的一颗璀璨明珠，沪剧的发展始终和申城的历史变迁紧密相关。当上海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江南小镇时，早期沪剧就在它的四周乡镇孕育形成。开埠伊始，艺人们逐渐进入城区，先后把它改名为“本滩”和“申曲”。从街头卖艺、茶楼坐唱，到跻身于当时竞相开办的各种游乐场和剧场，沪剧的发展轨迹和城市面貌的历史变迁大体吻合。沪剧也因此被称为“上海活的文化记忆”和“艺术名片”。

本书以“推动长三角非遗的一体化保护与发展”为主题，梳理了2019年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方面取得的经验与面临的问题。本书尝试了邀请媒体人、传承人与学者共同探讨非遗保护问题的新方法，对镇江大运河非遗文化、杭州小热昏、德清防风氏神话资源等长三角非遗案例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媒体在国家政策、专家学者、非遗传人和广大非遗爱好者之间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的观点。本书还对海派“孵茶馆”习俗、海派评弹艺术、海派工艺美术、筷子制作技艺等案例进行了分析，对上海高等学校非遗传承的实践进行了总结，对非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路径进行了探讨，并考察了越南水上木偶戏、印尼皮影戏、法国格拉斯天然香水三项域外非遗。本书认为未来长三角非遗一体化会沿着两个方向发展：长三角区域非遗项目与资源的整合，长三角区域内部不同非遗文化圈的联动。

本书是国内首部专门研究汉剧与汉派文化的著作。在充分掌握文献史料的基础上，作者系统考述了汉剧在武汉及其周边孕育与形成的历史，还原了清末民国年间汉剧“四派归一”的繁荣景象，揭示了武汉近代都市化进程中汉剧在演出场所、舞台表演和伶人组织管理方面的变革。 本书还从“人”的视角观察艺人、观众在汉剧与汉派文化互动关系中的独特意义，重点考察了清末民初大批进城汉剧艺人的本地化，以及汉剧科班对汉剧艺人的培养情况。汉剧票友、票社与汉剧名角的双向交流，汉剧艺人在武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作为和表现，都诠释了汉剧与武汉及汉派文化之间的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