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山文化简明读本》是台州市“台州山海文化传统及其当代价值研究创新团队”研究成果之一，也是浙江省社科联社科普及重点课题。《天台山文化简明读本》以台州历史沿革为经，以中原客籍人士带来北方文化，促进台州本土文化的萌芽、成长与成熟，并经历盛衰曲折为纬，阐述了台州文化有关分支的发展演变及其代表人物与其相关成就。全书视角新颖，征引史料翔实，文字流畅，结构简明扼要。是了解和研究台州文化的普及性读物，也可作为台州乡土文化教材使用。

中国历代王朝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于田赋（土地税），但在田赋的实际征解过程中，常伴随着不能及时足量缴纳的客观情况，以及拖欠、逃避田赋的主观行为，大致相当于现代财政学中“滞税”与“逃税”的综合体，此即常见于古代典籍中的一个专有名词—“逋赋”。大量史实证明，逋赋与国家财政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息息相关，逋赋治理是财政管理体制变迁的重要动力之一。《逋赋治理与明代江南财赋管理体制的变迁》主要从明代国家财政管理的视角切入，选取较具典型意义的江南地区为考察范围，围绕永乐北迁与明代货币财政体制变迁两条线索，探索明朝不同时期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对江南等地出现的逋赋问题的基本认识、应对措施、治理办法、实施效果，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制度变迁。

明清云南实施科举制度对社会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科举制度的实施稳定了云南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及各民族，而整理这些重要的科举文献，并按照年代的顺序进行编年，有助于对科举政策、科举法规、科举观念一目了然，在直观的年代顺序中，更能窥见当时科举制度实施的具体情况。首先是明清各种史料，如正史、方志等记载的云南科举文献；其次是明清乡试、会试录及朱墨卷以及文人笔记、文集、别集中涉及的科举文献资料；再次是明清两朝专门针对云南科举颁布的一系列政令和规制。《明清云南科举文献编年》适合于历史学、文献学等专业的人员参考阅读。

《行走西湖山水间/杭州全书·西湖丛书》从作者亲历的角度，对西湖数十年来文化遗产保护案例进行了忠实记录和客观阐述，从一个侧面还原了西湖在遗产保护方面的发展历程，提炼了西湖文化遗产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折射出世界文化遗产西湖的审美特质与时代属性。书中涉及的一碑一墓、一塔一祠、一井一路、一匾一联等，都是作者细心考证的对象，对西湖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对杭州文化景观的修复与地方文化的建设具有一定学术理论价值和实践参考意义。

《瓯风》是一本关于温州的人文MOOK，刊名沿用民国时期由刘绍宽、王理孚、黄式苏、高谊、梅冷生、陈仲陶、池志澂、林损、夏承焘等人编辑出版的文化刊物。一年两集，秉承可读可靠、新史料新史观、地方角度全国视野的编辑理念，颇受好评。目前已出版十八集。本集专题为民国雁荡山游记，多为首次整理，图文并茂，很具有可读性、资料性。另有研究及回忆孙衣言、林竞、董每戡、夏承焘、唐湜、赵超构等学人文章，颇有价值。

《宁波区域文化资源概览（套装共5册）》较为全面地叙述了宁波地域社会从古代到近代的历史变迁，揭示了宁波地域文化从远古时代河姆渡文化的鸿蒙初开，到时宋元时期成为浙东文化重镇，再到近代开埠通商后融会中西文化而开风气之先的历史进程，既有宏观的时空脉络叙述，又有微观的事件描述，使读者对宁波的地域历史及其独特的文化资源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

《宛委琅嬛：越地文献精粹》系2019年11月“北京·绍兴文化周”期间，特展于国家典籍博物馆“文献名邦·书香绍兴——越地历史文脉展”珍本古籍展品基础上，编选增辑的越地文献精粹。《宛委琅嬛：越地文献精粹》以历史时代为经，以学术脉络为纲，以古籍珍本为载体，力图通过展示历代先贤著书、郡人刻书、名家珍藏，来呈现古今绍兴的文明演进和学术延昌，彰显绍兴历史文脉的传承有绪。收录1949年以前书写或出版，以中国传统装帧形式存在的古籍共157种。其中105种为国家图书馆藏品；42种绍兴图书馆藏品；6种浙江图书馆藏品；2种上海图书馆藏品；2种私人藏书家藏品。《宛委琅嬛：越地文献精粹》共设六大篇章：先秦至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至民国。各章设立主标题，下有小序解题。每章下按侧重分设若干主题小节，共计二十七小节，主要以所涉人物生年或任职先后为序。

