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社会分层成为媒体和公众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以阶层来代替“阶级”，这是中国社会近年来一个有特殊意义的突破。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社会学教授李强说：“回顾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意义最大的、最为根本的变化、莫过于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结构的变迁的核心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基础教育投资不足，是导致农村日渐贫困、失业日甚一日的根源，甚至是中国始终不能成为强国的根源。高素质的国民队伍，对中国经济而言，绝对是极其昂贵的财富。

《差异》倡导“新对话”主义，既“求同”，更“存异”，不在“求同”中抹杀差异，而是将“求同”视为“理解”，因此我们所谓的“对话”就是理解差异，宽容差异，让差异成为我们思想的活水，让差异成为我们生活镜鉴。在新对话主义看来，德国哲学的“主体向性”必须改写为“他者间性”，因为只有做到了互为他者，互为主体才能真正实现，否则无异于缘木求鱼。孔夫子之“克已复礼为仁”者，其此之谓软？《差异》的新对话主义无非表明了一个最基本的学术原则——“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过这不能止步于其纯粹的方法论意义，而是更应当成为一种本体论。差异本是世界的生态。差异作为方法，其目的就是为了保证差异这一世界的原生态。

本词典共收词条约2000条。本词典正文词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首字同音同调者，以第二字为准。余类推。词条主要由五部分组成：A.汉语名。B.英语名。C.释义。D.出处均用方括号【】标示。《圣经》各书书名均采用缩略形式，放在首位；章目采用罗马数字表示，放在中间位置；小节段落行数采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放在最后。例如，《马太福音》第二十七章第四十六节，略为【太 XXVII 46】。E.词目内容对世界，特别是西方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一词多义的词条，用（1）（2）（3）（4）（5）……分项叙述。词目一般采用通行的译名。外国人名、地名、术语等词目一般按“名从主人”的原则，部分词目译音有出入但至今仍习用的词目旧名，则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沿用。释文中出现未列专项词条的人名、地名，酌情加注。词目内容基本相同者注有“参见×××”条。词典前有“词目拼音检字表”，词典末附“外文译名索引”“词目汉字笔画索引”“汉语分类词目索引”供检索。

在这套对话录丛书策划的过程中，我们（“我们”已经是个不能轻易使用的词）首先感觉到我们一些所谓的“人文知识分子”，其实愧对“人文”二字和“人文知识分子”的称谓，因为无论是面对历史还是回应现实时，我们不时感受到自己的狭隘和无力，感受到清理知识与思想背景的重要。事实上，如果不能摆脱狭隘的视域，不能清理知识体系和思想背景，那么，所谓的“批判”和“创新”也就成了一句空话。这么多年，我们已经有过株守疆域、止步藩篱的教训。所以，我们期待有一次思想的飞翔。由这套丛书结集起来的一批人，基本上是“人文知识分子”一类。我们在各自的对话中，，几乎都讨论到“知识分子”问题。王尧、林建法主编的这套《新人文对话丛书》表达了人们在“对话”这个时代的所思所想，纪念因为思和想而拥有的痛苦和快乐。酝酿的对话人选，都是声誉卓著的作家和学者，有冯骥才、周立民、韩少功、王蒙、李欧梵、苏童……丛书的“思想状况”，大致可以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思想文化界的部分轮廓，这些“人文知识分子”对思想文化问题的种种解释，散发着各自生命的体温，在一定意义上，这套对话录丛书也是对话者的精神自叙。

本书为儿童拼音读物，收录了宇宙产生的答案、魔魂创造的世界、等待媳妇的大山、七日婴儿杀枭雄等故事。

这本对话录的主角李锐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者，他对当代汉语写作中的思想问题一直持有自己的思考，而且始终怀着积极的姿态，敏锐、直率地回应现实中的思想文化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与思想文化语境中，李锐作为一个思想者的角色日渐鲜明，他对当代汉语写作的思考，从来不是单一地关注一个个纯粹的语言问题，缠绕他的始终是让他难以释怀的“中国问题”。在这一点上，李锐和韩少功有异曲同工之处。一起和李锐他们去湖南乡下看少功的方方告诉我，李锐和少功在一起就要争论那些思想理论问题。这大概就是“人以群分”吧。

《中西方文化比较概论》是为配合大学面向21世纪培养全面人才的文化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而编写的。全书共分九章，主要对中西方文化的基本差异、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文学艺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教育方式、中外企业文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述，通俗易懂。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教科书，也是一本很好的文化知识读物。

克劳威尔一直倾向于“包豪斯”建筑派的设计风格。这样一种以工业和社会共同发展的崭新“现代”世界的理念永远不会背弃他。特别是“包豪斯”的建筑师和设计师们，他们的工作创建了社会生活的具体元素，并激发了克劳威尔成为设计师的理想。作为一名设计师，克劳威尔很早就开始与瑞士一些著名大学接触。他发现了卡尔·科斯特纳、杰勒德·伊费尔这样令人鼓舞的对话伙伴（1952年、1953年他与后者共同工作了两年之外）。从一开始，克劳威尔就被他们在印刷艺术中表现的理性因素强烈吸引，这种因素也逐渐广为人知。从1954年到1956年，克劳威尔设计出范阿贝博物馆所有的手册和海报，放在一起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些作品构成一个系列。他选择Gill作为印刷字体，他喜欢它的形状（Gill的每个字号都有单独的刻版）。其深浅层次富于变化，与粗体到斜体等不同的外形结合，演绎出千万种字形变化。这种字体满足了排序游戏的需要。

2002年春天，王尧、林建法准备主编一套《新人文对话丛书》。酝酿的对话人选，都是声誉卓著的作家和学者，欧梵先生自然是当然的人选，而且就落实给了季进。说来也巧，2002年5月，欧梵先生正好应陈思和、王晓明教授之邀，再次访问上海。季进本来想请他和师母一起到苏州的东山住几天，傍着湖光山色，一边休息，一边访谈。可是电话打过去，欧梵先生告诉季进，上海的日程早已排得密不见风，根本不可能来苏州了。还是欧梵先生善解人意，提出让季进到上海去，一有时间，随时就谈。于是，季进住到了上海图安宾馆，每天随着欧梵先生穿梭于各个大学，应付着各路媒体，有了间隙，就见缝插针。原来想得很悠闲的访谈，变成了快节奏高强度的工作。最集中的一次，竟然是在抽暇游览乌镇的路上，来回四个小时，欧梵先生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古典幽静的水乡情调，与“现代性”、“都市文化”、“全球化”奇异地幻化在了一起。后来，他们夫妇从上海到东南大学参加东大的百年校庆（东南大学是欧梵先生父母的母校），季进又赶到东南大学的榴园咖啡厅和他们见面，到健雄楼听他关于人文主义的演讲。那天晚上盛况空前，很大的演讲厅挤得满满的，连玉莹师母都没有了位子。一个好心的同学给了季进半张报纸，季进才得以席地而坐，给他们的访谈划上了一个句号。演讲结束，他们一起到秦淮河边的夫子庙吃宵夜，桨声灯影，春风沉醉，紧张了好些天的身心似乎才为之一松。这本书，就是根据前后八天的访谈演讲录音整理而成的。应该说明的是，它并不是全真式的实录，欧梵先生回到美国后又寄来一些演讲稿、专栏稿的资料，季进把一部分相关的内容也整合了进来，以求更全面地反映和表述欧梵先生近年来的思考。

本书系统阐述了大众文化产生的背景，演变的历史，其理论根据和主要特征，探讨了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迅速蔓延的根源、它的发展趋向，以及对文化、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