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语与文化研究》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学术文化节的标志性成果，自出版面世以来一直备受广大师生的关注和欢迎，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与以往一样，我们注重论文的学术性、理论性和参考性，本着“求精、求新”的选编原则，力争为大家呈上一本主题丰富、内容精彩的文集。《外语与文化研究》第九辑共收编上外师生论文87篇，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一、语言学：包括普通语言学、语义学、语用学、句法学、词汇学、对比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等，共选论文28篇；二、翻译学：包括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实践研究、翻译批评等，共选论文19篇；三、文学：包括文学理论、各国别文学理论流派和作品分析等，共选论文10篇；四、复合学科：包括中外文化交流、教育学、世界政治、国际经贸等，共选论文30篇。 全书由上外研究生部举办的一年一度研究生学术科研论文大赛中的获奖论文及上外教师的科研论文集合而成。这些学术性和实践性兼具的理论成果，是作者们在各自研究领域中经过刻苦探索，根据各自研习心得和实践经验撰写而成的。他们从特定的视角就学术界普遍关心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发表了独到见解，进行了充分阐释，对于从事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士而言具有较高的参考与借鉴价值。对于人编的所有文稿，我们统一了格式体例，一律按照标题、作者、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的顺序排列，按照上述四大内容分门别类，每一部分又按照论文的具体方向和语种进行了归类整理，以便读者查询、阅读及参考。

《中国服饰（法文版）》以中国服饰文化的起源、形成、繁荣、发展、演变全过程的物质性特点和精神性特点为对象，记述了各个历史时期服饰文化的发展演变，其中涉及服饰门类、穿着方式、服饰制度、服饰材料、服饰纹样、发式打扮诸方面。服饰是多源的文化，各民族的服饰文化在发展的道路上互相交融，都以本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从中华服饰文化发展的长河，找出演变的客观规律，对于弘扬中国优秀服饰文化传统，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饰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服饰（法文版）》是一部研究中服饰文化传承历史专题著作。全书以11章的篇幅和大考古发现实物研资料及文献典籍，系统、全面、翔实而又简明地阐述了中华服文化自旧石器时代产生后，在夏商周、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辽金西夏元、明清、十九世纪期至二十纪前半叶漫长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及演变，现了中华服饰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历程和多姿多彩、绚烂深厚的文化底蕴。全书配插的近千幅随文插，形象而又生动地展示了各个历史时的服饰样式、纹样、佩饰等。

军制，又称“兵制”。中国古代军制是历代最高统治阶层建立的一整套有关军事的制度，能够组织、管理、使用、发展和储备军事力量。从夏朝到清朝，中国军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变化，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演变。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军事体制，军队编制，士卒训练，职官兵役，军队调发，战时指挥，粮饷兵器，马政保障等。

《葛兰西与文化研究》由和磊所著，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为核心，集中而详细地阐述了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如何影响文化研究，而文化研究在运用葛兰西的理论中又是如何挪用甚至改造葛兰西的。《葛兰西与文化研究》以历史为线索组织结构，在详细阐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基础上，集中阐述了英国文化主义、伯明翰学派、斯图亚特·霍尔、后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费斯克等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派别或代表性的人物与葛兰西的密切关系，还阐述了葛兰西的知识分子理论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价值。在结论部分，本书考察了最近西方学术界关于“后霸权”问题的讨论，进一步反思和评价了葛兰西的领导权理论在当今世界的意义与价值。本书不仅仅是一部文化研究的葛兰西接受史，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部文化研究的发展史。

说到刘基文化研究，想起毛佩琦教授当年曾说过，历史人物与历史人物文化，是相同却又不尽相同的事情。说其相同，是因为他们均出于对一个人物的研究；说其不同，是因为我们进行历史人物研究是对该人物在历史上真实活动的考察，而历史人物文化的研究，则是对于与该历史人物相关的文化现象的考察。历史上并非所有人物均可称之为“文化”，只有关公、诸葛亮等少数通过历代人为打造而形成特定文化现象的历史人物，才能称之为“文化”，刘基便是这少数历史人物其中之一。

玉泉寺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隋朝时为天台宗祖庭之一，智者大师在此宣讲《法华玄义》《摩诃止观》，首创天台宗道场；唐为禅宗北宗祖庭，弘景、神秀、普寂、一行等高僧在寺创倡渐悟禅法；宋释道源、宋绶、宋祁鳊撰《景德传灯录》于此寺；张九龄、李白、白居易、孟浩然、元稹等历代文人墨客为之留下许多诗词、碑刻；中国关公文化也起源于此。《中国文化知识读本：玉泉寺》由高岩编著。

贵州是阳明心学的始创地和首传站，黔东北地域是贵州阳明文化的重要传播地。从黔东北地域文化的视角对阳明文化进行研究，是一项具有开创性的事情。元末明初黔东北地域文化圈的形成以及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融合的加强，为阳明文化的快速传播奠定了文化基础。李渭心学思想的形成及其晚年在家乡讲学，培养了大批王门弟子，使黔东北地域王学的传播代有传人。在现代性语境下，对阳明文化及其主要遗迹进行挖掘梳理，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势，显得极为迫切。