《青藏高原生活（英文版）》以“高原生活”为主题，精选《中国西藏》杂志英文版创刊以来的文稿33篇，涉及哈达、风马旗、玛尼石、燃香和煨桑、转山、藏刀、传统建筑、藏式木碗、印章、酥油花、宗教面具、洞窟建筑、唐卡艺术、世界大的金铜佛像、神山信仰、西藏清真寺建筑、大昭寺、西藏博物馆、登山、盐湖、高原湖泊的演化、林芝、阿里、桑耶寺、羌塘草原、骑行西藏，老虎，僧人生活，拉萨茶文化，游牧藏区的爱情信物等文化事项和史事。作者代表广泛，视角独特。

《武汉文化简史》以时间为序，对远古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武汉文化发生、发展、衍变的基本史实作了一番细致深入的阐释。全书共计九章，30万字，100余幅图片。本书在内容填补了武汉文化史通史类研究的空白，在理论观点上对武汉城市文化的生成机制、基本特征、主要现象进行了深入考察、细致描述，揭示了在城市现代化进程大背景下武汉城市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具体体现及内在机制。

2018年3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这一要求，既是对重庆的，也是对全国的。一年多来，重庆人民按照这一方向，勤奋工作，不懈努力，大踏步走在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道路上。讨论“文化与高品质生活”，既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入交流，也是为了更好地寻找重庆文化发展的新办法，以期加快提升人民高品质生活的步伐。严格来讲，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对人的作用将会产生不同的效果。在缺少物质生活的时代，很难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当然更谈不上高品质的精神生活。但是，一旦社会发展到一个高级阶段，即进入已经具备了丰富物质生活的时代，建立高品质精神生活便有了充分的条件。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时代，已经具备了为人民提供高品质精神生活的物质条件。所以，高品质生活是丰富的物质生活与丰富的精神生活的综合体现。近年来，重庆人民的物质生活从总体上讲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住得比较好、穿得比较靓、吃得比较丰富、手里的钱比较宽裕，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交通方便、信息畅达，市场物资充裕、公共保障和服务优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和谐幸福的现代社会让人们享受到社会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丰富的物质文化。与此同时，丰富的精神生活也充实着人们的生活空间。良好的社会环境、优良的社会服务、丰富的文化和旅游产品给人民提供了精神享受。特别是从旅游文化的角度来讲，发达的旅游文化产业所带来的丰富多元的旅游文化产品，如主题多样的旅游景区、游乐项目、休闲平台等，让人们能够释放各种精神压力。人们在学习和休闲娱乐中享受着旅游文化行业所提供的丰富产品。这是文化对高品质生活的贡献，也是提升高品质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是的，文化是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人类产生以来，文化就随着人类精神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所以，文化对人的精神作用是不可替代的。文化对人类的精神作用越大，人类精神生活的品质就会越高。探索文化如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为人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是我们的时代责任和使命。笔者认为可以从这样几种途径进行思考。一是文化产品必须着力于提升精神生活品质。一般来讲，文化产品都具有双重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我们所需要的文化产品当然必须是具有积极性的，而且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而现在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抛弃世俗的眼光，抛弃个人的利益，站在提升人民精神生活品质的高度，努力去攀登高峰，提供优秀的文化产品。二是必须着力于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文化是世界的，是人类所共有的，是长远的，我们所提供的文化产品，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只参照当下的中国，而要站在世界的高度、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高度，利用一切已有的、未知的文化资源，调动一切艺术家、科学家、企业家等的积极性，创作或生产出具有深刻思想性、丰富艺术表达力，促进人民健康生活的文化产品。三是必须着力于促进多层面群体接受。文化产品本来就是多层面、多元化的，在生产各种文化产品的过程中，在引导文化消费的措施中，在服务人民群众的态度中，一定要尊重文化规律，一定要尊重人民权利，一定要着眼于文化效应，做到不强迫、不武断、不粗暴。四是必须着力于文化产品的丰富多元性。我们要放宽眼界、聚焦未来，着眼人民对文化的需求，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充分发挥人民的聪明才智，创造更加丰富的文化产品，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融入先进文化之中。五是必须立足当前。任何人都有自己的根，任何文化都有自己的源头。提升中国人民的高品质精神生活，首先是要认识中华民族的伟大，要扎根于优秀的中华文化之中，这个原则一点也不能含糊，一点也不能偏移。所以，我们必须进一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将其推广开来，让当今的中国人民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在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过程中，提升我们的精神生活水平。作为重庆地区的文化艺术工作者，在着眼大局的情况下，更有责任和义务把我们自己的地方文化整理出来，传播开来，教育和影响重庆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