李泽厚认为，中国文明有两大征候特别重要，一是以血缘宗法家族为纽带的氏族体制，一是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两者紧密相连，结成一体，并长久以各种形态延续至今。《说巫史传统（李泽厚旧说四种）》所收《论巫史传统》《《说儒法互用》和《“说巫史传统”补》，专题论述了“理性化了的巫史传统”是如何源起、如何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特质，以及如何构成我们传统的基本文化范畴。这些相互关联、发展的重要论述，从源头上探寻了中华文化的奥秘。

本书是曾经在《文史知识》工作过的前辈同人和正在《文史知识》工作同人有关在《文史知识》工作的回忆、杂感，以及《文史知识》编委写的他们与结缘《文史知识》以及多年来与本刊的深厚情谊。是《文史知识》三十年历程的一个缩影与回顾。这里的几十篇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回忆了与《文史知识》相关的亲身经历，其中有创业的艰辛和喜悦，有坚守的甘苦和淡定，有与大师硕儒请益得到的启迪，有与读者交往生发的感动，有作者的深情厚意，有在编辑工作中收获的快乐……这是对《文史知识》的真情实感，是一份宝贵经验，同时也是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史、出版史、期刊史的一份不可多得的资料。

在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一批宁波裁缝率先掌握了做西服的技术，给当时来中国的红头发外国人做西服，这批工匠被称为“红帮裁缝”。“红帮”在百年传承中，扮演着中国近现代服装业开拓进取的重要角色，积淀了“敢为人先、精于技艺、诚信重诺、勤奋敬业”思想底蕴，已经成为“新红帮人”乃至整个中国服装业的文化灵魂。红帮裁缝源自传承几千年的中华服饰文化。清末民初，帝国列强大举入侵，在沿海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里洋人簇拥、洋行林立，一时间，西装在洋行职员乃至富家子弟之间猛然兴起，成了身份和财富的眩目标记。于是，一部分迫于生计的本帮裁缝（中式裁缝）不得不放弃长袍、马褂、对襟衣，改做西服。当时，国人称外国人为“红毛人”，为外国人服务的行业都要加上“红帮”两字。“红帮裁缝”的称谓由此而起。 红帮裁缝的发祥地在奉化江两岸，孕育于上海，发迹于哈尔滨、长春、大连、北京、天津、汉口和青岛、济南、南京、苏州、重庆等20余个城市。据《奉化县志》、《上海总商会月报》、《上海市大观》等文献所载，1896年，曾到日本学过艺的江良通回国后在上海开设“和昌洋服店”。同样在日本学过艺的王睿谟于1891回国返乡，带其子王才运到上海做“包袱裁缝”，1900年创办“王荣泰”洋服店。 红帮的崛起离不开宁波特有的历史文化背景。由于宁波重商、惠商观念以及后来产生的“工商皆本”思想根深蒂固并成为一种传统。近代城市和工商业的发展，使原本以“穷家难舍，熟土难离”的农民、乡间工匠开始新的生活求索，揖别故乡，四出探寻新的生活出路。这些因素催生了红帮的兴起。 十九世纪末，上海红帮裁缝王睿谟为民主革命家徐锡麟做过中国式西服；二十世纪上叶，上海红帮裁缝名店“荣昌祥”和“培罗蒙”等为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要员做过一大批中山服和军服；二十世纪50年代，上海红帮名师为陈毅市长等上海市领导做过西服、中山服；1956年迁京的北京红帮服装店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做过毛式中山服和西服。 一个多世纪来，红帮裁缝技艺共经历了四个时期：一、明末清初期的孕育期，当时宁波裁缝合计250余人；二、20世纪初的萌芽期，在北平、上海、苏州、天津共400余人；三、20世纪20年代起的拓展期和成熟期，此时，红帮裁缝在北平、上海、苏州、天津及山东、东三省、南京、汉口、长沙等大中城市共有2万余人，他们依赖自身的手艺，借鉴西方的工艺，在量、算、缝、试中运用刀功、手功、车功、烫功和“推、归、拔”原理，久而久之总结了西服工艺的九个势（胁势、胖势、窝势、凹势、翘势、剩势、圆势、弯势、戤势。如袖笼山头必须做到圆顺，袖子要做成有弯势，后背要有戤势使两手伸缩方便，子口要有窝势，不向外翘，前胸要有胖势，肩头要有剩势）、十六个字的规格标准（平、服、顺、直、圆、登、挺、满、薄、松、匀、软、活、轻、窝、戤），成为中国裁缝的经典理论。同时，红帮裁缝还创立了中国服装业的五个第一：制作了第一套中山服、第一套西服，开设了第一家服装店、第一家服装学校，编撰了第一部服装专著；四、20世纪80年代末为奉献期，在宁波、深圳、温州共400多人。目前，散居各地的红帮老人，大多数谢世，健在的约有100多人，都已进入耄耋高龄。 据红帮老人介绍，奉化境内较为明显的红帮裁缝有三支，一支是以王睿谟为代表的江口镇王溆浦村王氏一脉，另一支是以江良通为代表的江口镇前江村江氏一脉，再一支是以顾龙海为代表的西坞镇顾家畈村顾氏一脉红帮裁缝历经风雨洗礼，终以精美绝伦的制作技艺，信誉第一的职业道德为世人所瞩目，他们的创业和创新精神，已成为宁波创建中国服装之都的历史底蕴，正有力地推动着欣欣向荣的当代服装业。1997年8月，国务院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命名奉化为“中国服装之乡”；2005年“红帮裁缝”成功申报浙江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